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保柱
今之聊城，昔称东昌。以东昌为地名，始于元代。自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至
民国元年(1912年)636年间，今日聊城均称东昌。其中，长达400多年间的明清之际为
其有史以来的黄金时期。是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名胜荟萃，文物灿陈，人才辈
出，俊彩星驰，文治武功，代有传人。究其原因，一个重要因素是古运河的畅通使其
成为漕运线上的一颗明珠。
一
古运河，系指京杭运河纵贯聊城地区腹地的运河河段，原名“会通河”，俗名“
小运河”，始凿于元代。它自阳谷县张秋镇入境，穿过阿城、七级，进入聊城市的李
海务、城关、梁水镇，沿茌聊边界北上，折西北行，流经临清市的魏湾、戴湾等乡镇
，入漳卫河，共长97.5公里。除聊城地段外，尚有张秋镇至今梁山县安民山的一段，
全长125公里。
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征夫3万，用工250余万，历时2
7年，开凿了自安民山至临清全长125公里的河道，元世祖赐名“会通河”。至元二十
九年，北京至杭州全长1700多公里的南北大运河通航，聊城、临清等沿河重镇遂为华
北水上交通枢纽。明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朱棣命征夫16.5万，在工部尚书宋礼
的指挥下历时5年疏浚了会通河，从而使会通河逐渐进入了繁盛时代。清咸丰五年(1
855年)，黄河于河南省兰考县铜瓦厢决口，冲断运河，运道梗塞。光绪二十七年，清
政府被迫停止漕运。民国后，运河“岁久失修，淤塞日甚”。随着津浦铁路的通车，
运河在南北交通中的地位始被铁路所取代。
运河的畅通带来了东昌地区经济的繁荣，首先是带来了棉花种植业的大发展。据
《明太祖实录》和《明史》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朱元璋大力推行植棉，
而东昌籍民也由此始种植棉花。明朝廷兴修水利、植树种棉等一系列的政令，聊城地
区地势平坦，尤宜木、草棉之生长，尤其洪武八年、永乐九年先后疏浚了大小清河、
济宁至临清的元代会通河故道，使东昌府所产棉花，北可运载京都，南可直抵江南。
这一切都为明清时期东昌府植棉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代，山东布政司所辖登州、莱州、青州、兖州、济南、东昌六府皆产棉花。这
六府之中，又以济南、东昌、兖州为最多。据嘉靖《山东通志》记载，明朝廷每年向
山东征收地亩棉花绒52419斤，其中93％征自东昌、济南、兖州三府，而三府之中，
又以东昌为最，其棉田占六府总数的10.4％，而交纳的棉绒却占全省总量的30％，故
嘉靖《山东通志》卷八《物产》写道，棉花“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商人贸于四方
，其利甚博”。可见，明代东昌府是全省的重点产棉区。据《东昌府志》及各州县志
记载，明代东昌府所辖3州15县均有棉花生产，不仅种植广泛，而且不少州县植棉比
率很高，甚至有超过粮食作物的趋势。据明正德《莘县志》卷二《食货》记载，洪武
二十四年(1391年)秋征棉绒250.12斤，至永乐十年(1412年)则达978.2斤，以地亩推
算，21年间棉田，面积扩大近4倍。冠县“沙地，土性与木棉宜”，“种者多获其利
”，“夙称富庶”(民国《冠县县志》)。临清“产棉区占全部土地十分之六……诚土
产之第一大宗”(民国《临清县志》)。清平县的农作物中，“产量最丰者惟棉花，棉
田占全部土地十分之七，每年出口籽花5000万斤”(民国《清平县志》)。明万历《东
昌府志》载，东昌府所辖之高唐、恩县，“土宜木棉，江淮贾客贸易，居人以此致富
”。明代思想家顾炎武在《肇城志》中又说：“高唐、夏津、恩县植木棉，江淮贾客
列肆赉收，居人以此致富。”故有“金高唐、银夏津、铁打的恩县”之说。茌平产棉
“虽不及高唐、夏津之多，然实为农家惟一之产物，因以经营织物者不在少数也”(
民国《茌平县志》)。至清代，东昌府的植棉面积、产量仍居山东之首。嘉庆《一统
志》卷六十《东昌府志》云“棉花各县皆有”，而高唐“为山东省著名产地”“货以
