1996—2005年，山东先秦秦汉史研究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先秦史领域，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殷商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秦汉史领域，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的研究均有深化。
一、主要著作1996年，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着眼于秦汉时期各项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演变和特点，梳理了该时期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兼论众说，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李衡眉《昭穆制度研究》（齐鲁书社）阐释了昭穆制度的本源与实际状况，并分析了昭穆制度与宗庙、祭祀、墓葬、婚姻、继承及宗法制度的关系。
1997年，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全面地剖析了两汉乡村社会的内部结构，全景式地展现了两汉时代乡村生活的面貌。
1998年，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通过考证战国策文的产生、传播、结集等过程，探究战国策文产生的途径。在策文考证、编年基础上，研究战国策文发展史以及汉代以后的流传和影响。
2003年，傅永聚、韩钟文《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全二十一卷）》丛书（中华书局）以时间为经，以代表人物及其学术观点为纬，总结和评述了百年来中国儒学研究的成果，展示了20世纪各历史阶段不同思想流派在儒学研究和争鸣中的风貌，梳理了百年儒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关系，阐述了百年中国儒学研究的思路走向和心态演变，探讨了未来儒学研究和发展的基本趋势。丁鼎《〈礼仪·丧服〉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分8章，对《丧服》经传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对《丧服》的经、传、记的构成与作者、撰作年代、历代学者讨论一一评述探讨。马新、齐涛《中国远古社会史论》（科学出版社）对中国远古社会给予充分探讨，在洪水与创世纪、聚落的形成发展与消亡、方国与方国联盟体系的构架等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取得新进展。
2005年，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人民出版社）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和亲的渊源、类型、规律、特点、和亲公主的身份、作用以及有关的理论问题，详尽论述了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各种类型和亲的背景、功能、性质、意义及影响，从新的视角阐述了中国古代和亲与西域文明的关系，构建了“和亲文化”的理论构架。
其他研究成果还有：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华文化起源志》，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田昌五、漆侠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四卷本）》，安作璋、孟祥才《汉高帝大传》，孟祥才《先秦秦汉史论》《秦汉人物散论》，孟祥才、傅崇兰《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孟祥才、胡新生《齐鲁文化思想史·先秦秦汉卷》，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夏商周文明新探》《中国上古文明考论》，曾振宇《前期法家研究》《中国气论哲学研究》，曾振宇、范学辉《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吴存浩《中国农业史》，党明德《历代李氏望族》，傅永聚等《中国政治制度论纲》，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巫卜祈禳》，谢祥皓《中国兵学（三卷本）》，李衡眉《先秦史论集》，刘士圣、刘扬《中国妇女通史》，仝晰纲《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王克奇《传统思想新论》《齐鲁文化通史·秦汉卷》，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张仁玺《秦汉家庭研究》，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王晓毅《国学举要·道卷》，范学辉《儒家史学思想研究》，王继训《汉代诸子与经学》，李玉福《秦汉制度史论》，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范跃进《齐地历史名人》，孟天运《先秦儒道法社会思想研究》，张金光《秦制研究》，陈广忠、梁宗华《道家与中国哲学（汉代卷）》，崔明德《先秦政治婚姻史》，张富祥《齐鲁文化通史·远古至西周卷》，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等。
二、主要论文研究成果涉及领域广泛，优秀论文不断涌现。
（一）思想文化史研究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轫阶段，随着传统文化研究热潮持续不断，论文数量众多。
1996年，胡新生《禹步探源》（《文史哲》1996年第1期）认为，禹步起源于春秋时期巫师的跛步，算是对禹步起源的一种阐释。东汉道教创立以后，禹步成为道教召役神灵的法术。
1998年，于孔宝《论稷下之学与战国文化中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论述了稷下学宫的建立及稷下之学的兴起，以及稷下之学具有政治性与学术性双重性质及求实务治、经世致用和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两个显著特征；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文化中心，主要表现在政治咨询、学术交流、教育培训、科技传播、图书资料5个方面。
