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2005年，山东省社科界对邓小平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丰富与发展及其历史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1999年，万春光《邓小平对新时期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贡献》（《山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认为，邓小平对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指导全党进行了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对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又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2002年，邱焕玲《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党的思想路线》（《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系统地探索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等一系列根本的现实问题。
2003年，王格芳、刘相《邓小平论党的思想作风》（《政法论丛》2003年11月）认为，围绕党的思想作风问题，邓小平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
2005年，王世涛、陈玉华《邓小平与党的思维方式第二次伟大转变——为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八周年而作》（《前沿》2005年第3期）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在于完成了党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思维方式的第二次伟大转变。文章论证了思维方式的重要性，指出思维方式较之于理论和实践是更为本质、更为根本的东西，从思维方式理解邓小平理论，更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第三节 邓小平党的思想路线思想研究
1996—2005年，山东省社科界对邓小平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丰富与发展及其历史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1999年，万春光《邓小平对新时期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贡献》（《山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认为，邓小平对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指导全党进行了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对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又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2002年，邱焕玲《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党的思想路线》（《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系统地探索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等一系列根本的现实问题。
2003年，王格芳、刘相《邓小平论党的思想作风》（《政法论丛》2003年11月）认为，围绕党的思想作风问题，邓小平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
2005年，王世涛、陈玉华《邓小平与党的思维方式第二次伟大转变——为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八周年而作》（《前沿》2005年第3期）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在于完成了党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思维方式的第二次伟大转变。文章论证了思维方式的重要性，指出思维方式较之于理论和实践是更为本质、更为根本的东西，从思维方式理解邓小平理论，更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