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2005年，山东社科界在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的基础上，从微观不同角度具体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发展与创新。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研究2002年，包心鉴《一脉相承 与时俱进——“三个代表”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丰富和发展》（《新视野》2002年第6期）指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江泽民一系列重要论述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脉”，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注重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确立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江泽民在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方面独特的也是最重要的创造；敏锐的时代意识，鲜明的实践品格，深厚的群众观点，全面的大局意识，深邃的规律揭示，这是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品质的基本要素，也是江泽民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色。
2003年，包心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启示——从毛泽东思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求是》2003年第24期）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经济市场化的深刻变革和党面临更加严峻考验与挑战这一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成果。实践中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宋士昌《“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东岳论丛》2003年第4期）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和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和质的规定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高理想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论，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
其他成果还有：陈景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我党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张文彦《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等。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山东社科界部分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治国理论、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唯物辩证观等。
2000年，王晓明《党的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之本与强党之路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理想与现实实践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与代表性的统一。
2003年，李业杰、刘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治国理论的新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4期）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立党和立国内在地统一起来，其科学内涵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三大纲领、两大方略。宋士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概括、新建树》《（东岳论丛》2003年第5期）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党理论认识的新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对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是深刻揭示当代历史条件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体系。
2004年，王格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理论的贡献》（《理论学刊》2004年第5期）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强调了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性，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内涵和本质，明确了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丰富了认识党的先进性的科学方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理论的新境界，把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其他成果还有：刘青《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党建理论的新贡献》，宋协娜《“三个代表”与党的意识的创新》，李荣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的拓展》等。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发展山东学者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党建思想、“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等。
2000年，林辉基《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对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的学习与思考》（《东岳论丛》2000年第3期）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先进性问题的全面深刻的科学概括，是对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深刻阐发和理论升华，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巩固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有效法宝，是深化“三讲”教育、全面提高党的综合素质的有力武器，是对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2001年，山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编的论文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光辉典范——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汇集了山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山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及省内邓小平理论研究有关专家、学者撰写的关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文章，是研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问题的一项重要而又富有特色的成果。陈光林主编的《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研究系列丛书（山东人民出版社）从新的飞跃、经济建设论、政治建设论、文化建设论、执政党建设论5个方面，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献。
2002年，赵焱《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在统一》（《理论探索》2002年第4期）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生产力标准和人类活动价值目标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两者体现为内在统一的关系。
2003年，王格芳、刘相《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理论创新中》（《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指出，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理论创新之中，是落实十六大精神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理论创新中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需要增强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使命感，而且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其他成果还有：商志晓、魏恩政《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理论创新》，王升文《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王鲁宁《“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哲学思考》等。
第三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理论创新研究
1996—2005年，山东社科界在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的基础上，从微观不同角度具体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发展与创新。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研究2002年，包心鉴《一脉相承 与时俱进——“三个代表”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丰富和发展》（《新视野》2002年第6期）指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江泽民一系列重要论述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脉”，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注重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确立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江泽民在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方面独特的也是最重要的创造；敏锐的时代意识，鲜明的实践品格，深厚的群众观点，全面的大局意识，深邃的规律揭示，这是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品质的基本要素，也是江泽民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色。
2003年，包心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启示——从毛泽东思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求是》2003年第24期）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经济市场化的深刻变革和党面临更加严峻考验与挑战这一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成果。实践中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宋士昌《“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东岳论丛》2003年第4期）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和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和质的规定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高理想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论，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
其他成果还有：陈景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我党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张文彦《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等。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山东社科界部分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治国理论、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唯物辩证观等。
2000年，王晓明《党的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之本与强党之路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理想与现实实践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与代表性的统一。
2003年，李业杰、刘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治国理论的新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4期）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立党和立国内在地统一起来，其科学内涵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三大纲领、两大方略。宋士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概括、新建树》《（东岳论丛》2003年第5期）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党理论认识的新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对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是深刻揭示当代历史条件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体系。
2004年，王格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理论的贡献》（《理论学刊》2004年第5期）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强调了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性，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内涵和本质，明确了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丰富了认识党的先进性的科学方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理论的新境界，把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其他成果还有：刘青《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党建理论的新贡献》，宋协娜《“三个代表”与党的意识的创新》，李荣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的拓展》等。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发展山东学者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党建思想、“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等。
2000年，林辉基《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对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的学习与思考》（《东岳论丛》2000年第3期）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先进性问题的全面深刻的科学概括，是对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深刻阐发和理论升华，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巩固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有效法宝，是深化“三讲”教育、全面提高党的综合素质的有力武器，是对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2001年，山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编的论文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光辉典范——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汇集了山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山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及省内邓小平理论研究有关专家、学者撰写的关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文章，是研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问题的一项重要而又富有特色的成果。陈光林主编的《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研究系列丛书（山东人民出版社）从新的飞跃、经济建设论、政治建设论、文化建设论、执政党建设论5个方面，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献。
2002年，赵焱《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在统一》（《理论探索》2002年第4期）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生产力标准和人类活动价值目标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两者体现为内在统一的关系。
2003年，王格芳、刘相《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理论创新中》（《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指出，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理论创新之中，是落实十六大精神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理论创新中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需要增强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使命感，而且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其他成果还有：商志晓、魏恩政《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理论创新》，王升文《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王鲁宁《“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哲学思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