2000年，曾振宇《商鞅法哲学研究》（《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指出，法家学派在时间上有前期、后期之分，在地域上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从“法治”到“德治”，这是商鞅法学理论的逻辑过程，也是商鞅法学理论的全部内涵。
其他成果还有：胡新生《周代傩礼考述》《论汉代巫蛊术的历史渊源》《政治意识笼罩下的原始五行观——对〈洪范〉“五行”概念的性质及其思想史意义的再认识》《试论春秋时期贵族婚礼中的“三月庙见”仪式》《西周时代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周人尚赤”说的历史考察》，曾振宇《由法返德：商鞅社会理想之分析》《中国气论哲学的西化历程》《董仲舒“天人合一”学说再认识》《“法天而行”：董仲舒天论新识》《王充气论的思想史意义》《王廷相气论哲学新探——兼论中国古典气论哲学的一般性质》《张载气论哲学论纲》《“气”作为哲学概念如何可能》《论“气”》，范学辉《从公孙弘看汉初儒墨的融合》，黄宝先《论齐国的工商观念文化》，梁宗华《郑玄的人格与经学》《班固的儒学观对〈汉书〉的影响与制约》，马亮宽《试论汉初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略论汉初的士大夫》，王克奇《齐鲁文化与秦汉的博士制度》《墨子与孔子、老子、韩非关系论》《汉代的道家和异端思想》《齐鲁文化和儒道二家》，李纯仁、耿志勇《〈左传〉筮例与文王演〈周易〉》，张华松《秦代的博士与方士》，林忠军《论两汉易学的形成、源流及其特征》，安作璋、刘德增《齐鲁博士与两汉儒学》，仝晰纲《〈六韬〉的成书及其思想蕴涵》，马新《论两汉民间的巫与巫术》《原始家族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寇养厚《东汉中后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盛衰变化》，刘玉平《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论〈周易〉思维形式的特色》《论〈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杨端志《中国尚黄文化及“黄”词族的历史考察》，孟祥才《西汉前期的历史反思与社会进步》《从秦汉时期皇帝诏书称引儒家经典看儒学的发展》，蔡德贵《论先秦齐国与稷下古典自由主义》。
（二）政治史、军事史研究探讨的问题包括官僚制度、行政体制、人事管理、法律、刑罚、军事制度、战争史、兵学等方面。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仝晰纲《秦汉时期的乡里豪民》《秦汉郡国农官考实》《春秋战国时期乡村社区的变异及其社会职能》《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汉代的乡里风谣与举谣言》《汉代选官制度刍议》《道德教育与汉代乡治》，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关系》《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有关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的几个问题》《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法定概念》，周晓瑜《秦代“隐宫”制度探微》《秦代“隐宫”“隐官”“宫某”考辨》，寇养厚《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传〉》，赵沛《汉武帝时期的经学与政治》《汉代边塞的档案管理——以居延边塞为例》《汉代的社会结构与宗族聚居形态》，国光红《齐长城肇建原因再探》，宋艳萍《汉末公羊学衰落原因探析》，于云汉《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居民组织及其管理》，刘乃亮《关于左徒的级别问题》，乔国华《汉武帝时期中朝形成过程简析》，陈新岗《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王连儒《西汉中叶及曹魏后期之琅琊王氏政治》，崔明德《先秦政治婚姻初探》《中国古代和亲的文化影响》，郑杰文《河间儒学中心对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谭景玉《汉代上公制度考述》。
（三）经济、社会史研究经济史研究集中在土地制度、劳动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赋税政策等方面。社会史方面涉及乡里村落与宗族、婚姻与家庭、丧葬、祭祀、民间信仰、神祇崇拜、民谣民谚、乡村风情等。
张金光《银雀山汉简中的官社经济体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以银雀山汉简《田法》等篇为依据，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提出了先秦普遍存在的官社经济体制模式。并指出，这是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授田，建立起强制性的份地农分耕定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土地国有制下，以国家行政系统为统绪，以农为本，寓兵于农的新的政、农、军合一的社会经济体制。
其他成果还有：马新《汉代民间禁忌与择日之术》《两汉乡村管理体系述论》《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里社》《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宗族》《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气候与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吴存浩《西周时代葬俗试论》，于云汉《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一次高潮》，顾向明《试论汉代礼制的形成与演变》，王继训《两汉之际士人与士风》，刘厚琴《东汉道德教化传统及其历史效应》，张涛《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赵梦涵《桑弘羊财政工商调控论》，丁鼎《〈礼仪·丧服〉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周新芳《近年来井田制研究的趋向与特点》，李炳泉《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张仁玺《秦汉家族成员连坐考略》，张越的《〈考工记〉的工艺美学思想》，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及商业资本与城市经济的关系》《略论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战国秦汉时期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参政现象探析》。
