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以增
运河通则经济兴，运河废则经济衰。明清时期临清500余年的经济兴衰史便是证
明。
元朝，临清属濮州。天历年间，濮州商税收入仅2671锭7钱，总岁额和县平均额
均低于邻近的大名路、河间路和东昌路。濮州时辖上县一、中县二、下县三，临清为
下县。由此可窥其经济状况之衰微。时，会通河虽已通航，但岸狭水浅，难负重载，
河运常告中断。再则，元，临清县治离汶、卫二水交会处的中州较远，交通运输位置
远无明清时重要，因而经济发展甚为缓慢。
明洪武二年(1369年)，临清迁治临清闸(即中州纸马巷)，具有了十分优越的发展
条件。次年，明政府遂于临清建仓储粮。太祖建都南京，漕粮多由长江运输。北方军
需主要由海道供给，经临清转输的军粮有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原武决
口，漫过安山湖，会通河淤塞不通，漕粮陆运至德州下河。德州取代了临清的转输地
位。靖难以后，百姓流迁，商贾不至，税收不能足额。永乐元年(1403年)，临清春税
2032贯，实际仅收29贯500文。可见永乐初临清经济也很萧条。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政治中心远离经济富庶的南方，临清在南北运输中的地位日
趋重要。大学士丘浚说：北京“南则以临清为辅，坐镇闸河而总扼河南、山东之冲，
又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两京之咽喉。”永乐十三年(1415年)，会通河疏浚以后，
漕粮悉由大运河运往京、通二地，“海陆运俱废”。南北商客行旅也纷纷改道大运河
，“自淮安、清江经济宁、临清赴北京”，临清遂成为咽喉扼要之地。
据《明史》记载，工部尚书宋礼建议造浅船2000余艘，以供漕运。开始时，岁运
200余万石，后来逐渐增加到500余万石。此外，还有江南常、苏、松、嘉、湖各府白
粮18余万石，山东、河南粟、米、豆、麦又若干石。根据大学士丘浚提供的数字“今
日十八人驾一船，一船载米三百石”计算，每年经过运河的船只仅漕船一项就达万只
到1.6万只，运军达10万人到16万人之多。这与许多文献所记载的数字是一致的。每
年有如此众多船只、人口通过运河，便造成了运河沿岸城市的迅速繁盛。临清的优势
就在于，“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
，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为了便于漕粮转运，“寄留备缓急之虞”
，明代自洪武六年(1373年)之后，在临清先后建有四个粮仓，可容漕粮数百万石。永
乐、宣德年间，漕运曾先后实行支运法，即民运粮就近交纳各仓，再由官军从仓中支
取运送至京、通二仓。如此以来，临清即成了民船交粮地，又是官兵接运处。粮船、
商舟杂集，军民运输繁忙，工商业迅速发展。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临清“四方百
货，倍于往时”。后又于景泰初，临清筑城，弘治升为州，钞关岁收入增至“四万余
金”。这一切标志着临清经济已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
明嘉靖至清乾隆初，是临清的全盛时期，漕运大为兴盛，商业空前繁荣，手工业
迅速发展，商税收入成倍增长。明万历时，主要钞关有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
、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八处。临清关岁征为8.32万两，居八大钞关之首。
明万历年间，临清“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街市阎闾
延伸到土城北三里以外。有缎店32座、布店73座、杂物店65座。乾隆初临清街市更盛
，砖城内有街十、市二；土城内有街十三、市十、巷二十九、厂七、口六、湾二、铺
一、道二，无名街巷尚不统计在内。这些街巷多以传统工商业为名。如马市街、盐市
街、锅市街、炭厂、粮市、线子市、白布巷、箍桶巷、油篓巷、皮巷、羊市口、牛市
