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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新时期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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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吴义勤《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江苏文艺出版社)从文学史视角对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作家进行评论,肯定其对文学的执着和坚持显示出未来中国文学的希望及所能抵达的高度。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认为,在当代中国文学变革过程中的一系列现象背后,存在着一个不断演变的先锋性文学思潮。它孕生于六七十年代,并在80年代和90年代经历了一个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演变过程。它在前期的艺术内涵与指向主要是现代性,后期则具有自我解构性。先锋文学思潮运变的基本逻辑是“唯新论”,基本特征是模仿性与本土化、原则性与策略性、异端性与正统性、中心性与边缘性、启蒙性与现代性等的对立统一。“唯新论”逻辑和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历程决定了先锋文学思潮的蜕变性,导致了社会启蒙与个人话语,反抗中心与自我流放,不断变革与自我解构等一系列悖论与局限。2000年,施战军《先锋写作:方位调整与精神新生》(《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认为,先锋写作一直没离开从非本质主义的技术狂热向内在的精神表达趋近的道路,同时始终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2002年,吴义勤《难度·长度·速度·限度——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认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面临诸多的危机和困境,主要表现在倾斜的“深度模式”,技术和经验的失衡,文体的困境;小说创作中要强调思想容量、情感容量和精神容量;速度不是唯一性的,没有速度的文本恰恰让读者看到了作家的耐心、语言的耐力,看到长篇文体的多重可能性;在新的时代,小说的文体限度遇到了挑战。该文2004年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2004年,吴义勤《新生代长篇小说论》(《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长篇小说最为繁荣的时期,但在多元的长篇小说格局中,新生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分析了新生代长篇小说的主题形态,以及新生代作家书写“中国问题”和“中国镜像”的艺术方式与价值立场,探讨了新生代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和多元风格,剖析了新生代长篇小说的艺术困境和精神困境。孙基林《崛起与喧嚣——从朦胧诗到第三代》(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将“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的发生、成长还原到鲜活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以此重现其合理或合法性的历史本源。
其他成果还有:王万森《文化冲突与文学对话》,李掖平《新时期文学综论》,张清华《认同或抗拒——关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思考》,吴义勤《目击与守望》《告别虚伪的形式》《对话的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叩问录》《批评何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候》《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重写文学史”的难度与希望》,施战军《世纪末夜晚的手写》《碎时光》《爱与痛惜》《重构文学史:从观念变革到实践检验》,黄发有《日常叙事:九十年代小说的潜性主调》《文学出版与90年代小说》《文学期刊与90年代小说》,郑春《试论当代历史小说的创新努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