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通航给济宁带来了发展和繁荣
自元至元年间会通河的凿竣，实现了杭州至大都运河的全线通航，使元初设置于
古任城的济宁府，一跃便成了“当要害之冲，江南百货云集，贾贩多民，趋末者众”，
“闸官聚水不得过，千艘衔尾拖双纤”的一座商业繁荣、漕运繁忙的码头城市。到了
明代中叶，济宁已成为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繁华大城市。经
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州城内外，四通八达，沿运两岸，行栈林立，店铺作坊，
鳞次栉比。各地商贾云集，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两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百余县，
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商业城市之一， 与日本等国进行贸易的运河沿岸7个主
要商埠之一。
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济宁的手工业。百年老店“玉堂酱园”的产品“京省驰名，
味压江南”，老字号“兰芳斋”的糕点名闻遐迩，粮油业名响四方，中药行栈已发展
为全国10大药市之一，“济宁路青猾皮”年出口量达200万张，还有大闸口的红炉业，
竹竿巷的竹器业，也应运而生。济宁，由消费小镇变成了一座著名的手工业城市。
商业的繁荣、手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外地来济的客商相继建立自己的会馆，如：
山西、陕西、河南的“三省会馆”、湖南的“沅江会馆”、南京的“金陵会馆”以及
“浙江会馆”“安徽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等。他们不仅前来开设商号，
创办手工作坊，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习俗，促进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传播与交融。
文化的交融推动了济宁地方戏曲的兴盛与繁荣
运河开通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日益提高。由于外来文
化、习俗陆续传入济宁，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碰撞，使本地文化包括戏剧、曲艺文化有
了一个大的发展。清同治年间，京剧与河北梆子“两绞”(即同台演京剧又演梆子戏)
的戏班来济宁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不久，济宁便出现了京剧与山东梆子的“两绞”
班，从而加速了济宁的京剧与山东梆子的兴盛与繁荣。
济宁最早的专业京剧班，系清光绪末年由贾某为掌班人成立的“高升班”。不仅
为当时培养了不少京剧优秀演员，如王星奎、李丹亭、肖玉秀、冯聚亭、贾玉花等，
还为后来济宁京剧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而，时至民国初年，便涌现出了许
多新的京剧班，有韩桂芬的“韩家班”，刘玉仙的“刘家班”，陈少炎的“陈家班”
等。他们都是自备全套戏箱，演员行当齐全，并又各自培养了一批身怀绝技的艺人，
如筱爱如、刘庆和、筱艳琴、韩小楼、张少华、陈锦章、陈秀章、巧苓珠、余叔良等，
不仅在本城上演，而且足迹遍及鲁、苏、皖、鄂、豫、陕等省，红极一时。
由于京剧专业班的兴盛，使许多钟爱京剧的观众成了业余演唱或伴奏的“票友”。
清末民初，他们大都集中在“五福楼”或“天合楼”茶馆，“围鼓”演唱。后来，被
酷爱京剧的回族同胞刘玉海、刘少海父子吸引到“大兴楼”茶馆，并逐渐形成了京剧
爱好者的“票友”之家。“票友”们不仅流派纷呈，行当齐全，还有“沙鼓、李锣、
边胡琴”，“响排”了许多剧目，在各戏园“明场”上演。其演出场面均十分火爆，
并在济宁文化艺术界产生了轰动性影响。接着“票友”们在“进德会”成立了“国剧
(京剧)研究社”后，京剧艺术在济宁又有了更大普及与提高。
正是因为京剧在济宁拥有众多班底和业余票友，所以，当年京、津、沪凡来济宁
献艺的著名京剧演员，如“四大须生”中的奚啸伯，“四大名旦”之称的尚小云、荀
慧生，“江南第一旦”黄桂秋等，先到“大兴楼”走访“拜客”，也就不足为怪了。
山东梆子原名高调梆子，简称“高调”或“高梆”。是鲁西南一带流传较广的古
老剧种。京杭运河开凿以后，山西与陕西商人来此经商较早。这些山陕商人，有较雄
厚的经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山陕的戏曲和班社也流入济宁。不少剧目中也反映当
时山陕商人来济宁等地做买卖的情形，如《奇错》《换妻》等。四大古老剧种的“秦
腔”与“西梆”流入济宁等地，受到当地方言及其他戏曲形式的影响，也就自然地演
变出山东梆子这一派系了。老艺人段广才曾回忆说，财神阁“高调”老班--五福班，
是明朝万历年间创办的，这样算起来，至今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随着班社的发展， 也相继出现了不少优秀演员。现在人们依然熟记的有100多年
