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国思想史“轴心时代”的重心；特别是对中国民俗影响深远的儒学，发祥于山东，并长期以山东为传播的中心。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从山东入海，五岳之首泰山雄踞鲁中。境内既有绵延起伏的群山丘陵，又有坦荡辽阔的平原大川，西部有大运河穿境而过，东部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山东民俗古朴淳厚、丰富多彩的特点，也为民俗学调查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一
山东乃“礼仪之邦”，以礼义民俗为特征的山东民俗是中国北方汉民族民俗的代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山东民俗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生活在泰沂山区、距今20万～40万年的“沂源猿人”是至2005年山东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早居民。此后几十万年间，山东人的先民不断向四周迁移扩散，遍布于山东大地的各个角落。由于年代久远，民俗考古资料缺乏，这一时期先民的民俗生活无法被描述。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后的考古发现已能提供原始先民民俗生活较为丰富的资料，如饮食器物、衣着妆饰、生产工具、成年礼仪、婚姻形式、丧葬类型、图腾崇拜、山川信仰等，都显示出山东民俗的特点。
山东一带的先民，历史上被称为“夷”。从远古到商代，山东地区长期居住着东夷部落。东夷人与诸夏、诸戎、苗蛮部落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古代文明。东夷民俗是山东民俗发展史的最早阶段。
东夷人的信仰民俗以鸟崇拜为特征。无论文献还是考古材料都证明了鸟崇拜在东夷人中无处不在。《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流传于商族的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的传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云东夷人“被服容止，皆像鸟”。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女性特别是成年女性口中往往含有一个直径15～20毫米的石球或陶球，而且由于长年累月含球，还导致牙齿变形。估计女子把球一旦放入，便永不取出，死后下葬仍含在口中。这种习俗是模仿简狄吞卵生子，球象征鸟卵，含球乃祈子。考古发现证明东夷人喜欢戴用羽毛装饰的帽子。东夷人中还存在着拔牙、变头的习俗，这种习俗也是东夷人容貌举止作鸟状的具体表现形式：拔牙是为了使人的嘴像鸟喙；变头是为了使人的头像燕子的头部一样扁平。东夷人的生活中还有许多与鸟有关的习俗，如东夷人把许多器物如陶鬲铸成鸟状，用鸟来命名各种官吏，说“鸟语”等。因此，东夷人也被称为“鸟夷”。
生活民俗中，嗜酒好饮和勇武剽悍是东夷人的两大特征。《后汉书·东夷传》云：“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在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从45座墓中发现随葬的高脚杯一类的酒器有663个，占全部出土器物的45%。东夷人的饮酒之风可见一斑。东夷人勇猛善斗，尤其擅长射箭，使弓箭成为东夷人的特征之一。民间传说中与弓箭有关的人物，东夷人数量最多，名声最响。蚩尤、般、夷牟都被认为是弓箭的发明者，羿则是公认的最擅长射箭的人。东夷人也将弓箭视为自己最宝贵的器物之一。考古发现证明东夷人有以石镞、玉镞装饰躯体的习俗。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随葬的石镞与玉镞有的被戴在头的右侧，有的戴在右肩上，大多数是佩戴在腰部。
东夷人以仁义著称。《后汉书·东夷传》云：“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说文解字》也云：“夷俗仁。”
西周建国后分封诸侯，山东地区见于文献记载的国家就有三四十个之多。其中齐国、鲁国和莒国疆域面积较大、存续年代较久、文化比较繁盛，三地民俗对汉代以来山东民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齐国是雄踞东方的工商大国。齐自建国起，重工商，大力发展农业、渔业、盐业、纺织业，工商立国的政策为齐国的历代统治者所遵循。齐国生产民俗以工商民俗为特征。在政治上，齐国统治者推行“尊贤上功”（《吕氏春秋·长见》），也就是唯才是举，有功即赏，鼓励人们奋力进取，博取功名富贵。齐国这种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对社会风习的影响深远，其表现是推崇功名富贵、追逐物利、能言善辩、豁达开放、粗犷刚烈、喜欢铺张等。建国之初，姜太公实行“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的治国政策，对齐地从前的习俗很少触动。其后，历代统治者都灵活地因东夷礼俗施治，如管仲相齐，采取“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的方针。因此齐国民俗较多地保留了东夷民俗，而周礼在齐国影响相对薄弱，人们受周礼的约束较轻。《汉书·地理志》记载齐国婚俗时说：“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这显然是东夷母系氏族婚俗的遗风。齐国婚俗不讲究“亲迎”，与六礼不合，受到世人的鄙视。
