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观总体研究1996年，刘陆鹏等人的著作《历史之谜求解》（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结合时代形势的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论述。
1998年，韩民青《社会活力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从改革开放看社会活力》（《东岳论丛》1998年第5期）认为，活力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具有突出的理论地位，应该加强对社会活力问题的探讨。
其他文章还有：汪建《社会活力：解放与创造》，刘陆鹏《社会活力的制度分析》，李荣海《知识经济与唯物史观》等。
二、生产力研究2004年，刘陆鹏《唯物史观研究有待拓展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就为什么中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发生在生产关系变革之后，生产关系是否可以产生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生产力是否存在直接联系，政府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影响经济发展，上层建筑的旨趣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发问等，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拓展唯物史观思维空间。
2005年，刘陆鹏《论生产力发展中的政治上层建筑问题》（《文史哲》2005年第1期）认为上层建筑与生产力有直接联系，它为生产力发展提供社会环境和条件，制约生产者生产活动的空间，整合系统力量，协调社会发展，因此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层改革。
其他成果还有杜金亮、张义忠《生产力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建构：毛泽东和邓小平思想比较》和黄仕军《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等。
三、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研究1997年，赵浩、王复三《论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及方法论力量》（《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系统论述对“东方模式”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2004年，孟庆仁《“跨越”论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兼与赵家祥教授商榷》（《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认为，马克思的本意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不通过”和“跨越”不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提法，而且包含了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观点。
2005年，李毅嘉《卡尔·马克思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东岳论丛》2005年第2期）指出，马克思关于西方殖民主义在历史上有双重使命的思想，在学术界颇受争议。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的“理性的狡猾”这一概念的辩证结构，极其高明地表述了一种具有全新智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全球性扩张是西方和东方冲突的根源，同时又是人类最终解决这类冲突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创造者。马克思认为，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才能够客观地观察世界历史，也才能够正确地进行思维。王力军、胡瑾《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几点思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有着客观条件的，持“跨越论”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
四、关于历史决定论的研究1998年，商逾《历史决定论形态交替的内在逻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动态的、活生生的有机整体，其理论内涵有一个逐步成熟、完善的过程。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由三个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发展阶段构成的。
1999年，商逾、燕宏远《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科学涵义》（《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2期）认为，应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思维方法，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进行科学界定。
2003年，商逾《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形态交替的内在逻辑》（《文史哲》2003年第3期）进一步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依次经历了从理性历史决定论、人性历史决定论到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三个理论形态的演进和深化过程。
2004年，商逾《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及其历史命运》（山东大学出版社）在历史决定论历史探源的基础上，展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丰富内容和辩证本性，说明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是彻底超越机械历史决定论、历史宿命论和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唯意志论两极对立的科学的历史理论。
五、历史规律研究2003年，王留昌《超验性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吗？》（《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指称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现实运动及其要求和结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经验可能性。
2004年，姜涌《历史话语的新发展：马克思对于历史的解答》（《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认为，不同于黑格尔的历史合规律性思想，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历史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研究1997年，王家忠《社会思潮的起源、作用及发展趋势探析》（《齐鲁学刊》1997年第2期）认为，社会思潮是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矛盾冲突的产物和表现，是介于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意识层次。社会思潮一经形成，便在社会心理（社会潜意识）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
2002年，孟庆仁《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东岳论丛》2002年第6期）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既对立又统一，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2005年，王家忠专著《传承·超越·沟通——民族潜意识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用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系统论的结合，以文化学、民族学与心理分析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特征的形成过程、基本内涵及其演化规律，并探讨了人性演化、社会潜能、社会欲望、社会心态及跨文化交流等重大社会心理文化现象和社会现实问题。
其他成果还有王家忠《社会潜意识与青少年成长》《社会潜意识对道德的影响浅析》等。
七、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1997年，万光侠《探求马克思主义人学价值与时代视野的融合》（《求索》1997年第2期）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就是对人的综合研究，是关于整体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建构原则应体现实践性、开放性、扬弃性、综合性、人文性原则。
2005年，李荣海《从“人”的发现到“以人为本”——马克思的“人学”发展理路》（《理论学刊》2005年第1期）认为，马克思对“人”的新发现在于揭示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命题，并从人的存在方式的多样性角度提炼出人的本质和特点。