（四）历史人物、古籍整理、考据等研究1997年，李衡眉《三皇五帝传说及其在中国史前史中的定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认为，三皇时代是“以石为兵”的旧石器时代，凡神农氏以前的传说人物，均可视为这一时代的氏族代表；五帝时代的黄帝处于“以玉为兵”的新石器时代，婚姻形态属于母系氏族的对偶婚时期，大体与仰韶文化同步；其后的颛项、帝喾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父系制阶段，大体与大汶口文化中后期的情况相符；到五帝中最末两位的尧、舜时代，已属中国氏族社会末期，即将迈入“以铜为兵”的文明门槛了，大体与龙山文化的情况相一致。
2005年，张富祥《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认为，以干支纪名之俗起于上古贵族在同姓内婚范围内按母系分宗的传统，实质上是早期父系家长继承制下“子从母姓”的一种变制。日名制在母系为区别婚姻关系，在父系则为分宗，母系与父系同用一套日名符号，带有后世所称“姓氏合一”的特征。
其他成果还有：杨朝明《周公长于管叔考》《“鲁季氏立费国”说商榷——兼论曾子处费之地所在》《周公东征史实诠说》《关于〈六韬〉成书的文献学考察》《上博竹书〈鲁邦大旱〉管见》，董治安《略谈范蠡及其有关文献记载》《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汉代经学简议三题》《汉代〈书〉的承传与〈书〉学的演化——〈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郑杰文《战国策士文作的产生和结集》《秦至汉初时战国策文的流传》《〈战国策〉的佚文及其佚失原因》，张涛《〈孝经〉作者与成书年代考》，景以恩《商族源于齐东新探》，蔡凤书《城址、文字及文明起源》，徐鸿修《秦汉时期两次大规模更改地名的比较》，王文清《〈左传〉中“王孙满”的身世考辨》，孟祥才《司马迁悲剧与结局新释》《析戾太子之狱》，孙玮《商族起源新探》，王继训《王莽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辨析》《关于刘歆命运悲剧的再认识》，晁岳佩《“三望”蠡测》《〈春秋〉说例》，江林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张为民《汉代官吏“故不以实”考》，王承略《论〈齐诗〉学派与王莽的关系及其在东汉的命运》，李衡眉《周公旦为鲁国始封之君说》，刘伟、胡海香《〈史记〉电子资源述评》，孙玉太《论陈平》。
其间，山东承办一系列国际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会议。主要有：1996年９月淄博《春秋》经传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年8月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山东大学等举办的桓台中国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1999年10月新泰中国先秦史学会全国首届杞文化学术研讨会，2000年10月莒县中国先秦史学会莒文化专题研讨会，2002年4月禹城全国首届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等。
第一节 先秦秦汉史研究
1996—2005年，山东先秦秦汉史研究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先秦史领域，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殷商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秦汉史领域，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的研究均有深化。
一、主要著作1996年，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着眼于秦汉时期各项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演变和特点，梳理了该时期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兼论众说，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李衡眉《昭穆制度研究》（齐鲁书社）阐释了昭穆制度的本源与实际状况，并分析了昭穆制度与宗庙、祭祀、墓葬、婚姻、继承及宗法制度的关系。
1997年，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全面地剖析了两汉乡村社会的内部结构，全景式地展现了两汉时代乡村生活的面貌。
1998年，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通过考证战国策文的产生、传播、结集等过程，探究战国策文产生的途径。在策文考证、编年基础上，研究战国策文发展史以及汉代以后的流传和影响。
2003年，傅永聚、韩钟文《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全二十一卷）》丛书（中华书局）以时间为经，以代表人物及其学术观点为纬，总结和评述了百年来中国儒学研究的成果，展示了20世纪各历史阶段不同思想流派在儒学研究和争鸣中的风貌，梳理了百年儒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关系，阐述了百年中国儒学研究的思路走向和心态演变，探讨了未来儒学研究和发展的基本趋势。丁鼎《〈礼仪·丧服〉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分8章，对《丧服》经传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对《丧服》的经、传、记的构成与作者、撰作年代、历代学者讨论一一评述探讨。马新、齐涛《中国远古社会史论》（科学出版社）对中国远古社会给予充分探讨，在洪水与创世纪、聚落的形成发展与消亡、方国与方国联盟体系的构架等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取得新进展。
2005年，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人民出版社）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和亲的渊源、类型、规律、特点、和亲公主的身份、作用以及有关的理论问题，详尽论述了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各种类型和亲的背景、功能、性质、意义及影响，从新的视角阐述了中国古代和亲与西域文明的关系，构建了“和亲文化”的理论构架。