木棉，甲于齐鲁。”光绪《高唐州志》载，“棉为州民恒产”“其上田皆种木棉”，
清末有民田7900余顷，“棉田约七百五十顷有奇，产棉额二百二十七万斤。”由此窥
见清代东昌府棉业生产之一斑。随着棉花的普遍种植，东昌府棉农生产的棉花除完粮
纳税和满足生活费用外，其余则由贾人转鬻作为商品而出卖。明成化年间，临清的白
布巷、高唐的大寺等较大规模的棉花贸易市场应运而生。由此，江淮、青州等地商贾
纷至沓来，将收购的棉花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江南等地而获其利。本境的“善营
财者”也以棉易金而“以此致富”。据清道光《滕县志》记述，乾隆年间高唐棉商吕
福如，原“家素贫”，后经营棉业发了财。他外出营业“乘健马，寓上旅”，家有房
数幢，且“欲置别墅”。可见，明清时期的东昌地区不仅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棉产基地
和棉花交易市场，而且植棉业为境内外的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
丰富的棉花资源，为棉纺织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手工纺线、织布、染色
成为民间最广泛的家庭手工业。明清时期，东昌府所在地聊城“阖境桑麻，男女纺绩
”；临清“家家纺车转，户户机杼声，村村有土染”；高唐则是“秋村棉絮落纷纷，
纺织声声满城闻”。《茌平县志》记载：“女子在家童时即纺织，半以男子之用，半
以自给，故棉布生产甚多。”当是时，东昌府所属各州县到处是家家纺车飞转、户户
机声隆隆。有的妇女不仅能织白布，还会织带色的格子布、花条布、床单布。随着手
工纺织的发展，其产品除自用外，还到市场销售，而且大宗行销至济南、沂城、潍县
等地。这时，较大的纺织中心也出现了。明成化元年(1465年)，除临清“白布巷”已
成为名副其实的棉布交易市场外，“江淮商贾”“辽左布商”也来此竞相争购。成化
二年，苏州、南翔、信义三会馆成立“左元号”白布收庄，“见进布百万有奇”(乾
隆十四年《临清直隶州志》)。万历年间，仅临清即有商行38家、绸缎店32家、布店
73家。至清代，纺织品种、数量骤增，纺织中心大量出现，尤令人瞩目者是临清哈达
的制作。数百年来，独步海内外的临清哈达久负盛名，尤以丝织图案哈达为国内所仅
有，历来为藏蒙等兄弟民族所推崇。临清哈达，尤其“浪翠”哈达，图案复杂，工艺
精湛，纯正高雅，薄似蝉翼，洁白如雪，昌莹如玉，轻柔似水。据历史学家翦伯赞论
证，临清的哈达生产“始于元，兴于明，盛于清”。乾隆十四年《临清直隶州志》载
：哈达“织成走京聚制货店，贩者达西宁、西藏。”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载
，哈达“多贩京师，远销西藏诸处”。清道光二十年，临清哈达已销往印度、尼泊尔
、伊朗等国家。当是时，“全境机房七百余，浆坊七八处，收庄十余家，织工五千人
”(民国二十三年《临清县志》)。年销货总值达百数十万元。这是临清哈达生产的鼎
盛时期，也是当时临清“日进斗金”的三大行业之一，故当地有“一张机子一顷地”
之说。乾隆十四年，临清始有“织绒，纺羊毛而织之，绒卷者似羊羔皮”(即今之羊
羔绒)。羊毛原料城乡比比皆是，故专司收剪羊毛的“羊毛胡同”应运而生。乾隆五
十年，临清始有私人生产的“毹”(即今之地毯)，系羊毛、线合织而成，且有各种鸟
禽花边图案，大者为床毯，小者为车垫、马褥。至清末，尚有织毯店铺七八家，每家
年需羊毛万余斤，产品销往济南、曲阜、兖州等地。高唐以手工织土布为大宗，“每
年出境销售七八千匹”，并且出现专以织布为营生的手工作坊；及至道光十五年，仅
“花布一项，每集贸易高至十万斤”。光绪三十三年，高唐所产被套、地毯等棉织品
大部销至济南、天津、河南等地。茌平的棉织物“销路最广，为贩鬻集合之所，亦庄
民副业收入之一宗也”。清中叶，馆陶(时属东昌)全县有轧花机1175具、弹花机735
具、织布机1105具，产品除自用外，尚销往山西，仅年织布获洋额达33368元。千张
袄，因以上千块碎羊皮缝制而得名，又因其轻暖耐用受到人们的青睐。它的产生源于
裘衣和裘皮袄的生产，明代隆庆、万历年间，临清就有大大小小的个体作坊百余家。
