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古神话研究1996年，廖群《神话寻踪》（上海古籍出版社）对中国神话进行概述，介绍了天地开辟与人的诞生，大地毁灭与人的再生，探讨了关于夸父、精卫、羿的原型探讨及其人格化和英雄崇拜问题，主神分立、更迭与神界之战，鲧、禹与中国第二代洪水神话和传说，舜禅让与夏朝更替的传说等内容。
2005年，郑杰文《东海神仙传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管子学刊》2005年第3期）介绍东海神仙传说的发展及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认为东海神仙传说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表现内容，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表现手法，推动了中国艺术思维形式的发展，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二、《诗经》研究1996年，董治安《〈吕氏春秋〉之论诗引诗与战国末期诗学的发展》（《文史哲》1996年第2期）提出，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对“诗三百”若干篇的作者和创作背景，对孔子师徒并惠施言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引诗表明，在秦并六国之前的一段时间，人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而各家学术思想正逐渐趋向合流。《吕氏春秋》引诗文字与汉人“四家诗”传本均有较多差异，而与战国其他文献引诗出入不大，很可能有相对稳定的“古本”作依据。作者对于逸诗的征引和推崇，说明直到战国之末，儒家之三百篇传本依然未能在其他诸家习诗者那里被定于一尊。
1997年，廖群《诗经与中国文化》（中国香港东方红书社）以多元的研究方法分别将理性的触角伸向《诗经》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范畴——诸如人生价值、两性心理、思维偏向、人格理想、审美取向、艺术观念和形式等的关联之中，精心厘清其脉络，解说其义趣。
1999年，由中国诗经学会、山东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国内外专家270余人出席了大会，收到论文160篇。廖群《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文史哲》1999年第6期）认为，《毛诗序》和朱熹《诗集传》对《国风》诗自言、代言两种状态的不同选择，特别是由此出发向“刺诗”“淫诗”的引申，都有“误读”的成分。通过这种必然的“误读”，读者在文学接受中的主动地位及其接受的某些规律得以显现。这对于开拓文学史研究的视野，理解文学影响的复杂性，乃至为当前文学接受的丰富多彩性提供历史参照，无疑是有益处的。另有董治安、夏传才主编《诗经要籍提要》（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其他成果还有：王洲明《论〈诗经〉的文化品格》，陆学明《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及其他——“五四”以来〈诗经〉与诗学研究的几点质疑》，陈元锋的《〈诗经〉：乐官文化的范本》，刘怀荣《论比的感性源头与思维积淀》，廖群《诗骚考古研究》等。
三、《楚辞》研究1996年，江林昌《楚辞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史哲》1996年第2期）、《楚辞中所见远古婚俗考》（《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楚辞所见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诸现象考》（《东岳论丛》1996年第4期）、《〈天问〉宇宙神话的考古印证和文化阐释》（《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4篇论文，分别对前人的《楚辞》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对当前和未来的《楚辞》研究予以寄望，并对《楚辞》蕴含的各种文化进行考证。
1998年，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太阳循环文化揭秘》（齐鲁书社）广泛吸取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等学科的观点、方法，对楚辞进行多维度的研究。
此外，王洲明《战国时代的哲学发展与〈楚辞〉的艺术表现》探讨了战国时的哲学和《楚辞》的艺术。
四、先秦散文研究（一）《论语》研究2002年，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指出，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本《论语》是目前发现的《论语》最古抄本，作者将其与《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对勘比较，认为此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明显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
2002年，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吉林人民出版社）对《论语》的成书及其早期流变和影响作出新的梳理。
其他成果还有：杜贵晨《“宰予昼寝”新解》，王恒展《〈论语〉与中国小说》，王志民《试论〈论语〉文学表现的诗化特征》，杨树增《〈论语〉导读》等。
（二）《战国策》研究1997年，郑杰文《〈战国策〉对后世小说的影响》（《东岳论丛》1997年第3期）认为，《战国策》的某些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描写、场景安排、结构线索等方面，对后世小说都有重要影响。