鲁国民俗的主要特征是生产上的农耕民俗和生活中的礼乐民俗。鲁国地处内陆，没有齐国发展海上捕捞、煮海为盐的条件，但其地处洙泗之滨，土地肥沃，加之鲁国国君伯禽深受姬周农耕文化的影响，重稼穑、尚耕织，所以在传统与自然条件的双重驱动下，鲁国走上了农业立国的道路。直到西汉时，司马迁还说此地“颇有桑麻之业”（《史记·货殖列传》）。
与农耕民俗紧密结合的是生活中的礼乐民俗。立国之初，鲁国在政治上实行礼治。伯禽采取 “变其俗，革其礼”的治国方针，变革鲁国控制区内旧有的东夷习俗，全力推行周礼。在列国诸侯中，鲁国推行周礼最力，成为礼治秩序最好的地区，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自此，礼乐开始支配鲁国社会，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纳入礼乐的规范之中。所以司马迁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史记·货殖列传》）。
农耕习俗与礼乐习俗铸成为鲁国不同于齐国的社会风习，其表现一是崇尚伦理道德，尤重男女之别。二是俭啬成风。除去租税，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能为农人提供的衣食远不足以供其挥霍，丰年多储余粮以备荒年成为鲁人的习惯，而节俭也正是礼的要求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说：“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由此可见其俭啬。三是谨小慎微，如同孔子所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秦朝建立后，推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这一传统来自商鞅变法以来的以农战立国的方针。重农抑商不仅为争霸战争提供更多的物质储备，更重要的在于使国民形成淳厚民风，利于统治。因此工商业最为发达的齐国，因其“虚诈不情”、好勇斗狠、浮奢成风成为秦始皇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在琅琊台刻石上大书特书的“上农除末”就是针对齐国的这种风气。
汉朝建立后，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过渡，获得在政治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在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以礼俗文化为代表的鲁国民风民俗日益成为国家推崇的范本，包括齐国民俗在内的不符合礼俗文化的习俗逐渐被整合，向主流民俗靠拢，一场“易青齐为邹鲁”的齐、鲁民俗整合大幕就此拉开。
不过，秦朝和实行无为而治的西汉前期，都未能给齐地民俗带来冲击。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确立了以礼教为核心的儒学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重农抑商”成为基本国策。农耕与儒学是匡正山东民俗的两把宝剑，从经济和思想行为上将不合于时的风习修剪掉，塑造重农、节俭、尊崇礼教的风俗。自此以后的“移风易俗”者莫不高举这两把宝剑。山东移风易俗的主要目标是齐地。在汉代，出任齐地郡县守令者无不以重农抑商为要务，力图匡正齐人的行为。其中以汉宣帝时期的龚遂治理渤海最为著名。渤海郡大部为齐国故地。龚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结果“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
虽然几经整合，但齐地风俗仍未见大的变化。班固作《汉书》时依然称其“俗弥侈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北魏时的齐地依然“虚谈高论，专在荣利”。隋开皇年间，“山东尚承齐俗”。
这种情况在唐代初年发生了改变。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东莱人尤朴鲁，故特少文义。”这是史书第一次以务农为先、崇尚儒学、归于节俭来描述齐民俗，也是第一次这样描述山东民俗。《隋书》写于唐初，书中记载应是唐初情形。可见这时齐民俗已经在强大皇权的引导下认同于鲁民俗，齐、鲁民俗整合大体完成。
隋唐时期形成的重农、俭约、崇尚礼仪的正统山东民俗，其特质一直延续到清末。《宋史·地理志》记述京东路民风曰：“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然专经之士为多。”北宋苏轼称登州“人淳事简”，亦称密州“风俗之淳”。元初马端临称山东“人情朴厚”。《元一统志》记山东地区“习俗和睦，纯素节俭，有礼义，人多读书，有近古之风”；东昌路民风“俗近敦厚，家知礼逊。习俗节俭，人多读书”；济宁路、曹州、濮州“其民朴厚”；莱州“士风纯朴”；登州“民多朴野”。元人程文海《遂开堂记》称济南民风“敦厚阔达，多大节”。这些记载大体上反映了宋元时期山东地区忠厚质朴的社会风尚。重礼义、尚读书是当时山东民俗的重要特征。
