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刘玉安《西欧福利国家制度的危机及其改革》（《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12期）指出，为了克服困境摆脱危机，西欧各国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但是由于福利国家制度在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这一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改革并没有危及这一制度的继续存在。
1997年，伏广存《冷战与苏联解体关系论析》（《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6期）认为，冷战是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冷战曾促使苏联与美国相匹敌，但冷战又给苏联以深刻的消极影响，它导致苏联经济的最后崩溃，败坏了社会主义名声，使苏联日益衰落，并在冷战的收场中导致苏联社会性质剧变和国家的解体，这一切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李爱华《走出冷战：世界大势与中国对外战略》（济南出版社）对冷战结束前后世界大势的重大变化以及中国对外战略上所做的重大调整进行了系统分析和阐述。
1998年，王韶兴《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亚太新秩序的影响》（《文史哲》1998年第6期），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不同于历史上的“中苏同盟”，也不同于某些大国针对第三国的军事集团结盟的做法。它是在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前提下，本着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愿望建立的，它的确立与发展有助于推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促进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形成。
1999年，李爱华、韩玉贵主编的《走向世界：中国对外开放中的重大关系研究》（公安大学出版社）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中的11个重大关系，包括全面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改革外贸体制与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关系；经济特区建设与内地开放的关系；利用外资与保护中国名优品牌的关系；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与增强中国科技实力的关系；出国留学与回国服务的关系；在对外开放中既要奉行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的关系等。
2000年，李爱华《论邓小平“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6期）认为，“有所作为”是邓小平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在国际上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体现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作用和分量，才能打破西方强国对中国的歧视，争得同它们平等互利的国际权利，才能增强中国的国际信誉，从而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杨鲁慧、刘昌明《亚太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运用国内外最新资料并借鉴最新研究成果，对亚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分析论述，并结合中国实际作了客观科学的理论探索。
2001年，杨鲁慧《论APEC中的政府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认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21世纪应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和多维的现实视角，重新再现它的生机与活力，以回应地区发展的新要求，并重点研析了政府在APEC中共同作用的基本特征。APEC不仅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而且是亚太地区各国政府联手行动，在区域范围内运用政府力量规范和健康发展世界市场经济，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有益探索和尝试。
2002年，杨鲁慧、张晓敏、孟云霞《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与地缘政治战略》（《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认为，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外部环境的特殊性，重点研析与中国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地缘政治理论沿革轨迹，阐述地缘政治战略趋向构筑中呈现的新特征，是认识把握21世纪初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基础性前提。
2003年，王学玉《国际安全的地区化：一个分析的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2期）认为，在地区主义趋势加强的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动力正在将地区内的国家安全利益连接在一起，并使它们具有了特殊的安全互动关系，安全的地区化意味着地区内国家间安全互动的情势既影响着全球安全的整体走向，也构成了国家安全的主要环境、有层次的战略的重点，并决定了国家安全利益保障的程度。刘中民《萨达姆之后：美国中东霸权面临的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以美国中东霸权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为线索，前瞻伊拉克战争对中东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影响。贾英健《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湖南人民出版社）立足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带来的影响这一特定社会实践境域，揭示民族国家变化的特征、本质、规律及未来趋势，着力挖掘民族国家的哲学意蕴和人文价值，全书包括民族国家的本质、民族国家的起源、民族国家的当代境遇、民族国家的理性建构、民族国家的未来走向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等内容。
2004年，韩玉贵、许秀梅《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几点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6期）认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它是中国透析大国兴衰历史而作出的明智选择，是传承传统“仁”“和”思想的现实体现，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必然要求，这一战略的提出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战略的实现有十分有利的因素，但任重而道远。
2005年，杨鲁慧、郭延军《从“霸权稳定论”到“安全共同体”：东北亚安全合作架构新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认为，美国为维护在东北亚的利益，企求以“霸权稳定论”为理论基础，建立美国主导的地区政治安全秩序，但东北亚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态势，使这一架构日益显现出局限性及不确定性，为东北亚建立“安全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契机。“安全共同体”作为一种安全合作新模式，逐步被纳入东北亚各国的视野，能有效地弥补霸权稳定架构的缺陷，并在东北亚安全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第四节 国际政治研究