1997年，郑杰文《〈战国策〉的刚健文气》（《文史哲》1997年第4期）认为，《战国策》的恢宏文象组合成的汹涌文势与它所内含的激越文情，构成了其特色鲜明的刚健文气，它是战国时代“重人思潮”所激发起来的纵横策士们那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在文章中的集中表现，也是纵横策士们在说辩中注重布局谋篇、选择论辩方法和刻意遣词造句的结果。
（三）《尚书》研究1998年，王文清《论〈尚书〉散文的艺术风格特点》（《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认为，《尚书》散文的艺术风格特点主要体现在：深奥难读，言文不一；语言洗练精审，言简意赅，善用比喻、对比等手法；善于描摹人物谈话时的气概、感情、口吻以展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记述了人的活动，描写了一定的情节和场面，呈现一定的规模和气氛，显示出某些人物的性格特征；篇章结构、章法布局方面较为严整，叙事清晰，层次清楚。
2004年，董治安《汉代〈书〉的承传与〈书〉学的演化——〈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探讨了《两汉全书》的承传与《书》学的演化问题。
其他成果还有：赵明《诗意的沉思与哲学的诗化——庄周屈原比较论》，王恒展《〈谷梁传〉与中国小说》《〈墨子〉与中国小说》，杜贵晨《关于〈易传〉美学——文学思想的若干问题——兼论〈易传〉是中国最早作专书批评的文章——文学理论著作》等。相关译注还有：董治安、郑杰文《荀子汇校汇注》，王世舜《庄子注译》，郑杰文《鬼谷子译注》等。
五、先秦文学与文化宏观研究1996年，赵明《由早熟到辉煌的文化史路——先秦文史哲互摄中的文学建构》（《社会科学阵线》1996年第5期）认为，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高峰，而在源头和高峰时代形成的先秦文学，不仅是先秦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和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
1999年，郑杰文《原始宗教与先秦文学》（《光明日报》1999年9月16日）认为，研究先秦文学与原始宗教的关系应注意原始宗教信仰及仪式等对先秦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影响，以及炎帝族、黄帝族两种不同原始宗教对先秦写实文学和浪漫文学思想内容的影响，特别是在先秦两种不同文学风格确立中的重大影响。
2005年，王恒展《先秦典籍与小说滥觞》（《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认为，先秦典籍的叙事写人等都对后世的小说文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堪称中国小说之滥觞。
其他成果还有：王文清《先秦文学研究》，陈元锋《乐官文化与文学：先秦诗歌史的文化巡礼》，郑杰文《先秦文学与上古文化》，廖群《先秦文学史》，王培元、廖群《中国文学精神·先秦卷》等。
第一节 先秦文学研究
一、上古神话研究1996年，廖群《神话寻踪》（上海古籍出版社）对中国神话进行概述，介绍了天地开辟与人的诞生，大地毁灭与人的再生，探讨了关于夸父、精卫、羿的原型探讨及其人格化和英雄崇拜问题，主神分立、更迭与神界之战，鲧、禹与中国第二代洪水神话和传说，舜禅让与夏朝更替的传说等内容。
2005年，郑杰文《东海神仙传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管子学刊》2005年第3期）介绍东海神仙传说的发展及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认为东海神仙传说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表现内容，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表现手法，推动了中国艺术思维形式的发展，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二、《诗经》研究1996年，董治安《〈吕氏春秋〉之论诗引诗与战国末期诗学的发展》（《文史哲》1996年第2期）提出，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对“诗三百”若干篇的作者和创作背景，对孔子师徒并惠施言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引诗表明，在秦并六国之前的一段时间，人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而各家学术思想正逐渐趋向合流。《吕氏春秋》引诗文字与汉人“四家诗”传本均有较多差异，而与战国其他文献引诗出入不大，很可能有相对稳定的“古本”作依据。作者对于逸诗的征引和推崇，说明直到战国之末，儒家之三百篇传本依然未能在其他诸家习诗者那里被定于一尊。
1997年，廖群《诗经与中国文化》（中国香港东方红书社）以多元的研究方法分别将理性的触角伸向《诗经》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范畴——诸如人生价值、两性心理、思维偏向、人格理想、审美取向、艺术观念和形式等的关联之中，精心厘清其脉络，解说其义趣。
1999年，由中国诗经学会、山东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国内外专家270余人出席了大会，收到论文160篇。廖群《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文史哲》1999年第6期）认为，《毛诗序》和朱熹《诗集传》对《国风》诗自言、代言两种状态的不同选择，特别是由此出发向“刺诗”“淫诗”的引申，都有“误读”的成分。通过这种必然的“误读”，读者在文学接受中的主动地位及其接受的某些规律得以显现。这对于开拓文学史研究的视野，理解文学影响的复杂性，乃至为当前文学接受的丰富多彩性提供历史参照，无疑是有益处的。另有董治安、夏传才主编《诗经要籍提要》（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其他成果还有：王洲明《论〈诗经〉的文化品格》，陆学明《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及其他——“五四”以来〈诗经〉与诗学研究的几点质疑》，陈元锋的《〈诗经〉：乐官文化的范本》，刘怀荣《论比的感性源头与思维积淀》，廖群《诗骚考古研究》等。