其他研究成果还有：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华文化起源志》，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田昌五、漆侠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四卷本）》，安作璋、孟祥才《汉高帝大传》，孟祥才《先秦秦汉史论》《秦汉人物散论》，孟祥才、傅崇兰《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孟祥才、胡新生《齐鲁文化思想史·先秦秦汉卷》，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夏商周文明新探》《中国上古文明考论》，曾振宇《前期法家研究》《中国气论哲学研究》，曾振宇、范学辉《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吴存浩《中国农业史》，党明德《历代李氏望族》，傅永聚等《中国政治制度论纲》，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巫卜祈禳》，谢祥皓《中国兵学（三卷本）》，李衡眉《先秦史论集》，刘士圣、刘扬《中国妇女通史》，仝晰纲《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王克奇《传统思想新论》《齐鲁文化通史·秦汉卷》，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张仁玺《秦汉家庭研究》，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王晓毅《国学举要·道卷》，范学辉《儒家史学思想研究》，王继训《汉代诸子与经学》，李玉福《秦汉制度史论》，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范跃进《齐地历史名人》，孟天运《先秦儒道法社会思想研究》，张金光《秦制研究》，陈广忠、梁宗华《道家与中国哲学（汉代卷）》，崔明德《先秦政治婚姻史》，张富祥《齐鲁文化通史·远古至西周卷》，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等。
二、主要论文研究成果涉及领域广泛，优秀论文不断涌现。
（一）思想文化史研究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轫阶段，随着传统文化研究热潮持续不断，论文数量众多。
1996年，胡新生《禹步探源》（《文史哲》1996年第1期）认为，禹步起源于春秋时期巫师的跛步，算是对禹步起源的一种阐释。东汉道教创立以后，禹步成为道教召役神灵的法术。
1998年，于孔宝《论稷下之学与战国文化中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论述了稷下学宫的建立及稷下之学的兴起，以及稷下之学具有政治性与学术性双重性质及求实务治、经世致用和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两个显著特征；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文化中心，主要表现在政治咨询、学术交流、教育培训、科技传播、图书资料5个方面。
2000年，曾振宇《商鞅法哲学研究》（《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指出，法家学派在时间上有前期、后期之分，在地域上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从“法治”到“德治”，这是商鞅法学理论的逻辑过程，也是商鞅法学理论的全部内涵。
其他成果还有：胡新生《周代傩礼考述》《论汉代巫蛊术的历史渊源》《政治意识笼罩下的原始五行观——对〈洪范〉“五行”概念的性质及其思想史意义的再认识》《试论春秋时期贵族婚礼中的“三月庙见”仪式》《西周时代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周人尚赤”说的历史考察》，曾振宇《由法返德：商鞅社会理想之分析》《中国气论哲学的西化历程》《董仲舒“天人合一”学说再认识》《“法天而行”：董仲舒天论新识》《王充气论的思想史意义》《王廷相气论哲学新探——兼论中国古典气论哲学的一般性质》《张载气论哲学论纲》《“气”作为哲学概念如何可能》《论“气”》，范学辉《从公孙弘看汉初儒墨的融合》，黄宝先《论齐国的工商观念文化》，梁宗华《郑玄的人格与经学》《班固的儒学观对〈汉书〉的影响与制约》，马亮宽《试论汉初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略论汉初的士大夫》，王克奇《齐鲁文化与秦汉的博士制度》《墨子与孔子、老子、韩非关系论》《汉代的道家和异端思想》《齐鲁文化和儒道二家》，李纯仁、耿志勇《〈左传〉筮例与文王演〈周易〉》，张华松《秦代的博士与方士》，林忠军《论两汉易学的形成、源流及其特征》，安作璋、刘德增《齐鲁博士与两汉儒学》，仝晰纲《〈六韬〉的成书及其思想蕴涵》，马新《论两汉民间的巫与巫术》《原始家族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寇养厚《东汉中后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盛衰变化》，刘玉平《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论〈周易〉思维形式的特色》《论〈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杨端志《中国尚黄文化及“黄”词族的历史考察》，孟祥才《西汉前期的历史反思与社会进步》《从秦汉时期皇帝诏书称引儒家经典看儒学的发展》，蔡德贵《论先秦齐国与稷下古典自由主义》。
（二）政治史、军事史研究探讨的问题包括官僚制度、行政体制、人事管理、法律、刑罚、军事制度、战争史、兵学等方面。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仝晰纲《秦汉时期的乡里豪民》《秦汉郡国农官考实》《春秋战国时期乡村社区的变异及其社会职能》《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汉代的乡里风谣与举谣言》《汉代选官制度刍议》《道德教育与汉代乡治》，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关系》《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有关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的几个问题》《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法定概念》，周晓瑜《秦代“隐宫”制度探微》《秦代“隐宫”“隐官”“宫某”考辨》，寇养厚《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传〉》，赵沛《汉武帝时期的经学与政治》《汉代边塞的档案管理——以居延边塞为例》《汉代的社会结构与宗族聚居形态》，国光红《齐长城肇建原因再探》，宋艳萍《汉末公羊学衰落原因探析》，于云汉《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居民组织及其管理》，刘乃亮《关于左徒的级别问题》，乔国华《汉武帝时期中朝形成过程简析》，陈新岗《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王连儒《西汉中叶及曹魏后期之琅琊王氏政治》，崔明德《先秦政治婚姻初探》《中国古代和亲的文化影响》，郑杰文《河间儒学中心对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谭景玉《汉代上公制度考述》。