至清雍正、乾隆年间，其工艺水平大大提高。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记载，康
熙年间“岁进寒羊毛三千斤入武备院”。临清产“市口皮及束鹿小羔羊皮”，以硝熟
过后，“特柔而不膻”；雍正五年(1727年)，山东巡抚以此为贡品，“曾以恭进，嗣
以为常。”至乾隆六年，需要量迅猛增加，“巡抚朱定元奉内廷发出皮样，遂改市西
皮，岁进大西皮一千张，二西皮一千张，珍珠隽毛皮一千张。”其中，大西皮乃滩羊
羔皮，毛如穗，灵如水，薄如纸，软如绸，一件长袍皮料仅有12两重。进贡的各种皮
样，“每岁冬春，巡抚即予发皮价于临关委员，转给辅户采办。”此时，临清皮市巷
的裘皮铺面为数甚多，“诸皮作裘，列肆于市。”有人形容“行至皮市巷，遍地白如
霜。”可见皮毛业极为兴盛。至咸丰后，皮作坊达50余家，其中大作坊12家。清末，
千张袄作坊仍达70余家。
明清之际，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作物的生产也有很大发展。明代以前，东昌地区
果树栽植规模甚小。然明清时期，各州县的果树特别是枣、梨的栽植迅猛发展，以致
出现了“千亩之家，千树枣梨”的经营者。据《茌平县志》记载，枣树为“茌邑最盛
之林木，而其产量为全邑之冠”。而所产之枣以博平圆铃大枣为佳，世称“博枣”，
明清时期一直作为上等贡品入京，与“肥桃”并誉天下。清嘉庆十四年《东昌府志》
载，各县名优产品“多而善者，如堂邑之梨”，明末曾为贡品。玉皇李子，原产于聊
城市郑家乡小屯，清初因将其进奉皇帝而得名。临清桃系临清白塔窑所产，俗称“蟠
桃”，清雍正九年被钦定为贡品。茌梨，原植茌平，后被莱阳引种，逐渐发展成为今
天闻名全国的“莱阳茌梨”。故《莱阳县志》载：“莱阳梨驰名南北，为果品中上品
者。……传系邑人于茌平得来，谷雨始花，仲秋实熟，皮粗糙而无渣，清香甜脆，非
河北鸭梨、江苏砀山梨所及。”此外，冠县的鸭梨、阳谷的银梨等，在明清之时也都
是行销外地的重要水果产品。东昌的黑枣，又名胶枣、乌枣，“行之最远”，销往天
津、宁波、山西乃至港澳，“出入有数百万之多”，成为该区重要的外销商品，故而
东昌府也享有“乌枣之乡”的美誉。
历史上，东昌向以盛产美酒而名闻四方。明清之际，东昌地区的酿造业达到全盛
时期。清康熙帝南巡路经运河古镇张秋，饮罢“透瓶香”，连连称善，以绫扇赐阳谷
知县。乾隆帝下江南，每经高唐必饮“柴王家酒”，并为柴家花园题书“玉壶金樽斟
流霞，琼浆玉液助君神”的联语。乾隆十三年，高宗下江南“御驾茌平道中”，饮罢
丁块酒，挥毫赋诗：“杏花村外青帘有，卖得茌山丁块酒；李白狂歌楼上眠，想复此
间醉一斗”。“丁块酒”亦因此而名“醉一斗”。至清末，仅聊城、高唐、阳谷、临
清4县即设有大小酒店作坊130余家。东昌地区的酱醋业，如同酿造业一样享誉齐鲁。
素有“醋乡”之称的冠县元庄制作的“五粮甘醋”，传为闻名全国的“山西陈醋”名
师传授，曾作贡品献宫廷。创办于乾隆五十七年的临清济美酱园，至清末，尚有千口
大缸，年产酱菜35万公斤，特制豆腐乳、臭豆腐所用黄豆即年需1万公斤以上，所产
豆腐乳曾作贡品入宫，故名“进京腐乳”，名噪京城。济美酱园与北京的“六必居”
、保定的“槐茂”、济宁的“玉堂”齐名，并称江北四大酱园。
临清砖是皇家御用的特制产品。明代修建的十三陵，清代修建的东陵、西陵，以
及明清两代修建的北京故宫各大殿、紫禁城及皇帝陵寝所有之砖，大都由临清的砖窑
烧制。临清砖窑建于明永乐年间，止于清末，历时500余年，“岁征城砖百万”，以
漕运船只载抵京城。临清砖烧制规模宏大。据傅崇兰著《临清明清史》和清乾隆五十
年张度修《临清璞州志》记载：从“东、西吊马桥，东、西塔窑，张家窑到河隈张庄
”，长达30公里的运河沿岸上，“设窑192座，每座两窑，计384窑，每年出砖4176窑
，计1044万块”。“每窑划定良田40亩，专供窑户建窑、取土、存放砖坯之用，共占
地7680亩。”每烧一窑砖,约需柴八九百斤不等，办柴州县，除东昌府外，尚有东平
、东阿、阳谷、寿张等共18处，每年领价办柴运送各“窑”。砖窑之所以建在临清，
一是这一带土质好，细腻而无杂质，俗称“莲花土”，据说用这种土烧制的砖不蚀、
不碱，呈豆青色，异常坚硬，敲起来有一种悦耳的铜音；二是临清紧靠运河，交通方
便，烧出的砖可直接装船运往京城。
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是聊城毛笔制作业最兴隆时期，从此业者千余人。清末始