三、《楚辞》研究1996年，江林昌《楚辞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史哲》1996年第2期）、《楚辞中所见远古婚俗考》（《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楚辞所见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诸现象考》（《东岳论丛》1996年第4期）、《〈天问〉宇宙神话的考古印证和文化阐释》（《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4篇论文，分别对前人的《楚辞》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对当前和未来的《楚辞》研究予以寄望，并对《楚辞》蕴含的各种文化进行考证。
1998年，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太阳循环文化揭秘》（齐鲁书社）广泛吸取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等学科的观点、方法，对楚辞进行多维度的研究。
此外，王洲明《战国时代的哲学发展与〈楚辞〉的艺术表现》探讨了战国时的哲学和《楚辞》的艺术。
四、先秦散文研究（一）《论语》研究2002年，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指出，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本《论语》是目前发现的《论语》最古抄本，作者将其与《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对勘比较，认为此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明显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
2002年，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吉林人民出版社）对《论语》的成书及其早期流变和影响作出新的梳理。
其他成果还有：杜贵晨《“宰予昼寝”新解》，王恒展《〈论语〉与中国小说》，王志民《试论〈论语〉文学表现的诗化特征》，杨树增《〈论语〉导读》等。
（二）《战国策》研究1997年，郑杰文《〈战国策〉对后世小说的影响》（《东岳论丛》1997年第3期）认为，《战国策》的某些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描写、场景安排、结构线索等方面，对后世小说都有重要影响。
1997年，郑杰文《〈战国策〉的刚健文气》（《文史哲》1997年第4期）认为，《战国策》的恢宏文象组合成的汹涌文势与它所内含的激越文情，构成了其特色鲜明的刚健文气，它是战国时代“重人思潮”所激发起来的纵横策士们那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在文章中的集中表现，也是纵横策士们在说辩中注重布局谋篇、选择论辩方法和刻意遣词造句的结果。
（三）《尚书》研究1998年，王文清《论〈尚书〉散文的艺术风格特点》（《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认为，《尚书》散文的艺术风格特点主要体现在：深奥难读，言文不一；语言洗练精审，言简意赅，善用比喻、对比等手法；善于描摹人物谈话时的气概、感情、口吻以展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记述了人的活动，描写了一定的情节和场面，呈现一定的规模和气氛，显示出某些人物的性格特征；篇章结构、章法布局方面较为严整，叙事清晰，层次清楚。
2004年，董治安《汉代〈书〉的承传与〈书〉学的演化——〈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探讨了《两汉全书》的承传与《书》学的演化问题。
其他成果还有：赵明《诗意的沉思与哲学的诗化——庄周屈原比较论》，王恒展《〈谷梁传〉与中国小说》《〈墨子〉与中国小说》，杜贵晨《关于〈易传〉美学——文学思想的若干问题——兼论〈易传〉是中国最早作专书批评的文章——文学理论著作》等。相关译注还有：董治安、郑杰文《荀子汇校汇注》，王世舜《庄子注译》，郑杰文《鬼谷子译注》等。
五、先秦文学与文化宏观研究1996年，赵明《由早熟到辉煌的文化史路——先秦文史哲互摄中的文学建构》（《社会科学阵线》1996年第5期）认为，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高峰，而在源头和高峰时代形成的先秦文学，不仅是先秦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和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
1999年，郑杰文《原始宗教与先秦文学》（《光明日报》1999年9月16日）认为，研究先秦文学与原始宗教的关系应注意原始宗教信仰及仪式等对先秦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影响，以及炎帝族、黄帝族两种不同原始宗教对先秦写实文学和浪漫文学思想内容的影响，特别是在先秦两种不同文学风格确立中的重大影响。
2005年，王恒展《先秦典籍与小说滥觞》（《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认为，先秦典籍的叙事写人等都对后世的小说文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堪称中国小说之滥觞。
其他成果还有：王文清《先秦文学研究》，陈元锋《乐官文化与文学：先秦诗歌史的文化巡礼》，郑杰文《先秦文学与上古文化》，廖群《先秦文学史》，王培元、廖群《中国文学精神·先秦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