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杨守森《二十世纪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反思》（《文艺研究》1996年第5期）认为，“破坏”几乎是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性质之一，这种破坏欲望落实到实际的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便是蔑视艺术规则，追求极端化的创作自由，中国文学艺术界，整个文化界、思想界，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积极地在综合吸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并以此促进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健康发展。
1997年，马龙潜《论邓小平的文艺意识形态理论》（《文艺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邓小平的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以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为核心，全面地揭示了文艺的一般意识形态特性，也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认识、价值、功能因素在文学艺术中的特殊表现。谭好哲《立足对话面向综合——文论研究面向未来的一个思路》（《江海学刊》1997年第2期）认为，中国文论建设需要对古今中外文论成果的借鉴吸取与革新转化，而立足对话、面向综合，是一种可行并且较好的思路或策略。所谓综合，就是要博采各家各派文论合理的有价值的成分，在一个新的理论基点上进行创造性构建，它是理论创造走向博大精深之境的一个必要环节。所谓对话，也就是不同的甚或是完全异质的文论派别与话语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它是理论综合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就二者的具体关系来说，综合是目的和归宿，对话是手段和途径。谭好哲著《文艺与意识形态》（山东大学出版社）将意识形态与文艺关系作为理论视角和思维依据，系统探讨了意识形态与唯物史观、意识形态与文艺本性、意识形态与文艺认识等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与文化视角、意识形态与文艺科学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将文艺的性质、特点、定位、功能，文艺的产生、发展，文艺作品、文艺创作、文艺接受等一系列文艺学基本问题放到意识形态理论的网筛中重新过滤，形成系统性的、同时也具有开拓意义的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探索。
1998年，马龙潜《对社会主义时代美和艺术的本质规定——论邓小平的文艺本质理论》（《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5期）主要对邓小平文艺论述进行3个方面考察：对社会主义时代的美的规定；对毛泽东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作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共性与个性高度统一的艺术典型论。
1999年，季广茂《潮来天地青——意识形态视野中的现代思潮》（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审视现代思潮。
2000年，夏之放《异化的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阐释》（花城出版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切入异化问题，通过辨析和论证展开异化的扬弃这一主题，并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和阐释。作者认为，马克思提出异化及其扬弃是针对现实的革命和未来的人类理想的，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提出的；这种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具有应对现实和设计未来的双重意义。因而，理解和研究《手稿》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出发进而实现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美学的超越。
2002年，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指出，关于文学时代的终结论和文学研究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的观点，在历史上与黑格尔的艺术“解体”论相通，在现实中则与美国当今社会文学界的处境、技术理性的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失落和解构主义的危机有关。信息时代出现的“世界图像”，对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它并未导致文学时代的终结。
2003年，马龙潜《从不同历史形态文艺的比较看当代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6辑）指出，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艺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观和美学观为基本标志，既继承和吸收了古代社会和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艺术富有价值的成果，又表现了与它们的本质差异。社会主义艺术作为对立统一的审美结构，是在审美主客体多重的矛盾运动中生发和建构起来的。
第二节 文艺思想与文论研究
1996年，杨守森《二十世纪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反思》（《文艺研究》1996年第5期）认为，“破坏”几乎是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性质之一，这种破坏欲望落实到实际的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便是蔑视艺术规则，追求极端化的创作自由，中国文学艺术界，整个文化界、思想界，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积极地在综合吸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并以此促进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健康发展。
1997年，马龙潜《论邓小平的文艺意识形态理论》（《文艺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邓小平的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以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为核心，全面地揭示了文艺的一般意识形态特性，也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认识、价值、功能因素在文学艺术中的特殊表现。谭好哲《立足对话面向综合——文论研究面向未来的一个思路》（《江海学刊》1997年第2期）认为，中国文论建设需要对古今中外文论成果的借鉴吸取与革新转化，而立足对话、面向综合，是一种可行并且较好的思路或策略。所谓综合，就是要博采各家各派文论合理的有价值的成分，在一个新的理论基点上进行创造性构建，它是理论创造走向博大精深之境的一个必要环节。所谓对话，也就是不同的甚或是完全异质的文论派别与话语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它是理论综合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就二者的具体关系来说，综合是目的和归宿，对话是手段和途径。谭好哲著《文艺与意识形态》（山东大学出版社）将意识形态与文艺关系作为理论视角和思维依据，系统探讨了意识形态与唯物史观、意识形态与文艺本性、意识形态与文艺认识等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与文化视角、意识形态与文艺科学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将文艺的性质、特点、定位、功能，文艺的产生、发展，文艺作品、文艺创作、文艺接受等一系列文艺学基本问题放到意识形态理论的网筛中重新过滤，形成系统性的、同时也具有开拓意义的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探索。
1998年，马龙潜《对社会主义时代美和艺术的本质规定——论邓小平的文艺本质理论》（《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5期）主要对邓小平文艺论述进行3个方面考察：对社会主义时代的美的规定；对毛泽东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作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共性与个性高度统一的艺术典型论。
1999年，季广茂《潮来天地青——意识形态视野中的现代思潮》（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审视现代思潮。
2000年，夏之放《异化的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阐释》（花城出版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切入异化问题，通过辨析和论证展开异化的扬弃这一主题，并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和阐释。作者认为，马克思提出异化及其扬弃是针对现实的革命和未来的人类理想的，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提出的；这种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具有应对现实和设计未来的双重意义。因而，理解和研究《手稿》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出发进而实现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美学的超越。
2002年，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指出，关于文学时代的终结论和文学研究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的观点，在历史上与黑格尔的艺术“解体”论相通，在现实中则与美国当今社会文学界的处境、技术理性的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失落和解构主义的危机有关。信息时代出现的“世界图像”，对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它并未导致文学时代的终结。
2003年，马龙潜《从不同历史形态文艺的比较看当代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6辑）指出，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艺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观和美学观为基本标志，既继承和吸收了古代社会和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艺术富有价值的成果，又表现了与它们的本质差异。社会主义艺术作为对立统一的审美结构，是在审美主客体多重的矛盾运动中生发和建构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