明清时期山东地方志中也有许多类似的记载。如明代县志云，武城“民风朴厚，俗尚礼节”，“文士彬彬，有古风烈”；夏津“俗近敦厚，家知礼逊，习俗节俭，人多读书”；高苑县民“性刚好义，尤重婚丧之礼”；寿光“人多节孝之人，世有实行之士，是以俗尚直而无骄矜也”；昌乐“士大夫祈报有典，馈送有章，冠婚丧祭，渐复古礼”；莒州“人多重礼教，崇信义，士风淳一，绝无奔竞之习，民性驯朴，号为易治”。清代县志云，泗水“周孔之教，衣被独多”；峄城“洙泗之教，犹在人心”；蒙阴“附庸于鲁，有鲁遗风”；聊城“近邹鲁之乡，沾孔孟之化”；沾化“与邹鲁同风，敦庞愿朴”；茌平“地近圣居，重礼教而尚名声”；福山“民俗敦厚，无异邹鲁”。可见，各地都认为自己风俗淳厚，带有山东正统民俗的特质，可与邹鲁比肩。
隋唐至清末，山东民俗进入整体稳定、域内各地区各有少量变化的时期。山东各地不仅带有山东民俗的普遍特质，又呈现出富有特色的地域性特征。既有原有民俗在某些方面发生改变，又有许多新民俗的加入。
少数民族民俗的加入是山东民俗变化的重要内容。山东北接燕代，南控江淮，在历史上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政权的必争之地，数度为少数民族政权控制。从魏晋至清代，山东地区相继有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少数民族民俗与山东民俗的对抗与融合是魏晋北朝以来山东民俗史发展的一大主题。少数民族政权都极力维护甚至强制推行本民族的民俗，如女真族命令汉人“削去头发，短巾，左衽”（《大金吊伐录》卷三），否则“正当典刑”；满族入关后也如出一辙地颁布“剃发令”。虽然最终少数民族都被不同程度地汉化，但他们固有的习俗被大量保留下来，成为山东民俗的组成部分。如在山东许多地区婚礼上都流行新娘跨马鞍，取“平平安安”之意。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说，“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
由商品经济与城市的发展所带来的民俗变化是这一时期山东民俗史的又一大主题。虽然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地区商品经济不如南方发达，但宋明以来城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市井民俗的兴起，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山东地区，尤其是济南、临清、济宁等大中城市。如济宁，由于“南控徐沛，北接汶泗”，为南北水陆交通咽喉之地，吸引了各地工商业者在此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南船北马，百货萃集，人物殷实，繁华之司，浸淫乡里”，风气简直与战国时的齐国无异。这深刻反映了民俗发展的继承与变异。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生活方式和观念不断向中国渗透，西方民俗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传统的民风民俗。这次“西俗东渐”是多渠道、全方位的，举凡生活生产、人生礼仪、岁时节令等，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西方民俗的内容。登州（后改称烟台）是北方地区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青岛、威海等城市也较早地成为通商口岸，成为西方民俗进入山东的入口。西方的物质民俗通过经贸活动不断向山东内地涌入。在居住民俗中，济南、烟台、青岛等城市由于受西洋建筑的影响，除了旧式的砖木结构的建筑外，还出现了水泥钢筋结构的楼房。1902年，青岛有“洋楼大小几百座”，电灯、自来水一应俱全，马路平整。济南也出现了以胶济铁路济南站为代表的一系列西式建筑。服饰习俗中，洋布渐渐代替了土布，东平县“洋布及丝织品间有用者”，昌乐县“自人造丝织品输入，价廉色美，用者渐多”。民国时期，女子放足、男子剪辫，西装革履、身着旗袍的时髦男女在城市的人群中时有所见。西餐逐渐为人们所熟悉。1904年，一个名叫石泰岩的德国人在济南经一路纬二路开办了济南第一家西餐馆——石泰岩饭店，成为济南西餐业的开端。西餐的特殊风味很快吸引了济南的达官贵人，一时间，该饭店成为省城重要的社会交际场所。随着来济洋商增多，加之济南成为南北交通枢纽，人们对西餐的需求大增。到民国初年，济南已经有近30家餐厅经营西餐。大众娱乐习俗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1904年秋，济南闻善茶园第一次贴出放映电影的海报。20世纪30年代，随着银光、开明和华北等影院相继落成，电影成为济南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西方传教士在山东的传经布道则带来基督教与天主教信仰，到19世纪末，仅德国的圣言会在山东就有教堂、会所1159处，洋教士56人、华人教士38人，教徒4.5万余人。