其他成果还有：万光侠《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人的普遍关怀：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何中华《人的全面发展与当代语境》，刘陆鹏《人的本质对象化的思考》，杜金亮、李慧萍《论人的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焦丽萍《马克思个人与个性理论初探》等。
八、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研究2002年，董振平、郑曙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5期）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的扩张有着紧密的联系，世界历史理论实质上已经涉及全球化问题，它向人们展示了全球化的前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依然可以给我们提供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它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分析和观察当代全球化，从而使我们制定出合理的应对全球化的战略。
相关论文还有：何中华《现代性·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关于全球化的文化反思》，万光侠《哲学视野中的“世界历史”范畴》，姜涌《从〈共产党宣言〉看全球化现象》，贾英健《论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等。
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1998年，万光侠《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理论探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认为，社会发展评价尺度是社会价值论及历史观研究亟待强化的课题之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理论，其分析的视角不应仅停留在社会发展指标技术机制的借鉴和取舍上，而应强调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制度分析。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系统结构则表现为以根本尺度（生产力）、中介尺度（制度）和核心尺度（人的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多维的发展尺度体系。
何中华较早对发展和现代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从哲学高度对“可持续发展”观展开了探讨，并分析了可持续发展在实践和理论层面所面临的难题。其主要研究成果有《“现代化”观念与西方文化传统》（《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辨析》（《山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社会发展：一种文化承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可持续发展”观及其哲学意蕴》（《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当代发展观的演变及难题》（《文史哲》1997年第2期）、《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学刊》1999年第1期）、《人与自然环境：一个再审视》（《唯实》1999年第5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几个难题》（《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反思“发展”：21世纪“发展哲学”之主题》（《求是学刊》2000年第5期）。
刘陆鹏从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出发，注重制度与发展及其关系的哲学思考，注重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和优势。2002年，其专著《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哲学角度系统探讨制度与发展的关系，具有原创性。其围绕制度与发展课题的相关论文有《制度的伦理效应》《社会活力的制度分析》《关于传统发展观批评的三个问题》《制度创新：现代化的路径》《制度与发展关系论纲》。
相关成果还有：高懿德《物种社会及其构成》，何伦志、王维先《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马兆明《社会阶层新变化及其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等。
第七节 历史观有关问题研究
一、历史观总体研究1996年，刘陆鹏等人的著作《历史之谜求解》（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结合时代形势的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论述。
1998年，韩民青《社会活力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从改革开放看社会活力》（《东岳论丛》1998年第5期）认为，活力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具有突出的理论地位，应该加强对社会活力问题的探讨。
其他文章还有：汪建《社会活力：解放与创造》，刘陆鹏《社会活力的制度分析》，李荣海《知识经济与唯物史观》等。
二、生产力研究2004年，刘陆鹏《唯物史观研究有待拓展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就为什么中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发生在生产关系变革之后，生产关系是否可以产生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生产力是否存在直接联系，政府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影响经济发展，上层建筑的旨趣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发问等，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拓展唯物史观思维空间。
2005年，刘陆鹏《论生产力发展中的政治上层建筑问题》（《文史哲》2005年第1期）认为上层建筑与生产力有直接联系，它为生产力发展提供社会环境和条件，制约生产者生产活动的空间，整合系统力量，协调社会发展，因此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层改革。
其他成果还有杜金亮、张义忠《生产力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建构：毛泽东和邓小平思想比较》和黄仕军《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等。
三、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研究1997年，赵浩、王复三《论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及方法论力量》（《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系统论述对“东方模式”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2004年，孟庆仁《“跨越”论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兼与赵家祥教授商榷》（《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认为，马克思的本意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不通过”和“跨越”不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提法，而且包含了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观点。
2005年，李毅嘉《卡尔·马克思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东岳论丛》2005年第2期）指出，马克思关于西方殖民主义在历史上有双重使命的思想，在学术界颇受争议。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的“理性的狡猾”这一概念的辩证结构，极其高明地表述了一种具有全新智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全球性扩张是西方和东方冲突的根源，同时又是人类最终解决这类冲突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创造者。马克思认为，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才能够客观地观察世界历史，也才能够正确地进行思维。王力军、胡瑾《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几点思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有着客观条件的，持“跨越论”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
四、关于历史决定论的研究1998年，商逾《历史决定论形态交替的内在逻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动态的、活生生的有机整体，其理论内涵有一个逐步成熟、完善的过程。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由三个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发展阶段构成的。