渐衰退，但仍年达200余品种300余万支，大小作坊30多家，大作坊工人多者百余，少
者30余人，小作坊也有10人之多。草辫、草帽等工艺品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
清雍正三年(1725年)，草辫工艺自州首传莘县，随之风靡阳谷、聊城、冠县、东阿、
临清。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聊城、观城已成为山东省两大产辫区。日本高等商校
叶春墀曾说：“世界产辫国，多数数中国。中国所出，十之七八为山东，而东昌、观
城居奇”。光绪三十三年《观城县乡土志》载：“草辫一项为阖境命脉，登、莱商贾
在城设居四五家，每岁约收二十余万斤……以销往外洋”。明末清初，聊、临两地有
专业木匠铺店84户，从业者达250多人。此外，张秋镇的“源茂永”画店、阳谷的“
天增”帽店、聊城的“书业德”木刻书店、临清的裘皮作坊等雇佣工人都在百人以上
。这些作坊大都“前门市，后工房”，生意兴隆。有的作坊盈利颇丰，置地达40公顷
之多。在以上这些手工业生产过程中，劳动集中进行，生产规模较大，而且产品大部
分都有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
漕运的畅通带来了商品经济繁荣，也促进了工商业城市的发展。聊城向为州郡治
所，但工商业并不发达。自会通河经聊而过，遂使其成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
”“江北一都会”了。自明代起，南北各地商贾云集于此。据同治十三年所立《旧米
市街太汾公所碑记》记载：“聊摄为漕运通衢，南来商舶，络绎不绝，以故吾乡之商
贩者云集焉，而太汾公所者尤夥。自国初至康熙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
。”各地商客相继在聊兴建了太汾公所、山陕会馆、江西会馆、苏州会馆、武林会馆
、赣江会馆等。其中，兴建山陕会馆即耗银5万余两，仅第四次重修即用银49643两，
为专修一对石狮就用银592两。由此足见聊城经济繁荣发达之一斑。据《聊城地区商
业志》记载，乾隆、嘉庆年间，仅山陕商人在聊创办的大型商号就有五六十家，中小
型者不计其数；开设的大小旅店有二三十处；经营的金店、银号、药铺等业作坊鳞次
栉比，染坊、茶庄、书店、笔庄等铺店星罗棋布。至道光年间，秦晋商人在聊开设的
大型百货店铺30多家；前店后厂的铁店14家；刷纸店23家；大小毛笔作坊30家，年产
300万支，畅销大江南北。至光绪年间，商业店、铺、摊、贩遍及城镇乡村，大小商
号数百家，百货业、五金业、书店业、印刷业、饮食业、副食业、杂货业等几十种行
业，业业俱兴，其中饮食服务行业铺店多达50多家，烟、酒、茶、糕点摊点300余家
，纵横交错的街巷中，各式各样的店铺比比皆是，形形色色的商品琳琅满目，最繁华
的三条街是太平街、双街、东关街，故有“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美誉。
聊城，这座工商业发达城市多次为皇帝巡幸之地。据载，从1689年至1709年，康熙帝
4次来东昌府；1748年至1771年，乾隆帝7次驾临聊城、5次登光岳楼观赏风光，并命
画师将聊城的城池构造、运河风光、古迹名胜绘成大幅写生画刊印在《南巡盛典》一
书中。此时的聊城当之无愧地成为运河漕运时代的明珠。
素享“小天津”之誉的临清，在元代乃一区区小镇，明嘉靖年间，已发展成城区
“延袤二十里，跨汶、卫二水”的繁荣城市。万历年间，有“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
十三座，酒店、杂货店无数”(《明神宗实录》)，成为“商贩之夫，日益屯聚”的地
方市场中心，与全国各地有着频繁的贸易联系，成为名副其实的重要商埠。当是时，
南国之竹，焦作之煤，江浙之丝、茶，东北之松木，京津之百货，皆由卫河、运河输
入；当地的棉花、纺织品、皮货、竹器、酱菜之类产品，也由卫河、运河运往川广云
贵京津沪杭等地。清代，临清“帆樯并集，百货汇流，商贾操厥，奇赢趋利若鹜”(
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卷九)。《临清县志》曾这样描述：“至元、明建都燕
京，全国经济端赖运河，临清处汶、卫流域，每届漕运之时，帆樯如林，百货山积，