口等。街巷中商号很多，有瓷器店数十家、杂粮店90余家、典当百余家、旅馆数百家
。不少商号营业额很大，如“苏州”“南翔”“信义”合股的布行，“岁进布百万有
奇”。市场上货物盈市，有从南方运来的广锅和景德镇瓷器，有产于辽东的毛皮和河
南的牲畜，还有来自天津的秫粱和济宁的布帛，临清出产的帛、哈达、粉绢亦运销京
师、宣化、内蒙和西藏等地。由于运河的畅通，临清贸易范围“南达闽粤，北通辽海
”，“精美轻贲之物附粮舟而趋至，盖尤易也”。漕运畅通，商业繁荣，促进了手工
业的发展。明代卫河漕船厂28所，俱治州城西北。入清以后，直隶、山东、凤阳、济
南等地船帮也改在临清设厂承造。乾隆时用椿草筑软坝，利用滑泥拖船入卫，“漕船
折毁颇多”，均在临清修理后起运。临清又是明代专供京师营缮的砖瓦烧造中心。万
历时设营缮分司于临清，“岁征城砖百万”。清乾隆时仍有官窑12座，陶人几百户，
受值则数千金。明万历时，临清关河雄峙，甲第联翩，烟火万家，舳舻千里，“商贾
往来日夜无休时”。清乾隆时，临清商贾幅辏，“多于居民者十倍”。
明清之际，临清因连年兵燹，经济十分萧条。“七载兵荒，城廓庐舍俱是丘墟”
。但清初大运河依然畅通，漕运制度亦因袭明代不变，交通形势大体如故。因此，临
清在萧条之后能迅速勃兴，并于康熙末年重新出现“市肆毂击肩摩，不减临淄即墨”
的繁荣景象。
清中叶以后，清政治日益腐败，水利连年失修，运河运输能力大为下降。会通河
由于水源枯涩和泥沙沉淀，常常淤浅。临清砖、版二闸之间以及三里铺、鳌头矾等处
，每年都需要挑浚。嘉庆以后，黄河频频决口，冲决运道；山东诸泉又逐渐枯竭，会
通河淤塞日甚一日。道光四年(1824年)冬，“高堰决，运道梗”，次年清政府雇用商
船海运漕粮。这是漕运方式的重大变化，也是临清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从此，临清与
运河有关的手工业一蹶不振，漕运贸易迅速衰落，临清经济大受影响。由于交通闭塞
和商业衰落，临清税款在全国总岁收入中已微不足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临清
户、工二关收入共9.2万两，低于光绪十八年其他21处直省户关的收入。与江海关相
比，只占其岁收入的七十分之一。
临清经济由兴起到繁盛至衰败，究其原因，首先，与大运河的运输功能关系很大
。元代会通河的开凿，为临清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永乐十三年会通河疏浚，漕
运畅通，临清经济步入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弘治时，临清建成会通东闸，后又筑南
版、新开二闸，大运河运输功能进一步提高，加速了临清经济的发展；清中叶以后，
水利失修，运河淤塞，临清经济迅速衰败。
其次，明代的漕运制度和税收政策有利于临清及沿河城镇商贸经济的发展。洪武
时规定，商税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这种轻税薄收的政策保护了漕河之上南来北
往客商的经济利益，促进了临清商贸业的繁荣。洪熙元年(1425年)的一道敕谕说：“
官军运粮，道远勤劳，寒暑暴露，昼夜不息，既有盘浅之贸，粮耗米折所司，又责其
赔补，朕甚悯之。今后除运正粮外，附载自己的什物，官司毋得阻挡。”正统三年又
重申：“顺带土货以为盘费，不许沿河巡司官人等生事阻挡。”对于漕船所带之货，
各钞关免征税钞。弘治时，每部带物限10石，到万历时则至60石之多。以前述漕船约
1.3万只计，弘治时则漕船所带土产约13万石，万历时则多至78万石。这些漕运制度
的实施，不仅为从事漕运的官员带来了可图之利，进而发展了漕运事业，同时，南北
物资的交流也促进了临清及沿河城镇商业贸易的繁荣。
时至今日，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其他大中城市兴起，临清在全国的地位已难
与漕运时代相提并论，但是，随着京九铁路的开通，临清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责任编校：张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