1996年，刘玉安《西欧福利国家制度的危机及其改革》（《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12期）指出，为了克服困境摆脱危机，西欧各国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但是由于福利国家制度在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这一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改革并没有危及这一制度的继续存在。
1997年，伏广存《冷战与苏联解体关系论析》（《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6期）认为，冷战是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冷战曾促使苏联与美国相匹敌，但冷战又给苏联以深刻的消极影响，它导致苏联经济的最后崩溃，败坏了社会主义名声，使苏联日益衰落，并在冷战的收场中导致苏联社会性质剧变和国家的解体，这一切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李爱华《走出冷战：世界大势与中国对外战略》（济南出版社）对冷战结束前后世界大势的重大变化以及中国对外战略上所做的重大调整进行了系统分析和阐述。
1998年，王韶兴《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亚太新秩序的影响》（《文史哲》1998年第6期），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不同于历史上的“中苏同盟”，也不同于某些大国针对第三国的军事集团结盟的做法。它是在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前提下，本着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愿望建立的，它的确立与发展有助于推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促进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形成。
1999年，李爱华、韩玉贵主编的《走向世界：中国对外开放中的重大关系研究》（公安大学出版社）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中的11个重大关系，包括全面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改革外贸体制与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关系；经济特区建设与内地开放的关系；利用外资与保护中国名优品牌的关系；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与增强中国科技实力的关系；出国留学与回国服务的关系；在对外开放中既要奉行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的关系等。
2000年，李爱华《论邓小平“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6期）认为，“有所作为”是邓小平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在国际上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体现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作用和分量，才能打破西方强国对中国的歧视，争得同它们平等互利的国际权利，才能增强中国的国际信誉，从而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杨鲁慧、刘昌明《亚太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运用国内外最新资料并借鉴最新研究成果，对亚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分析论述，并结合中国实际作了客观科学的理论探索。
2001年，杨鲁慧《论APEC中的政府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认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21世纪应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和多维的现实视角，重新再现它的生机与活力，以回应地区发展的新要求，并重点研析了政府在APEC中共同作用的基本特征。APEC不仅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而且是亚太地区各国政府联手行动，在区域范围内运用政府力量规范和健康发展世界市场经济，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有益探索和尝试。
2002年，杨鲁慧、张晓敏、孟云霞《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与地缘政治战略》（《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认为，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外部环境的特殊性，重点研析与中国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地缘政治理论沿革轨迹，阐述地缘政治战略趋向构筑中呈现的新特征，是认识把握21世纪初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基础性前提。
2003年，王学玉《国际安全的地区化：一个分析的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2期）认为，在地区主义趋势加强的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动力正在将地区内的国家安全利益连接在一起，并使它们具有了特殊的安全互动关系，安全的地区化意味着地区内国家间安全互动的情势既影响着全球安全的整体走向，也构成了国家安全的主要环境、有层次的战略的重点，并决定了国家安全利益保障的程度。刘中民《萨达姆之后：美国中东霸权面临的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以美国中东霸权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为线索，前瞻伊拉克战争对中东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影响。贾英健《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湖南人民出版社）立足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带来的影响这一特定社会实践境域，揭示民族国家变化的特征、本质、规律及未来趋势，着力挖掘民族国家的哲学意蕴和人文价值，全书包括民族国家的本质、民族国家的起源、民族国家的当代境遇、民族国家的理性建构、民族国家的未来走向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等内容。
2004年，韩玉贵、许秀梅《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几点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6期）认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它是中国透析大国兴衰历史而作出的明智选择，是传承传统“仁”“和”思想的现实体现，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必然要求，这一战略的提出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战略的实现有十分有利的因素，但任重而道远。
2005年，杨鲁慧、郭延军《从“霸权稳定论”到“安全共同体”：东北亚安全合作架构新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认为，美国为维护在东北亚的利益，企求以“霸权稳定论”为理论基础，建立美国主导的地区政治安全秩序，但东北亚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态势，使这一架构日益显现出局限性及不确定性，为东北亚建立“安全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契机。“安全共同体”作为一种安全合作新模式，逐步被纳入东北亚各国的视野，能有效地弥补霸权稳定架构的缺陷，并在东北亚安全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