但山东地处国家政权统治的腹心地带，传统文化势力强大，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依然保持着传统习俗。如婚俗，据1936年《济阳县志》记载：“近来间有文明结婚者，但乡间一仍旧礼。”民国《商河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民国以来，文明结婚之礼虽已颁布，惟绅学界有行之者，民间尚沿旧习，亦多年之习惯，不易更改也。”其实，不唯婚礼习俗，在生活生产的诸多领域内，山东人都固守着他们的传统习俗。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山东民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元素，在传播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反对封建道德、解放妇女、移风易俗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代新风俗得以生成发展。抗日战争开始后，随着山东根据地的建立，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武装和造就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广大群众，成了新型文化的创造者。根据地军民的新思想、新风尚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如沂蒙山区的春节群众性文艺表演活动，至今沿袭根据地老传统，甚至称已婚妇女为“妇救会”、称未婚女青年为“识字班”习惯，都一如当年。
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推动民风民俗发生新的变革。新的民俗事象层出不穷。
二
山东地形地貌多样，自然条件制约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山东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特色风俗，大体有如下几类：
山东的腹地济南、青州、泰安、兖州一带，是山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古四民有常业，六礼有常仪，岁时有常节，衣食住行有常制，其民俗传承对周围各地有典型意义，是山东民俗的代表。这一地区中，曲阜、邹城为孔孟故里，泰安有泰山，民俗特色尤为显著。孔氏、孟氏的家族习俗不仅影响当地，而且远及于国内外。孔府的家族亲族俗制、祖神祭祀、婚礼丧礼、年节习俗、衣食住行是大家望族习俗的典型。泰山是历代皇帝封禅之地，也是百姓朝山拜神之所，是研究民间信仰的活的标本库，也是开发民俗旅游资源的热点。
东部沿海地区，以渔民习俗和外出经商的习俗为特色。渔民习俗以日照、荣成、蓬莱、长岛等地最具典型性。以成山头为界，山东半岛南部海域，渔民习惯上称之为“南海”，其渔业生产习俗受长江口一带的影响较多，渔船以鸟高、排子为代表，又善用罐子网、架子网等定置渔具；半岛北部海域，渔民习惯上称之为“北海”，典型的渔村集中于荣成龙须岛、蓬莱大季家、刘家旺、长岛砣矶岛、莱州三山岛等处，渔业生产习俗以驾“大瓜篓”、打风网（围网）为特色，并且可以作为渤海湾的代表。南北渔村的海草房、玉米面饼子、海产食品、天后崇拜、行船禁忌等习俗，都为别处所不多见。沿海渔民沿袭“齐人好逐利”的传统，外出经商的习俗历数十代而不衰。这方面突出的是蓬莱、龙口（黄县）、莱州（掖县）的沿海地带，“蓬黄掖”的买卖人不仅在东北有很大影响，在京、津、沪等地也多见他们的足迹。
鲁东南的沂蒙山区，古代文明发祥较早，但现代经济发展缓慢，保留了较多传统的民俗事象，诸如居住方面的石草顶房屋，饮食方面的煎饼卷大葱，衣着方面的大红大绿，以及巫觋信仰、口头文学丰富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根据地、解放区，形成了一些流传至今的优良习俗。
鲁西南、鲁西北地区为黄河冲积平原，直接与黄河有关的民俗独具特色，如筑堤防汛的民俗、黄河航运的民俗、渡口渡船的民俗、黄河水神信仰民俗、滩区的台房村落民俗、滩地的耕作习俗等。沿黄居民的平顶房、蓑墼房，衣着方面的土机织布（如紫花布、蓝印花布、彩印花布），地方戏曲曲艺、音乐舞蹈、民间工艺（如剪纸、刺绣）等，均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山东的城市民俗也各有不同。济南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旧街巷、老字号、古风古俗遍地，同时又是一座泉城与湖城，有北国江南的风采；青岛是百年之间拔地而起的大城市，现代城市的气氛最为浓烈；烟台的城市发展以明代防御所城为起点，近代逐渐将周围村庄纳入市区，最能显现城乡融汇、土洋并存的特色。
山东各地也有因土产与特别技艺造成的地方特有风俗。因特产而形成风俗的，如烟台被称为“苹果之乡”，莱阳为“梨乡”，肥城为“桃乡”，德州、昌乐为“西瓜之乡”，乐陵、沾化、无棣为“枣乡”，章丘为“大葱之乡”，苍山为“大蒜之乡”，菏泽为“牡丹之乡”，平阴为“玫瑰之乡”，平邑为“金银花之乡”等，各地都有与特产相关的民俗事象和民俗活动。因特别技艺而形成风俗的，如苍山兰陵镇、安丘景芝镇和即墨的酿酒、卖酒、饮酒习俗，东阿、阳谷、平阴制作阿胶的古俗，栖霞、牟平、乳山等地放养柞蚕、织蚕绸、吃蚕蛹蚕蛾的风俗，昌邑、博兴、临沂等地印制、穿着蓝印花布的风俗，嘉祥等地印制、穿着、使用彩印花布的风俗，潍坊、平度、高密、阳谷张秋镇、聊城、惠民清河镇印制、销售和张贴木版年画的习俗，高密聂家庄、临沂褚庄、苍山小郭、惠民河南张与火把李、莘县等地泥玩具艺人的从艺风俗，郯城樊埝、鄄城刘家旋木玩具艺人的从艺风俗，曲阜楷雕艺人的从艺风俗，菏泽面塑艺人的从艺风俗，即墨、胶南、福山等地雕果模和果模流行的风俗等。