（三）经济、社会史研究经济史研究集中在土地制度、劳动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赋税政策等方面。社会史方面涉及乡里村落与宗族、婚姻与家庭、丧葬、祭祀、民间信仰、神祇崇拜、民谣民谚、乡村风情等。
张金光《银雀山汉简中的官社经济体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以银雀山汉简《田法》等篇为依据，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提出了先秦普遍存在的官社经济体制模式。并指出，这是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授田，建立起强制性的份地农分耕定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土地国有制下，以国家行政系统为统绪，以农为本，寓兵于农的新的政、农、军合一的社会经济体制。
其他成果还有：马新《汉代民间禁忌与择日之术》《两汉乡村管理体系述论》《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里社》《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宗族》《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气候与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吴存浩《西周时代葬俗试论》，于云汉《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一次高潮》，顾向明《试论汉代礼制的形成与演变》，王继训《两汉之际士人与士风》，刘厚琴《东汉道德教化传统及其历史效应》，张涛《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赵梦涵《桑弘羊财政工商调控论》，丁鼎《〈礼仪·丧服〉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周新芳《近年来井田制研究的趋向与特点》，李炳泉《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张仁玺《秦汉家族成员连坐考略》，张越的《〈考工记〉的工艺美学思想》，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及商业资本与城市经济的关系》《略论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战国秦汉时期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参政现象探析》。
（四）历史人物、古籍整理、考据等研究1997年，李衡眉《三皇五帝传说及其在中国史前史中的定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认为，三皇时代是“以石为兵”的旧石器时代，凡神农氏以前的传说人物，均可视为这一时代的氏族代表；五帝时代的黄帝处于“以玉为兵”的新石器时代，婚姻形态属于母系氏族的对偶婚时期，大体与仰韶文化同步；其后的颛项、帝喾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父系制阶段，大体与大汶口文化中后期的情况相符；到五帝中最末两位的尧、舜时代，已属中国氏族社会末期，即将迈入“以铜为兵”的文明门槛了，大体与龙山文化的情况相一致。
2005年，张富祥《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认为，以干支纪名之俗起于上古贵族在同姓内婚范围内按母系分宗的传统，实质上是早期父系家长继承制下“子从母姓”的一种变制。日名制在母系为区别婚姻关系，在父系则为分宗，母系与父系同用一套日名符号，带有后世所称“姓氏合一”的特征。
其他成果还有：杨朝明《周公长于管叔考》《“鲁季氏立费国”说商榷——兼论曾子处费之地所在》《周公东征史实诠说》《关于〈六韬〉成书的文献学考察》《上博竹书〈鲁邦大旱〉管见》，董治安《略谈范蠡及其有关文献记载》《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汉代经学简议三题》《汉代〈书〉的承传与〈书〉学的演化——〈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郑杰文《战国策士文作的产生和结集》《秦至汉初时战国策文的流传》《〈战国策〉的佚文及其佚失原因》，张涛《〈孝经〉作者与成书年代考》，景以恩《商族源于齐东新探》，蔡凤书《城址、文字及文明起源》，徐鸿修《秦汉时期两次大规模更改地名的比较》，王文清《〈左传〉中“王孙满”的身世考辨》，孟祥才《司马迁悲剧与结局新释》《析戾太子之狱》，孙玮《商族起源新探》，王继训《王莽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辨析》《关于刘歆命运悲剧的再认识》，晁岳佩《“三望”蠡测》《〈春秋〉说例》，江林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张为民《汉代官吏“故不以实”考》，王承略《论〈齐诗〉学派与王莽的关系及其在东汉的命运》，李衡眉《周公旦为鲁国始封之君说》，刘伟、胡海香《〈史记〉电子资源述评》，孙玉太《论陈平》。
其间，山东承办一系列国际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会议。主要有：1996年９月淄博《春秋》经传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年8月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山东大学等举办的桓台中国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1999年10月新泰中国先秦史学会全国首届杞文化学术研讨会，2000年10月莒县中国先秦史学会莒文化专题研讨会，2002年4月禹城全国首届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