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铎解广海
古人云：“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史修县志皆为朝廷诏令，对此皇旨浩荡彰政工程，历代知县无不卑躬奉令修纂。福山，明至民国，志凡四修，有明万历《福山县志》，清康熙、乾隆《福山县志》，民国《福山县志稿》，共计46卷，106万字。知县修志颇重修志人员选录。研览福山旧志，概其特点有：
重学识--举人、进士多。学识泛指学术上的知识和修养，具体含义为二：一是指学历，受过什么教育，获取什么及第，时即进士、举人、贡生、庠生；二是指有广博文化知识和文字表达能力，用章学诚的话说，就是“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福山历任知县，在选录修志人员时，尤重学识。其四部旧福山县志，共延聘39人，其中进士、举人各9人，占总人数的46%；贡生12人，占总人数的30%；庠生9人，占总人数的23%。其康熙县志，10名编纂人中，有4名进士、3名举人，占总人数的70%。进士、户部尚书王骘佐其纂修，承编山川地理，所纂县志“事无不举，举无不核，核无不详，务求可信，以备采览”。全志计12卷、16门、91目，4册、15万字，较明万历志，卷、门、册增37%，字数增2.5倍，是福山“颇具影响之信典”。
重身份--县官、府官多。身份指自身所处之地位，它是权力的象征，资格的体现。在封建社会里其含义为：官职；德行。在修志中，为官者有两大优势：一是凡官者皆读过书，有学问；二是凡官者都执过政，有实践。从福山旧志看，知县对修志人选，特重身份。在四部县志选录的39人中，尚书1人，占总人数的2.6%；御史、道台、郎中3人，占总人数的7.7%；知府4人，占总人数的10%；知县11人，占总人数的28%；教谕等20人，占总人数的51%。其中，纂修4人，皆为府、县官；佐修9人，县官以上6人，占67%。乾隆志，13名编纂者中，有知府2人，占总数的15%；知县7人，占总数的53.8%；训导等4人，占总数的30%。该志“体例完备，资料翔实”，计8册、25万字，较康熙志，册增1倍，字增60%，“是福山诸志中的中坚”。
重管理--宜人、善任多。知县修志并非易事，虽有明颁《纂修志书凡例》和清令县统一设志局廷文，但难就难在修志人员管理上。就福山来说，延聘人员多为致仕归里官员，在任时啥事都有人侍候，卸任修志无职无权侍候人，反差极大，心难平衡。再则出身书香门第，耆硕名儒，文人相轻，自古已然。为克其难，历任知县，煞费苦心，知难而进。明万历《福山县志》纂修郭如核，选贡，官至河南温县知县，文采有佳，卸任归里，(其父郭宗皋明隆庆年曾任南京兵部尚书)宰福知事宋大奎，在修志组局时，以其郭氏豪门望族郭如核为主，配其侄郭尔池(举人、运同)、郭尔郊(岁贡、训导)为佐，开局“集庠生数辈相与，据摭前闻，搜罗往牒，兼询故老，参之见闻所及者，两阅月而纂集成帙”。是为福山历史首部县志。康熙和民国志，其措施与万历志大同小异。清乾隆《福山县志》纂修萧，进士，知县，官至甘肃高台县知县，职有政声，钟情方志。其祖萧文蔚，举人，官江南知县，曾修《桃源县志》。致仕归里，年时古稀。何乐善莅知福山，“为修邑乘，延公秉笔”，三顾萧门，以情相见，应允答。善自任督修，配延佐修、采访、校阅12人。“秉董孤之笔，……一字一句，必亲加检点。其是非去取，则折衷邑侯。内不避亲，外不避怨，尤不任己志，志成未梓而殁，知县为其作传，并入乡贤”。王骐，贡生，交际广，有活力，聘录县志采访后，为县志采集极多资料。何知县为其题赠“乡进士”匾额(1×1.45米)，以资鼓励，其后人以此为荣，今仍悬存完好。
(作者单位：福山区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