由古及今，山东民俗文化因移民和外出谋职等原因发生地域民俗的交融以及山东民俗与外省民俗互相影响的情况不断发生，形成了吸收与开放的态势。
因移民而带来民俗文化新成分的情况，以明朝初年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产生的影响最为深刻。据文献记载，从今山西一带向黄河中下游的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移民，起自明洪武六年（1373年），止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共18次。文献载明的移民山东府县，仅有东昌府、兖州府，即今聊城、济宁、菏泽、枣庄一带。但是今山东大多数县、市都有山西移民的传说。“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首歌谣以及“解手”“背抄手”等传说，在山东二十多代人口中流行不衰。另外，今鲁西北数县居民中多有明代初年由直隶（今河北省）枣强县移民而来的，他们当中也有歌谣流行：“要问老家在哪里？直隶省的枣强县。”他们居住地的年画、泥玩具等民间工艺品，至今与枣强风格相近。明初由四川迁移到山东的移民多集中在莱州，因此莱州风俗多有与其东邻不相同的地方，如称院子为“天井”。黄河口附近的利津县、垦利县，近代经历过几次官方安排和民间自发进行的移民，在这里可以看到移民使民俗文化有所融会但还没有完全融会的现象。垦利本为利津析地设置，其土地几乎全部为黄河在近百年携来泥沙淤积而成，利津人的垦荒者称这里为“大洼”，垦荒之后称为“垦利洼”，风俗与利津相同。县城东北一带，垦荒者多来自寿光与广饶，而以寿光为主，风俗近似寿光。近黄河口处，1935年由官方安排从东平、梁山、平阴、阳谷等地迁来水灾后的灾民，他们基本保存着鲁西南地方的风俗。20世纪60年代开发胜利油田时，数万工人携家带口来到黄河口，在原来东营村的地方建成东营市。石油工人中以四川籍、陕西籍、东北籍为最多，东营成为四川、陕西、东北风俗与当地风俗杂处的地方。
因交通影响山东风俗的典型，首推京杭大运河两岸。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北起德州，南至台儿庄，沿河造就德州、临清、东昌、张秋、大安山、济宁、南阳、台儿庄等码头城镇，这些城镇因受南北漕运船只（俗称“运粮船”）船员的影响，地方风俗与山东其他地方多有不同。如城镇中大多有一个竹竿巷，集中了在中国东南各省份才常见的竹编店铺；街面上开设茶馆，其铺面格局及卖茶、饮茶风俗与江南茶馆大致相同。济宁的玉堂酱园由苏州沿运河迁入，至今保持江南风味，并仍用“姑苏老店”的招牌。临清的哈达织造因喇嘛沿运河进京而兴盛；江南以马桶陪嫁的习俗在东昌沿运河的部分村庄流行。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商品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带来的民俗文化交融。
外出谋生带来的民俗文化交融，以山东人下关东这一段历史最为典型。山东人下关东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携家移居东北农村和林区，带有逃荒的性质，俗谓“被逼无奈下关东”；一种是家在山东，但大半生在东北做生意，俗称“住地场”。一般说，前一种人将山东的风俗带去东北，后一种人将东北的部分习俗带回山东。长期的交流使隔海的两大地区的民俗文化有许多相关联的方面，如山东与东北有相同的民间故事流传，如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和人参的故事。山东风俗受东北影响以胶东最为突出。长白山满族聚居区有过年以豆面蒸灯的风俗，其中有一种仓囤形的灯，俗称为“月”。人们蒸灯时看“月”中水气占卜来年各月份水旱。这一风俗在长白山区几近失传，但在山东荣成、文登民间，至今保存完好。
三
山东的民俗学研究起步较早，成就斐然。“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创办《歌谣》，向全国征稿，当时山东即有人起而响应，搜集数十首山东民谣，在《歌谣》发表。20世纪30年代又有人搜集整理出版了《山东民间儿童游戏》等书。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革命根据地军民利用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创造出许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用以鼓舞军民的革命热情，一时成为风气。
新中国成立后，民俗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山东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民间文学课程，省内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为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开始走上学科队伍培养与系统理论建设的道路。山东的群众文化工作者在民间文学、民间曲艺、民间戏曲和民间游艺的调查研究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民俗资料。
