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山东大学成立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01年，该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2000年，山东师范大学招收文艺学博士生。
1996年，李衍柱《文艺学范畴论》（山东文艺出版社）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看成是一开放的体系，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文艺理论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成果，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特色，注重现实与理论结合，由微观进入宏观研究。该书1997年获第一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
1997年，谭好哲《世纪之交文艺学研究的反思与前瞻》（《文史哲》1997年第5期）回顾了世纪之交的文艺学学科建设，对“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两种主张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前者只是一个学科建设策略性的提法而不是目标性的，后者忽视了长期以来中国文论建设的成就，有失偏颇。论文指出不同观点与学说之间相互对话与论争的合理性、必要性，同时认为，跨世纪文艺学无论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历史走向还是从其功能定位来看，都应该以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体依托和目标归宿。
1999年，李衍柱《重读黑格尔——谈黑格尔〈美学〉与中国文艺学建设》（《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从黑格尔《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重大影响和理论局限等方面，清理黑格尔的美学观、方法论与中国现代文艺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并针对学术界曾出现过的“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倾向和消极影响，阐述重读黑格尔的现实意义。
2001年，杨守森《学术人格与20世纪中国文艺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指出，中国文艺学之所以陷入困境，除了某些社会原因所导致的理论空间的狭窄、文化资源的匮乏之类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文艺学家、美学家学术人格的退化与病变。因此主张重建学术人格，提出研究者需要进一步认清文艺学本身的价值所在，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社会职能，打破二元对立与一统化的思维指向，在学术生态方面进一步改革文化管理体制，鼓励和推崇个人著述精神。
2003年，李衍柱《路与灯——文艺学建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收集了作者近年来撰写的重要论文近30篇，涉及文艺学建设中的思维方式、方法和发展态势等文艺学的主要范畴，反映了作者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缜密思考、不懈探索与努力。谭好哲《走向文艺理论研究的综合创新》（《文史哲》2003年第6期）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提出走向一体化理论综合与创新的要求，综合创新着眼于新的理论和新的学派的现代性创造，体现于视野、观念、方法诸多方面。文艺学研究的综合创新不仅需要一种开放性的学术视野和海纳百川的理论胸襟，还要有理论观念的综合，并经由这种综合而实现观念上的创新，为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新的理论学派的产生奠定基础。
2004年，谭好哲、马龙潜《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以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建构时代需求为动力，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广泛吸取了中外文艺学和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与方法，将文艺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新的视角、超领域、跨学科的创造性综合研究，以求在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中有新的收获和突破。
第一节 学科建设与学科研究
1999年，山东大学成立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01年，该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2000年，山东师范大学招收文艺学博士生。
1996年，李衍柱《文艺学范畴论》（山东文艺出版社）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看成是一开放的体系，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文艺理论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成果，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特色，注重现实与理论结合，由微观进入宏观研究。该书1997年获第一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
1997年，谭好哲《世纪之交文艺学研究的反思与前瞻》（《文史哲》1997年第5期）回顾了世纪之交的文艺学学科建设，对“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两种主张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前者只是一个学科建设策略性的提法而不是目标性的，后者忽视了长期以来中国文论建设的成就，有失偏颇。论文指出不同观点与学说之间相互对话与论争的合理性、必要性，同时认为，跨世纪文艺学无论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历史走向还是从其功能定位来看，都应该以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体依托和目标归宿。
1999年，李衍柱《重读黑格尔——谈黑格尔〈美学〉与中国文艺学建设》（《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从黑格尔《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重大影响和理论局限等方面，清理黑格尔的美学观、方法论与中国现代文艺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并针对学术界曾出现过的“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倾向和消极影响，阐述重读黑格尔的现实意义。
2001年，杨守森《学术人格与20世纪中国文艺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指出，中国文艺学之所以陷入困境，除了某些社会原因所导致的理论空间的狭窄、文化资源的匮乏之类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文艺学家、美学家学术人格的退化与病变。因此主张重建学术人格，提出研究者需要进一步认清文艺学本身的价值所在，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社会职能，打破二元对立与一统化的思维指向，在学术生态方面进一步改革文化管理体制，鼓励和推崇个人著述精神。
2003年，李衍柱《路与灯——文艺学建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收集了作者近年来撰写的重要论文近30篇，涉及文艺学建设中的思维方式、方法和发展态势等文艺学的主要范畴，反映了作者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缜密思考、不懈探索与努力。谭好哲《走向文艺理论研究的综合创新》（《文史哲》2003年第6期）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提出走向一体化理论综合与创新的要求，综合创新着眼于新的理论和新的学派的现代性创造，体现于视野、观念、方法诸多方面。文艺学研究的综合创新不仅需要一种开放性的学术视野和海纳百川的理论胸襟，还要有理论观念的综合，并经由这种综合而实现观念上的创新，为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新的理论学派的产生奠定基础。
2004年，谭好哲、马龙潜《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以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建构时代需求为动力，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广泛吸取了中外文艺学和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与方法，将文艺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新的视角、超领域、跨学科的创造性综合研究，以求在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中有新的收获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