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高文汉《五山诗僧中岩圆月的世界》（《日本研究》总第18期）对中岩圆月的文学观念及创作进行研究分析。
1999年，侯传文《泰戈尔传：寂园飞鸟》（河北人民出版社）以泰戈尔人格为中心，在明晰地勾勒描述其生命状态与生活经历全貌的基础上，结合作家作品和创作心态，凸显了作家的理想追求、精神气度、个性气质、性情志趣、文化选择、价值取向。高文汉等《论日僧空海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文史哲》1999年第2期）指出，空海尊奉孔子“有教无类”学说，创办了日本首家公学，所著的《篆隶字书》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字辞书，他的诗论《文镜秘府论》推动了日本汉诗的创作，诗词文赋集《遍照金刚性灵集》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巨大作用。刘炳范《日本战后文学转换的代表——论日本战后文学中的“第三新人”》（《日本研究》1999年第2期）指出，“第三新人”派创作不同于以战后派为代表的战后文学，在创作内容上他们不再一味地反思战争、批判战争；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他们也不再追求战后文学那种试验性、观念性。他们显示了引人注目的、更能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和意识的独特风格。
2001年，刘炳范《日本战后左翼文学战争认知理念批判研究》（《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3期）认为，二战后日本左翼文学发展逐渐弱化，导致了日本战后文学对军国主义及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反思与批判半途而废。同时，战后所谓左翼进步文学在对待军国主义及其侵略战争问题上也存在着暧昧态度。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日本共产党及其左翼作家在狭隘民族主义世界观指导下，不能正确认识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战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而形成的。
2002年，侯传文《东方文化通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从问题出发，以论带史，勾画上古东方四大文明、中古东方三大文化圈、近代东方启蒙运动到现代文化转型更新数千年东方文化的发展历程。
2003年，肖霞著《浪漫主义：日本之桥与“五四”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分析了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及其对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渠道。
2004年，刘炳范《日本战后文学“战争受害”主题论》（《日本研究》2004年第1期）指出，日本人的这种“受害情结”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政治思想领域中，战后日本文学也表现出了十分浓厚的“受害意识”，一些所谓“批判”“揭露”作品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日本受害论”的观点，对此应该加以甄别、揭示、批判。
2005年，胡志明《无神时代的自我拯救——论大江健三郎后期作品的文化救赎思想》（《国外文学》2005年第2期）认为，大江健三郎在他后期作品的创作中，系统地表述了一种新的文化救赎的思想，即要在一个无神时代里，寻求灵魂的自我拯救。
其他的成果还有：高文汉《日本古代汉文学的发展轨迹与特征》《“徒然草”中的儒、佛、道教思想》《五山文学的研究价值》《日本中世禅林的叛逆诗人——一休宗纯及其文学》《试析日本古代文学的特质》，刘炳范《“善良”与“人性”的质疑——大冈升平的〈俘虏记〉主题批判》《论日本神道教的变迁及其对战争问题认识的影响》《亵渎“上帝”的人——大冈升平的小说〈野火〉主题批判》《野间宏的战争文学批判研究》《关于〈风中芦苇〉反战主题的再认识》《日本战后左翼文学批判研究》《论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等文章，胡志明《残疾儿主题：大江健三郎文学出发的“原点”》《再生与共生——简论大江健三郎文学中残疾儿主题的文化意蕴》《“包含着分歧的重复”——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看大江健三郎小说方法的文化内涵》《暧昧的选择——大江健三郎早期创作中对萨特存在主义影响的消化》，肖霞《论樋口一叶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女性的觉醒与解放》《论日本新浪漫主义文学的特性及代表人物》等。
第四节 东方文学研究
1998年，高文汉《五山诗僧中岩圆月的世界》（《日本研究》总第18期）对中岩圆月的文学观念及创作进行研究分析。
1999年，侯传文《泰戈尔传：寂园飞鸟》（河北人民出版社）以泰戈尔人格为中心，在明晰地勾勒描述其生命状态与生活经历全貌的基础上，结合作家作品和创作心态，凸显了作家的理想追求、精神气度、个性气质、性情志趣、文化选择、价值取向。高文汉等《论日僧空海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文史哲》1999年第2期）指出，空海尊奉孔子“有教无类”学说，创办了日本首家公学，所著的《篆隶字书》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字辞书，他的诗论《文镜秘府论》推动了日本汉诗的创作，诗词文赋集《遍照金刚性灵集》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巨大作用。刘炳范《日本战后文学转换的代表——论日本战后文学中的“第三新人”》（《日本研究》1999年第2期）指出，“第三新人”派创作不同于以战后派为代表的战后文学，在创作内容上他们不再一味地反思战争、批判战争；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他们也不再追求战后文学那种试验性、观念性。他们显示了引人注目的、更能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和意识的独特风格。
2001年，刘炳范《日本战后左翼文学战争认知理念批判研究》（《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3期）认为，二战后日本左翼文学发展逐渐弱化，导致了日本战后文学对军国主义及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反思与批判半途而废。同时，战后所谓左翼进步文学在对待军国主义及其侵略战争问题上也存在着暧昧态度。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日本共产党及其左翼作家在狭隘民族主义世界观指导下，不能正确认识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战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而形成的。
2002年，侯传文《东方文化通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从问题出发，以论带史，勾画上古东方四大文明、中古东方三大文化圈、近代东方启蒙运动到现代文化转型更新数千年东方文化的发展历程。
2003年，肖霞著《浪漫主义：日本之桥与“五四”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分析了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及其对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渠道。
2004年，刘炳范《日本战后文学“战争受害”主题论》（《日本研究》2004年第1期）指出，日本人的这种“受害情结”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政治思想领域中，战后日本文学也表现出了十分浓厚的“受害意识”，一些所谓“批判”“揭露”作品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日本受害论”的观点，对此应该加以甄别、揭示、批判。
2005年，胡志明《无神时代的自我拯救——论大江健三郎后期作品的文化救赎思想》（《国外文学》2005年第2期）认为，大江健三郎在他后期作品的创作中，系统地表述了一种新的文化救赎的思想，即要在一个无神时代里，寻求灵魂的自我拯救。
其他的成果还有：高文汉《日本古代汉文学的发展轨迹与特征》《“徒然草”中的儒、佛、道教思想》《五山文学的研究价值》《日本中世禅林的叛逆诗人——一休宗纯及其文学》《试析日本古代文学的特质》，刘炳范《“善良”与“人性”的质疑——大冈升平的〈俘虏记〉主题批判》《论日本神道教的变迁及其对战争问题认识的影响》《亵渎“上帝”的人——大冈升平的小说〈野火〉主题批判》《野间宏的战争文学批判研究》《关于〈风中芦苇〉反战主题的再认识》《日本战后左翼文学批判研究》《论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等文章，胡志明《残疾儿主题：大江健三郎文学出发的“原点”》《再生与共生——简论大江健三郎文学中残疾儿主题的文化意蕴》《“包含着分歧的重复”——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看大江健三郎小说方法的文化内涵》《暧昧的选择——大江健三郎早期创作中对萨特存在主义影响的消化》，肖霞《论樋口一叶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女性的觉醒与解放》《论日本新浪漫主义文学的特性及代表人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