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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客观基础与重要意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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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05年,山东省社科界从历史、实践和理论等方面剖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客观基础,系统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重要意义。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客观基础研究2000年,殷书良《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客观依据》(《理论学刊》2000年第5期)从实践视角指出,“三个代表”的提出取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党的执政地位、党面向新世纪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党面向新世纪所担负的任务、党面向新世纪干部队伍建设的实际。
2001年,沈秀敏和张爱芹《论“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从哲学视角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两手抓”的辩证思想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运用和发展。
2003年,奚广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代基石的理解》(《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1期)认为,反思和校正20世纪一段时间里曾发生过超越阶段的严重失误和导致的实践上的巨大挫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赵有田《论党的历史方位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长白学刊》2003年第2期)从历史方位的角度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在科学判断历史方位新变化的基础上对实践经验总结的结晶。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重要意义研究2001年,包心鉴《“三个代表”思想:应对时代挑战的政治内涵——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2期)、《“三个代表”与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3期)、《“三个代表”思想的时代价值、实践指向和创新意义》(《科学社会主义》2001年第3期)系统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意义、实践意义和创新意义,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经受时代挑战和改革开放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和意义,并赋予党的性质以深刻的时代意义、赋予党的宗旨以深刻的时代内涵、赋予党的任务以深刻的时代标准。
2002年,沈秀敏、刘杰《“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意蕴》(《理论学刊》2002年第6期)从哲学的角度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显著的实践特征、系统的整体特征,对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2003年,张连国《“三个代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系统工程》(《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强化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工程:“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强化“经济绩效合法性”,“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抓住了“意识形态合法性”这个关键,“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继承了无产阶级政党革命传统的合法性资源,又适应执政现实要求,立足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格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其他成果还有:刘青《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及其现实意义》,包心鉴《从比较中认识“三个代表”思想的时代价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