进入20世纪80年代，山东民俗学科的组织建设与学术活动都有了空前的发展。1984年，山东大学筹建社会学系，将民俗学列为教学和科研的重点，成立了民俗学研究室（1987年改为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1987年11月，山东省民俗学会成立，至2005年，有会员400余名，遍布全省100多个县市。泰安市、潍坊市、济宁市、桓台县、滕州市、泗水县等市、县民俗学会也相继成立。山东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山东师范大学、齐鲁师范学院、山东艺术学院、鲁东大学、烟台大学、山东美术馆、山东省博物馆等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中都有从事民俗研究的专家学者。
1985年，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在全省各地聘请了120余名“风俗调查员”，组织了节日民俗、嫁娶民俗、生育民俗、丧葬民俗、民间信仰等专题调查，调查成果编印成《山东民俗调查资料》3册。山东省民俗学会先后组织了黄河口民俗考察、泰山民俗考察、山东海洋渔俗调查、微山湖民俗调查、沂蒙山民俗调查、山东境内运河沿岸民俗调查等项目。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山东的民俗学工作者撰写了大量论文、调查报告和专著，其中正式出版的民俗专著有数十部。1985年10月，山东大学创办《民俗研究》，在全国30个省（区、市）与海外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成为当时国内唯一专门刊发民俗学调查和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1993年，山东省民俗学会与山东省文物局共同创办了民俗文化通俗期刊《风俗》。由山东省文联主办的《新聊斋》双月刊也经常刊发有关民俗学的研究论文和介绍性文章。
1985年以来，山东省民俗学会同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团体和院校，协调全省各地民俗学会和有关市、县的宣传、文化、旅游等部门、单位，先后开展了山东省民俗改革学术研讨会、饮食习俗改革座谈会、全国首届民俗与旅游学术研讨会、全国首届民俗学基础理论研讨会、春节饮食习俗研讨会暨山东传统果模礼馍联展、山东省民俗学会2000年年会暨《红山峪村民俗志》学术研讨会、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民间俗信与科学文化》首届座谈会、山东省民俗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专题学术研讨会、中国石榴文化专题学术研讨会暨山东省民俗学会2002年年会、迎新春中国年画楹联学术研讨会、中国首届枣文化研讨会、梁祝文化在济宁专家研讨会、山东省民俗学会2003年年会暨青州古村落民俗资源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学术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受到了相关省直部门，市、县，院校等多方面的大力欢迎和积极支持。
1997年，国家对现行学科进行调整，民俗学第一次被列为二级学科。1998年，山东大学成为全国第一批获得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除山东大学以外，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山东艺术学院艺术学专业、中国海洋大学现代文学专业也设有民俗史、社会史、艺术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硕士学位研究方向，并培养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方面的硕士研究生。
2003年，山东大学获得中国民间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4年9月，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入校。这标志着山东省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科的人才培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民俗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之后将有更多的院校在民俗学的教学和科研方面投入更大的力量，山东民俗学高级人才的培养将不断出现新的局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俗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民俗研究要为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必须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把握民俗文化发展的规律，引导山东民俗向着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使民俗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