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南北朝作家作品研究曹植研究。1996年，兰翠《论曹植诗歌的“中和”美》（《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以儒家提倡的“中和”境界为切入点，分析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点，认为曹植诗作起势高远，大处落墨，语言力度强，故其意境阔大，内质劲健；同时，他注重外在形式美，其准确而丰富的辞藻和自然优美的音律中和了其内质的劲健，达到了刚健而不拙直，华美而不艳丽的境界。2001年，“曹植学术国际研讨会”在山东省东阿县召开，来自日本的9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收到论文46篇。2002年，张可礼《曹植诗文蕴涵的道德内容》（《齐鲁学刊》2002年第5期）认为，曹植诗文中蕴涵的道德内容主要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注重的是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具体表现为立德与立功相结合，德行与人性的统一，浓重的宗亲伦理情思，重信义轻利害。
陶渊明研究。1997年，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认为，陶渊明的文艺思想主要倾向是非功利的，但陶渊明并没有完全超越功利。他在功利问题上的独特性体现在，他能把功利化为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能使审美与功利融二为一。其他成果还有：张可礼《陶渊明诗文内容三要义》，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等。
谢灵运研究。主要成果有：李雁《论谢灵运和山水游览赋的关系——以〈山居赋〉为中心》《论〈诗品〉之评谢灵运》《谢灵运被劾真相考——兼考谢灵运之卒期》《谢灵运作品杂考》《谢灵运研究》等。
刘勰与《文心雕龙》研究。2001年，张可礼《〈文心雕龙〉“树德建言”的伦理思想》（《文史哲》2001年第1期）指出，刘勰把立德不朽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在倡导文人遵守社会公德的同时，还要注意加强职业道德的修养。2004年，张可礼《刘勰关于文学史料学的见识》（《文史哲》2004年第6期）指出，刘勰把“真”作为衡量史料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对待阙疑史料，他主张遵循孔子提出的“阙疑”原则，他强调注释史料要避免错误、力求简明。
二、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1997年，李伯齐《魏晋诗歌与〈诗经〉》（《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认为，在文学领域的乐府民歌与文人诗，或在形式上，或在精神上，都对《诗经》传统有所继承。
2004年，张可礼、刘加夫《建安文坛上的齐鲁文人》（山东文艺出版社）对孔融、刘桢、徐幹、祢衡、王粲、仲长统、诸葛亮7人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研究。
2005年，刘怀荣《论邺下后期宴集活动对建安诗歌的影响》（《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主要探讨宴集活动对建安诗歌的影响，《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之关系考论》（《文史哲》2005年第2期）主要探讨西晋歌诗与说唱文学的关系。
三、魏晋南北朝辞赋研究1998年，王琳《六朝辞赋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全面展现六朝辞赋演变历程及整体风貌，论述了辞赋发展的时空因素以及作家间的传承创变。
1999年，龚克昌《魏晋玄学与“竹林七贤”赋作》（《文史哲》1999年第2期）认为，“竹林七贤”的赋作是玄学思想的具体化，对玄学、“竹林七贤”的评价，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味颂扬。
四、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宏观研究1999年，徐玉如《也谈南朝文人的早熟及文风走向》（《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指出，南朝文人早熟，从外因来看，一是与统治者重视文学、以文显名有关；二是门阀士族制度为某些文人的早熟提供了政治上的特权、经济上的优势、源远流长的家教和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三是早期教育是文人早熟的又一重要条件。从内因来看，文人的早熟还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努力。
2001年，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2年，刘怀荣《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文史哲》2002年第6期）指出，“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
2003年，郑训佐、李剑锋《中国文学精神·魏晋南北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阐述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精神。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一、魏晋南北朝作家作品研究曹植研究。1996年，兰翠《论曹植诗歌的“中和”美》（《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以儒家提倡的“中和”境界为切入点，分析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点，认为曹植诗作起势高远，大处落墨，语言力度强，故其意境阔大，内质劲健；同时，他注重外在形式美，其准确而丰富的辞藻和自然优美的音律中和了其内质的劲健，达到了刚健而不拙直，华美而不艳丽的境界。2001年，“曹植学术国际研讨会”在山东省东阿县召开，来自日本的9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收到论文46篇。2002年，张可礼《曹植诗文蕴涵的道德内容》（《齐鲁学刊》2002年第5期）认为，曹植诗文中蕴涵的道德内容主要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注重的是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具体表现为立德与立功相结合，德行与人性的统一，浓重的宗亲伦理情思，重信义轻利害。
陶渊明研究。1997年，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认为，陶渊明的文艺思想主要倾向是非功利的，但陶渊明并没有完全超越功利。他在功利问题上的独特性体现在，他能把功利化为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能使审美与功利融二为一。其他成果还有：张可礼《陶渊明诗文内容三要义》，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等。
谢灵运研究。主要成果有：李雁《论谢灵运和山水游览赋的关系——以〈山居赋〉为中心》《论〈诗品〉之评谢灵运》《谢灵运被劾真相考——兼考谢灵运之卒期》《谢灵运作品杂考》《谢灵运研究》等。
刘勰与《文心雕龙》研究。2001年，张可礼《〈文心雕龙〉“树德建言”的伦理思想》（《文史哲》2001年第1期）指出，刘勰把立德不朽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在倡导文人遵守社会公德的同时，还要注意加强职业道德的修养。2004年，张可礼《刘勰关于文学史料学的见识》（《文史哲》2004年第6期）指出，刘勰把“真”作为衡量史料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对待阙疑史料，他主张遵循孔子提出的“阙疑”原则，他强调注释史料要避免错误、力求简明。
二、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1997年，李伯齐《魏晋诗歌与〈诗经〉》（《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认为，在文学领域的乐府民歌与文人诗，或在形式上，或在精神上，都对《诗经》传统有所继承。
2004年，张可礼、刘加夫《建安文坛上的齐鲁文人》（山东文艺出版社）对孔融、刘桢、徐幹、祢衡、王粲、仲长统、诸葛亮7人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研究。
2005年，刘怀荣《论邺下后期宴集活动对建安诗歌的影响》（《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主要探讨宴集活动对建安诗歌的影响，《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之关系考论》（《文史哲》2005年第2期）主要探讨西晋歌诗与说唱文学的关系。
三、魏晋南北朝辞赋研究1998年，王琳《六朝辞赋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全面展现六朝辞赋演变历程及整体风貌，论述了辞赋发展的时空因素以及作家间的传承创变。
1999年，龚克昌《魏晋玄学与“竹林七贤”赋作》（《文史哲》1999年第2期）认为，“竹林七贤”的赋作是玄学思想的具体化，对玄学、“竹林七贤”的评价，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味颂扬。
四、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宏观研究1999年，徐玉如《也谈南朝文人的早熟及文风走向》（《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指出，南朝文人早熟，从外因来看，一是与统治者重视文学、以文显名有关；二是门阀士族制度为某些文人的早熟提供了政治上的特权、经济上的优势、源远流长的家教和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三是早期教育是文人早熟的又一重要条件。从内因来看，文人的早熟还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努力。
2001年，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2年，刘怀荣《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文史哲》2002年第6期）指出，“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
2003年，郑训佐、李剑锋《中国文学精神·魏晋南北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阐述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