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2005年，山东学者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依据，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研究。
1997年，包心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石》（《理论学刊》1997年第6期）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是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并制定相关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崭新结论，是邓小平理论在各个层面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的逻辑起点。
1998年，钟读仁、赵斌、冯新广《邓小平与列宁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理论学刊》1998年第5期）认为，列宁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解决农民问题。邓小平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等方面发展了列宁的有关思想。
2000年，纪培荣《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马恩的“跨越论”》（《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但至于跨越后处在落后状态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他们不可能提出现成的方案。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取得政权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
2001年，王鲁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哲学内涵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2期）认为，邓小平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把握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水平，并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和量的认识贯穿于自己整个思想体系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和量的规定性及其关系的思想，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水平，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主要特点。赵玉红、冯波《列宁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殊性思想之比较》（《长白学刊》2001年第2期）认为，列宁和邓小平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而言，都成功地开创了一个时代。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国际背景、发展阶段等方面的不同，两人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殊性认识上存在不同，但都是在思考落后国家如何摆脱高度集中的旧体制，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建设道路，从而为自己国家经济发展开辟新途径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节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研究
1996—2005年，山东学者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依据，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研究。
1997年，包心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石》（《理论学刊》1997年第6期）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是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并制定相关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崭新结论，是邓小平理论在各个层面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的逻辑起点。
1998年，钟读仁、赵斌、冯新广《邓小平与列宁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理论学刊》1998年第5期）认为，列宁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解决农民问题。邓小平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等方面发展了列宁的有关思想。
2000年，纪培荣《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马恩的“跨越论”》（《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但至于跨越后处在落后状态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他们不可能提出现成的方案。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取得政权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
2001年，王鲁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哲学内涵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2期）认为，邓小平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把握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水平，并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和量的认识贯穿于自己整个思想体系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和量的规定性及其关系的思想，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水平，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主要特点。赵玉红、冯波《列宁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殊性思想之比较》（《长白学刊》2001年第2期）认为，列宁和邓小平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而言，都成功地开创了一个时代。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国际背景、发展阶段等方面的不同，两人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殊性认识上存在不同，但都是在思考落后国家如何摆脱高度集中的旧体制，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建设道路，从而为自己国家经济发展开辟新途径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