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诗、汉乐府研究2000年，王洲明《〈诗〉骚对汉代诗歌影响对比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认为，《诗》对汉代诗歌的影响主要在精神上，而骚的影响主要在抒情上；汉代诗歌对《诗》形式上的学习相对于骚来说，更自觉一些。
2005年，廖群《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文史哲》2005年第3期）认为，作为先秦文学作品的《诗》、骚对汉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影响的表现又有不同；《诗》的影响主要在精神上，而骚的影响主要在抒情上——汉人在感情上，对骚的接受更自然一些；对《诗》形式上的学习相对于骚来说，更自觉一些——骚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对汉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远没有《诗》的影响大。
二、汉赋研究2001年，龚克昌《汉赋新选》（湖北教育出版社）收录汉赋50余篇。
2002年，龚克昌《论两汉辞赋与书法》（《文史哲》2002年第5期）认为，两汉辞赋和书法，都与小学（文字学）息息相关；两汉的主要辞赋家和书法家，都精通小学，大都有小学著作，也都极富才学。两汉的辞赋和书法，既为人所轻视，又为人所喜爱，所以得以蓬蓬勃勃地发展；武宣之世，是辞赋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灵帝之时，辞赋及书法同时攀上发展的另一个高峰。
2003年，龚克昌出版《全汉赋评注》（花山文艺出版社）。
其他成果还有：王连儒《“答难”“释晦”体式与两汉辞赋作者之主体意识》，王琳《追步前贤不乏创变——论杨雄赋》，王洲明《楚骚与汉代抒情赋》《汉代抒情赋的人性回归》等。
三、汉代散文研究1996年，王洲明、徐超《贾谊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但收有贾谊《新书》、辞斌，还集录了见于《汉书·贾谊传》的奏疏，在书末还附有贾谊传记、年谱及有关的著录、序跋、评述等，为贾谊的研究提供了完备的资料。
2000年，张斌荣《西汉散文的文化阐释》（中国文联出版社）以历史的广阔视角和多向的思维对西汉散文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进一步对西汉散文与当时政治、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阐释，尤其注重从历史文化背景对西汉散文作家的主体心态和散文创作的影响分析西汉散文的生成和发展状况，从而阐明了西汉散文所蕴含的深层历史文化内涵。
2004年，杨树增总编《史记艺术研究》（学苑出版社）一书，该书从《史记》的产生、作者、人物形象、创作原则、艺术构思、艺术手法、语言特色、艺术风格、价值地位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
四、两汉文学与文化宏观研究1996年，王洲明《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将宏观的把握与深入细致的具体审视相结合，所论述的问题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汉代《诗经》传授中的一些问题。从大的文化背景出发，对一些具体作家如贾谊、荀卿等作考察，考察不拘成说，从研究原始材料入手，体现出扎实的功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98年，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认为，上承先秦后启魏晋的两汉文学，从总体上看，仍属于大文学，仍保持着其文学的文化本质，表现为文史哲兼综的形态，和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关系，受文化建构过程中整个作用所驱动，同时又以自身的变革参与了文化建构。
1999年，叶桂桐《论〈公莫舞〉非歌舞剧演出脚本——兼与赵逵夫先生商榷》（《文艺研究》1999年第6期）认为，《公莫舞》是女单人歌舞，非歌舞剧演出脚本，并对其进行了解读。
其他成果还有：卞孝萱、王琳《两汉文学》，杨树增等《盛世悲音：汉代文人的生命感叹》，杨树增《中国历史文学：先秦两汉》，董治安《两汉文献与两汉文学》，刘怀荣《王充文学思想的求实本质与创新精神》《从“九天”说看扬雄“文必艰深”论》等。
第二节 两汉文学研究
一、汉诗、汉乐府研究2000年，王洲明《〈诗〉骚对汉代诗歌影响对比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认为，《诗》对汉代诗歌的影响主要在精神上，而骚的影响主要在抒情上；汉代诗歌对《诗》形式上的学习相对于骚来说，更自觉一些。
2005年，廖群《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文史哲》2005年第3期）认为，作为先秦文学作品的《诗》、骚对汉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影响的表现又有不同；《诗》的影响主要在精神上，而骚的影响主要在抒情上——汉人在感情上，对骚的接受更自然一些；对《诗》形式上的学习相对于骚来说，更自觉一些——骚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对汉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远没有《诗》的影响大。
二、汉赋研究2001年，龚克昌《汉赋新选》（湖北教育出版社）收录汉赋50余篇。
2002年，龚克昌《论两汉辞赋与书法》（《文史哲》2002年第5期）认为，两汉辞赋和书法，都与小学（文字学）息息相关；两汉的主要辞赋家和书法家，都精通小学，大都有小学著作，也都极富才学。两汉的辞赋和书法，既为人所轻视，又为人所喜爱，所以得以蓬蓬勃勃地发展；武宣之世，是辞赋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灵帝之时，辞赋及书法同时攀上发展的另一个高峰。
2003年，龚克昌出版《全汉赋评注》（花山文艺出版社）。
其他成果还有：王连儒《“答难”“释晦”体式与两汉辞赋作者之主体意识》，王琳《追步前贤不乏创变——论杨雄赋》，王洲明《楚骚与汉代抒情赋》《汉代抒情赋的人性回归》等。
三、汉代散文研究1996年，王洲明、徐超《贾谊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但收有贾谊《新书》、辞斌，还集录了见于《汉书·贾谊传》的奏疏，在书末还附有贾谊传记、年谱及有关的著录、序跋、评述等，为贾谊的研究提供了完备的资料。
2000年，张斌荣《西汉散文的文化阐释》（中国文联出版社）以历史的广阔视角和多向的思维对西汉散文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进一步对西汉散文与当时政治、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阐释，尤其注重从历史文化背景对西汉散文作家的主体心态和散文创作的影响分析西汉散文的生成和发展状况，从而阐明了西汉散文所蕴含的深层历史文化内涵。
2004年，杨树增总编《史记艺术研究》（学苑出版社）一书，该书从《史记》的产生、作者、人物形象、创作原则、艺术构思、艺术手法、语言特色、艺术风格、价值地位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
四、两汉文学与文化宏观研究1996年，王洲明《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将宏观的把握与深入细致的具体审视相结合，所论述的问题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汉代《诗经》传授中的一些问题。从大的文化背景出发，对一些具体作家如贾谊、荀卿等作考察，考察不拘成说，从研究原始材料入手，体现出扎实的功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98年，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认为，上承先秦后启魏晋的两汉文学，从总体上看，仍属于大文学，仍保持着其文学的文化本质，表现为文史哲兼综的形态，和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关系，受文化建构过程中整个作用所驱动，同时又以自身的变革参与了文化建构。
1999年，叶桂桐《论〈公莫舞〉非歌舞剧演出脚本——兼与赵逵夫先生商榷》（《文艺研究》1999年第6期）认为，《公莫舞》是女单人歌舞，非歌舞剧演出脚本，并对其进行了解读。
其他成果还有：卞孝萱、王琳《两汉文学》，杨树增等《盛世悲音：汉代文人的生命感叹》，杨树增《中国历史文学：先秦两汉》，董治安《两汉文献与两汉文学》，刘怀荣《王充文学思想的求实本质与创新精神》《从“九天”说看扬雄“文必艰深”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