前的郑二麻子(生旦兼演)、杨二大将(红脸)，90年前的岳东明(红脸)、傅七儿(刀马)，
60年前的王桂春(文武小生)、张保山(丑角)等，特别是后期像段广才、王振清、窦朝
荣等红脸，以他们优秀的表演和唱腔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些老艺人虽然早已去
世，但他们的艺名仍为广大群众所传颂，如“付七的刀、吴仗的腰、泼嘴老鸹唱得高”
“花蝴蝶子、满天云”“金鼎、银凤、玉蜜蜂”“金马驹子银铃铛，不跟立楞一逛荡”
等，都是群众对他们演出水平的赞赏。
山东梆子的剧目比较丰富， 经常上演的有： 《头冀州》《二冀州》《大辕门》
《八宝珠》《铡美案》《白蛇传》《对花枪》《打金枝》等，这些剧目的故事情节内
容多数来源于民间生活或传说，加上艺术的夸张、渲染，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扬琴(即山东琴书)早在清乾隆年间，民间就有小曲联唱体，因主要伴奏乐器为扬
琴，人们习惯称为“打扬琴的”或“唱扬琴的”。它是一种曲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
的说唱艺术形式。民国三十年，扬琴艺人集合于济宁，建立了以“殷田昌、贺金城、
茹兴礼”为首的三大门户，立足于济宁码头。济宁人过去有句顺口溜：“老咬口的干
饭道门口的粥，茹小辫的扬琴翟教寅的吼。”可见，扬琴在济宁的普及程度达到了相
当高的水平。
扬琴并非山东独有的一种说唱形式。济宁的“扬琴”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的
影响较大，除了在地域上与他们相邻外，主要是这些省份的商人在济宁的较多，因此，
在表演风格、技巧上都有相同之处。
扬琴经常使用的曲调， 据沈德符《野获编》 载：“乾隆年间，乃兴《闹五更》
《寄生草》……之属，自两淮以致江南。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老幼良
贱，不问男女，人人习之，亦人人喜之，以至刊刻成帙，举世传育，沁人心脾。”由
此可见，扬琴是属于普通百姓的下里巴人。
济宁八角鼓也叫鼓子曲。它是北京八角鼓与河南鼓子曲流入济宁后，又采用本地
方言土语，吸收地方民歌俚曲，三者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曲艺形式。
晚清时期盛行。当时济宁演唱八角鼓的人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豪门富户的闲散人
家，在茶余饭后邀请宾朋演唱，视为一种高雅的消遣娱乐；另一部分是那些盲残的贫
苦艺人以此为乞食之业。这些人既不走街串巷，也不搭棚撂明地演唱，专为豪门富户
喜庆之日应邀登堂演出。有的巨富之家专门收养着一班子八角鼓艺人供其消遣。清末
民初，济宁的潘家大楼和曲阜的衍圣公府就有八角鼓艺人长期居住。八角鼓的曲调，
一部分是明、清两代的词曲牌子，一部分是吸收溶化的民歌俚曲，分为越调、平调、
岭调三大调系。它蕴藏着大量的明清俗曲，南北曲艺艺术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是研究
运河诗歌文化的宝库。
济宁的音乐舞蹈， 别具一格，有的还蜚声海外。1、唢呐。原名“苏尔奈”，源
于波斯阿拉伯一带，元时传入我国，明代随运河流入济宁。经过吸收、改良，便形成
了济宁唢呐。济宁唢呐又分为两个派系：西部、北部以嘉祥为代表的是木杆唢呐，发
音洪亮饱满、高亢激越；流行于南四湖东岸的是铜杆唢呐，发音委婉细腻，深沉含蓄。
唢呐在旧社会也入官乐，明代王磬所作《喇叭》的曲子有词唱道：“喇叭、唢呐，曲
儿小，腔大；官船往来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旧时唢呐音乐常用于民间婚丧庆典
和接官迎宾， 并且渗透于鲁西南戏曲之中。2、仙鹤舞。它的原始形态属“道具舞”
类型，是流传在济宁的一种古老民间舞。它的道具是用竹子扎成的仙鹤，人在鹤中驾
驭表演，名日“白鹤仙子”。表演时为丹顶鹤一人领舞，八只幼鹤随舞，舞姿飘逸、
潇洒，队型变化多端，情趣昂然。由于仙鹤寓有“吉祥长寿”之意，因此，颇受人们
的欢迎。20世纪60年代初期，前卫歌舞团将其整理后，赴国外演出，受到国外艺术家
的好评。一个濒临绝迹的古老节目又得以发扬光大。
清光绪末年，漕运告废之后，济宁经济衰落，商业由繁荣逐渐走向萧条。随着外
地会馆、商号、行栈的撤出，或关门歇业，致使中间商及工人失业，商店也由先前的
门庭若市，变为门前冷落的局面。
漕运告废之后，商业不景气，对手工业也带来了明显的冲击，原材料采购受到限
制，产品销售困难，资金周转期延长，致使许多手工业者不得不关停并转。作为商业、
手工业的这一经济基础势必影响和制约着上层建筑的文化艺术领域。随着商号行栈的
撤出，手工业的不景气，城市人口相对减少，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总量相对降低；
同时，由于经济萧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下降，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人们对精神生活
的需求，戏剧、曲艺艺术陷入日益衰败局面。
(作者单位：济宁市中区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