经数百年之取精用宏，商业遂勃兴不可遏。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
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明代，临清每年商税额已达4万金之巨；至清
代，其商税收入比盛京五关的总收入还多一二倍。清代的临清确实成了“连城则百货
萃止，岸岸则万艘安流”“冠带衣履天下，人仰机利而食”的商业重镇。难怪乾隆帝
南巡途经临清不禁赞曰：“临清傍运河，富庶甲齐郡。”(民国《临清县志》)当是时
，市内有各种店铺几百家，其中布店、绸缎店几十家，72业遍布大街小巷，其中裘皮
业大小作坊50余家，丝织有绸、布、帕、制线各业，而帛货素有“东路入疆，西路入
藏，贩于国外大昆仑之北”之说；荐毡业六七家；竹业60余家；城内红炉50余盘，乡
间行炉无可计；金店1家，银楼四五家；铜锡业10余家；鞋业20余家；裁缝铺4家，绣
女千余人；硝皮业10余家；食品业中仅酱菜即有30余家，其中济美酱菜冠于全省；油
漆业10余家。此外，还有裱糊业、扎彩业、蜡烛业、彩灯业、木业、纸烟业、酱酒业
、冠帽业、鞋袜业等。马市街、锅市街、大寺街为最繁华之地，“东南纫绮，西北裘
褐，鼓乐百货、金珠宝饰皆萃于此，求取者争趋之，肩相摩也”。优越的地理条件，
繁荣昌盛的经济，使临清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商业都会、江北五大商埠之一。
运河沿岸五大商埠之一的张秋，“枕寿张、阳谷之境，三县之民，五方之商，辐
辏并至”(道光《东阿县志》卷二《镇集》)，“襟带阿、阳、寿三邑，为南北锁钥”
(康熙九年修、乾隆三十二年补《张秋志》)。张秋，元朝名景德镇，当时“古籍镇中
者，仅八家为市。”明末改称张秋镇。至清康熙年间，它已成为“五方商贾辐辏，物
阜繁齿”“幅员数里，自南向北，则漕渠贯其中”的市镇了(同上引)。这里有2000户
人家，82个胡同，72条街巷，27个专业化市街，“为行者二三十而有奇”，牙人有“
二百八十而有奇”，每年仅牙税，“为缗者，二百金而有奇”(同上引)。张秋镇的南
京店街，“盛时，江宁、凤阳、徽州诸缎铺，比屋居焉。其他百货亦往往辐辏，乃镇
之最繁华处”(同上引)。因此，素有“南有苏杭，北有临(清)张(秋)”之谓。
阳谷古镇阿城，在清代也是一个水陆通衢、百贾云集、群货充的商业重镇。其
盐、当二业号称首富，药中上品阿胶始源于此。故山西商人捐厘聚金集资在此建起了
“殿宇巍峨，楼阁连亘”的建筑群山西会馆(海慧寺之部分)。这里，每年春夏均有两
次古会，每会百货灿陈，买卖兴隆，演戏8天，10余日贸易不绝，济南、周村、青岛
、天津、营口、邯郸、邢台等地商人云集于此。运河岸畔的清平县，植棉“连顶逼塍
”“过于种豆麦”。每年新棉上市，各处集市，“四方贾客云集，每日交易，以数千
金计”(嘉庆《清平县志》《户书》)。运河通达之时，“粮艘通往魏湾，商业畅旺”
。处于水陆交通要冲的堂邑镇，在清代中、后期，商业亦称繁荣，四街五关店铺林立
，绫、罗、绸、缎及花布诸业兴隆，饮食服务业尤其兴旺，城内茶馆饭铺达百余家，
其中颇有名气者10余家，尚有旅社、客栈20余家。此外，茌平、博平、康庄、朝城、
张鲁等也是商业繁荣知名当时的较大市镇。
明清时期，东昌地区经济的繁荣，固然有诸多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它当时处于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两岸，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使它的经济跃居山东诸府
之首。其后，由于大运河的干涸废塞，以及近代铁路运输的兴起，东昌地区遂为山东
交通闭塞之地，逐渐成为山东经济落后地区。东昌地区经济盛衰变化的历史事实启迪
我们：交通条件对于一个地区经济的振兴、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今日聊城地区的经济振兴和鲁西平原的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首先要把交通运
输搞上去。
责任编校：黄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