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冯光廉、谭桂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对32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7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历史进行了总结，在理论的高度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进行了反思。
1997年，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是国内较早打通现代与当代文学史界限、打通大陆与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壁障的文学史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9年，朱德发《五四文学文体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认为，五四文学文体意识的觉醒经历了语言符号革命、语言符号文学性规范和各种文体形式确立的过程，是一个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五四文学作家紧紧抓住了艺术思维方式这一中心命题。五四文学文体自觉与人的自觉取得圆满的共振性和同构性，五四文学文体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同时体现了人类情感的彻底解放。冯光廉《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体式流变这一学术视角切入，解析文学体式的结构类型和语言形态，梳理从晚清到新时期中国近百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批评五种文体的发展过程和流变轨迹，总结其继承、革新的经验教训。
2001年，孔范今《绝对化思维无助于文学史的科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对“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文学史的科学建构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2002年，朱德发《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立足于建构新的学科体系，基本实现了从叙述范式到价值范式的史学模式的结构式更新。朱德发发表《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形成的世界化与制导性传统，在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并没有因为抗战全面爆发而中断历史进程，也没有因为向传统文化回归而走上复古之路，而是抓住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把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03年，朱德发《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将“人的文学”这一现代文学核心观念置于世界化、民族化视域中，在共时性上选取现代人学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的文学’的角度，探讨了文学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及其衡量文学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标志的原则性的价值尺度，从而梳理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规律轴线，使文学史研究的视野豁然开朗。其《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分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所汲取的理性思潮与非理性思潮，从哲学理论与文学文本的结合上既把各种理性精神的内涵和外延对人文理性、政治理性、民间理性、正义理性、道德理性、女权理性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作出创新性的准确阐释。
2004年，孔范今《五四启蒙运动与文学变革关系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认为，五四启蒙运动既受惠于欧洲运动，又以其对文艺复兴时期乃至19世纪诸多文化思想的共时性吸纳与之有别，这是中国新文学获得新生的前提与价值所在。五四启蒙运动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变革塑造了新型的历史主体，提供了具有结构张力的精神场域和可供借鉴的多元性文化资源。然而中国新文学主体的自觉和文学相对独立性的实现，却并非产生于这一启蒙运动的高峰而是在其落潮之时。正是在落潮的过程中，被忽略乃至于被压抑的文学性才冲破理性等的束缚，获得了正当的存在理由，并散发出艺术和美的光辉。朱德发《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山东文艺出版社）对现代中国文学多维时空进行探索，从文学史论之维、文学思潮之维、作家作品之维进行论述。
其他成果还有：朱德发《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五四文学新论》《中国新文学六十年》《山东新文学大系》（现代部分）、《新文学流派研究的社会学方法》《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对策》《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孔范今《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治史者的角色定位》，吕周聚《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探寻》《恶的审视与展现——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母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体性的反思》，黄万华《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及其研究》《战时香港文学：“中原心态”与本地化进程的纠结》，刘增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章亚昕《现代诗美流程》《反思二十世纪新诗发展的曲折历程》《论二十世纪华夏诗坛的“哀兵模式”》，魏建《现代中国文学读本》，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论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理性精神》，张全之《从〈新世纪〉到〈新青年〉：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文学革命》，张学军《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房福贤《中国抗日战争小说史论》，王景科《中国散文创作艺术论》，张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郑春《留学背景与现代文学的开放》《留学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等。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
1995年，冯光廉、谭桂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对32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7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历史进行了总结，在理论的高度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进行了反思。
1997年，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是国内较早打通现代与当代文学史界限、打通大陆与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壁障的文学史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9年，朱德发《五四文学文体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认为，五四文学文体意识的觉醒经历了语言符号革命、语言符号文学性规范和各种文体形式确立的过程，是一个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五四文学作家紧紧抓住了艺术思维方式这一中心命题。五四文学文体自觉与人的自觉取得圆满的共振性和同构性，五四文学文体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同时体现了人类情感的彻底解放。冯光廉《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体式流变这一学术视角切入，解析文学体式的结构类型和语言形态，梳理从晚清到新时期中国近百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批评五种文体的发展过程和流变轨迹，总结其继承、革新的经验教训。
2001年，孔范今《绝对化思维无助于文学史的科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对“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文学史的科学建构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2002年，朱德发《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立足于建构新的学科体系，基本实现了从叙述范式到价值范式的史学模式的结构式更新。朱德发发表《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形成的世界化与制导性传统，在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并没有因为抗战全面爆发而中断历史进程，也没有因为向传统文化回归而走上复古之路，而是抓住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把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03年，朱德发《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将“人的文学”这一现代文学核心观念置于世界化、民族化视域中，在共时性上选取现代人学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的文学’的角度，探讨了文学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及其衡量文学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标志的原则性的价值尺度，从而梳理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规律轴线，使文学史研究的视野豁然开朗。其《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分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所汲取的理性思潮与非理性思潮，从哲学理论与文学文本的结合上既把各种理性精神的内涵和外延对人文理性、政治理性、民间理性、正义理性、道德理性、女权理性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作出创新性的准确阐释。
2004年，孔范今《五四启蒙运动与文学变革关系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认为，五四启蒙运动既受惠于欧洲运动，又以其对文艺复兴时期乃至19世纪诸多文化思想的共时性吸纳与之有别，这是中国新文学获得新生的前提与价值所在。五四启蒙运动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变革塑造了新型的历史主体，提供了具有结构张力的精神场域和可供借鉴的多元性文化资源。然而中国新文学主体的自觉和文学相对独立性的实现，却并非产生于这一启蒙运动的高峰而是在其落潮之时。正是在落潮的过程中，被忽略乃至于被压抑的文学性才冲破理性等的束缚，获得了正当的存在理由，并散发出艺术和美的光辉。朱德发《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山东文艺出版社）对现代中国文学多维时空进行探索，从文学史论之维、文学思潮之维、作家作品之维进行论述。
其他成果还有：朱德发《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五四文学新论》《中国新文学六十年》《山东新文学大系》（现代部分）、《新文学流派研究的社会学方法》《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对策》《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孔范今《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治史者的角色定位》，吕周聚《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探寻》《恶的审视与展现——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母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体性的反思》，黄万华《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及其研究》《战时香港文学：“中原心态”与本地化进程的纠结》，刘增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章亚昕《现代诗美流程》《反思二十世纪新诗发展的曲折历程》《论二十世纪华夏诗坛的“哀兵模式”》，魏建《现代中国文学读本》，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论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理性精神》，张全之《从〈新世纪〉到〈新青年〉：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文学革命》，张学军《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房福贤《中国抗日战争小说史论》，王景科《中国散文创作艺术论》，张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郑春《留学背景与现代文学的开放》《留学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