1999年，商逾、燕宏远《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科学涵义》（《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2期）认为，应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思维方法，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进行科学界定。
2003年，商逾《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形态交替的内在逻辑》（《文史哲》2003年第3期）进一步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依次经历了从理性历史决定论、人性历史决定论到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三个理论形态的演进和深化过程。
2004年，商逾《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及其历史命运》（山东大学出版社）在历史决定论历史探源的基础上，展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丰富内容和辩证本性，说明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是彻底超越机械历史决定论、历史宿命论和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唯意志论两极对立的科学的历史理论。
五、历史规律研究2003年，王留昌《超验性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吗？》（《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指称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现实运动及其要求和结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经验可能性。
2004年，姜涌《历史话语的新发展：马克思对于历史的解答》（《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认为，不同于黑格尔的历史合规律性思想，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历史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研究1997年，王家忠《社会思潮的起源、作用及发展趋势探析》（《齐鲁学刊》1997年第2期）认为，社会思潮是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矛盾冲突的产物和表现，是介于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意识层次。社会思潮一经形成，便在社会心理（社会潜意识）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
2002年，孟庆仁《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东岳论丛》2002年第6期）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既对立又统一，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2005年，王家忠专著《传承·超越·沟通——民族潜意识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用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系统论的结合，以文化学、民族学与心理分析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特征的形成过程、基本内涵及其演化规律，并探讨了人性演化、社会潜能、社会欲望、社会心态及跨文化交流等重大社会心理文化现象和社会现实问题。
其他成果还有王家忠《社会潜意识与青少年成长》《社会潜意识对道德的影响浅析》等。
七、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1997年，万光侠《探求马克思主义人学价值与时代视野的融合》（《求索》1997年第2期）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就是对人的综合研究，是关于整体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建构原则应体现实践性、开放性、扬弃性、综合性、人文性原则。
2005年，李荣海《从“人”的发现到“以人为本”——马克思的“人学”发展理路》（《理论学刊》2005年第1期）认为，马克思对“人”的新发现在于揭示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命题，并从人的存在方式的多样性角度提炼出人的本质和特点。
其他成果还有：万光侠《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人的普遍关怀：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何中华《人的全面发展与当代语境》，刘陆鹏《人的本质对象化的思考》，杜金亮、李慧萍《论人的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焦丽萍《马克思个人与个性理论初探》等。
八、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研究2002年，董振平、郑曙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5期）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的扩张有着紧密的联系，世界历史理论实质上已经涉及全球化问题，它向人们展示了全球化的前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依然可以给我们提供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它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分析和观察当代全球化，从而使我们制定出合理的应对全球化的战略。
相关论文还有：何中华《现代性·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关于全球化的文化反思》，万光侠《哲学视野中的“世界历史”范畴》，姜涌《从〈共产党宣言〉看全球化现象》，贾英健《论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等。
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1998年，万光侠《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理论探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认为，社会发展评价尺度是社会价值论及历史观研究亟待强化的课题之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理论，其分析的视角不应仅停留在社会发展指标技术机制的借鉴和取舍上，而应强调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制度分析。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系统结构则表现为以根本尺度（生产力）、中介尺度（制度）和核心尺度（人的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多维的发展尺度体系。
何中华较早对发展和现代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从哲学高度对“可持续发展”观展开了探讨，并分析了可持续发展在实践和理论层面所面临的难题。其主要研究成果有《“现代化”观念与西方文化传统》（《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辨析》（《山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社会发展：一种文化承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可持续发展”观及其哲学意蕴》（《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当代发展观的演变及难题》（《文史哲》1997年第2期）、《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学刊》1999年第1期）、《人与自然环境：一个再审视》（《唯实》1999年第5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几个难题》（《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反思“发展”：21世纪“发展哲学”之主题》（《求是学刊》2000年第5期）。
刘陆鹏从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出发，注重制度与发展及其关系的哲学思考，注重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和优势。2002年，其专著《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哲学角度系统探讨制度与发展的关系，具有原创性。其围绕制度与发展课题的相关论文有《制度的伦理效应》《社会活力的制度分析》《关于传统发展观批评的三个问题》《制度创新：现代化的路径》《制度与发展关系论纲》。
相关成果还有：高懿德《物种社会及其构成》，何伦志、王维先《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马兆明《社会阶层新变化及其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