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杨守森《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以文学史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作家心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大致按时间顺序，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背景分期研究，挖掘同一社会环境下作家心态的共同性，对同期具有相同之处的作家，又分析他们的生长经历及生理机制差异，既有宏观的扫描又有微观的分析。
2000年，杨守森《缺失与重建——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认为，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存在四大误区，即偏狭拘谨的批评视野、理念在先的批评向度、二极对立的批评方式和机械呆板的批评文体，这些误区导致了批评的无力与苍白。要走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误区，须确立真正的批评精神，将文学批评当成一种独特的精神创造活动认真对待，此外还需要进一步营造宽松自由的批评空间，建立更加完善的学术机制。赵奎英《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空间化及其对艺术的影响》（《文史哲》2000年第4期）指出，古人的环境和时间观养成了一种知天乐命的诗性完满和对积极的悲剧意识具有消解性的民族心态和民族精神。与此相应的空间化思维比线性思维更具有整体性、包容性、意象化和诗化的特质。但在时空渗透的宇宙意识中，空间化和时间化都只是一种相对的倾向，而不是孤立的绝对化的概念。
2001年，王汶成《论文学读解》（《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认为，文学读解活动具有解释学和美学的双重性质，它的解释学性质涉及读解过程中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读解主体与读解客体的关系以及读解的客观性和历史性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而文学读解的美学性质则涉及对审美读解的根本区别的认定，这种区别就在于：审美的文学读解是在语言形式和感性直观之中领悟意义，非审美的一般读解则是透过语言形式直达意义。
2002年，王汶成《文学语言中介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针对当前文学语言研究的实际，在流行的“载体论”“本体论”与“客体论”之外，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着重提出并阐发了“中介论”的理论观点，此外还紧密结合中国传统文论中有关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资源，从而使其“文学语言中介论”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2003年，赵奎英《文学语言的惯性新论》（《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指出，语言惯性对诱发作家的“自主情结”、疏导人的心理势能、形成作品的无意识秩序、凸现人类的生命进程具有重大作用。语言惯性是从语言探向深层心理的突破口，它使文学语言的历时性过程具有审美疏导与疗救的功能。2003年获第四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夏之放《文学的情意本体论纲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提出文学的元问题应为“文学是什么”，对此不应满足于定义式回答，应该进行本体论追问，人的日常实践中的感觉、情感、领会构成了情意本体，“合情合理”是它的基本尺度，“诗意生存”是它的高级形态。文学以人的情意为本体。2003年论文获第四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
其他成果还有：季广茂《情感的天空：20世纪文学艺术概说》，姜岱东《文学风格概论》，凌晨光《当代文学批评学》等。
第三节 文学批评及其他
1998年，杨守森《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以文学史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作家心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大致按时间顺序，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背景分期研究，挖掘同一社会环境下作家心态的共同性，对同期具有相同之处的作家，又分析他们的生长经历及生理机制差异，既有宏观的扫描又有微观的分析。
2000年，杨守森《缺失与重建——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认为，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存在四大误区，即偏狭拘谨的批评视野、理念在先的批评向度、二极对立的批评方式和机械呆板的批评文体，这些误区导致了批评的无力与苍白。要走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误区，须确立真正的批评精神，将文学批评当成一种独特的精神创造活动认真对待，此外还需要进一步营造宽松自由的批评空间，建立更加完善的学术机制。赵奎英《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空间化及其对艺术的影响》（《文史哲》2000年第4期）指出，古人的环境和时间观养成了一种知天乐命的诗性完满和对积极的悲剧意识具有消解性的民族心态和民族精神。与此相应的空间化思维比线性思维更具有整体性、包容性、意象化和诗化的特质。但在时空渗透的宇宙意识中，空间化和时间化都只是一种相对的倾向，而不是孤立的绝对化的概念。
2001年，王汶成《论文学读解》（《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认为，文学读解活动具有解释学和美学的双重性质，它的解释学性质涉及读解过程中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读解主体与读解客体的关系以及读解的客观性和历史性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而文学读解的美学性质则涉及对审美读解的根本区别的认定，这种区别就在于：审美的文学读解是在语言形式和感性直观之中领悟意义，非审美的一般读解则是透过语言形式直达意义。
2002年，王汶成《文学语言中介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针对当前文学语言研究的实际，在流行的“载体论”“本体论”与“客体论”之外，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着重提出并阐发了“中介论”的理论观点，此外还紧密结合中国传统文论中有关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资源，从而使其“文学语言中介论”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2003年，赵奎英《文学语言的惯性新论》（《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指出，语言惯性对诱发作家的“自主情结”、疏导人的心理势能、形成作品的无意识秩序、凸现人类的生命进程具有重大作用。语言惯性是从语言探向深层心理的突破口，它使文学语言的历时性过程具有审美疏导与疗救的功能。2003年获第四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夏之放《文学的情意本体论纲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提出文学的元问题应为“文学是什么”，对此不应满足于定义式回答，应该进行本体论追问，人的日常实践中的感觉、情感、领会构成了情意本体，“合情合理”是它的基本尺度，“诗意生存”是它的高级形态。文学以人的情意为本体。2003年论文获第四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
其他成果还有：季广茂《情感的天空：20世纪文学艺术概说》，姜岱东《文学风格概论》，凌晨光《当代文学批评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