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新方志，要坚持以人为本，要树立精品意识，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
要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增强洞察力和掌握编纂技巧，要坚持“存真求实”，努力提高
志书的思想性、科学性，要发挥激浊扬清的作用，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提高志
书质量，使其成为社会文化的优秀产品，体现志书承上启下、经世致用的品牌价值，
满足广大人民读志用志的需要。为达到上述目的，有必要在编纂理念上应该有新的变
革。
要坚持唯物史观，确立人民本位。目前方志编纂思想变革的核心问题和根本任务
就是实现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这种历史性的转化。究竟是“官本位”还是“民
本位”？这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也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
观在方志思想史的具体表现。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少数英
雄人物，而“官本位”的思想就是唯心史观的衍生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决定历史
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广大人民群众，而“民本位”的思想就是唯物史观的衍生物。在中
国旧时代里，“官本位”思想一直作为一种主导思潮渗透到包括方志在内的各个领域。
“官本位”这种思想在旧中国的方志史上是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中国早期方志曾
被称为“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等。这说明早期方志是以地方行政区
划郡县为记载范围的一种著作。旧方志编纂思想也是以“官本位”思想为核心的。是
以“资政”、“教化”为基本社会功能的，是以各级施政长官为基本读者的。当代著
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评述旧方志曰：昔时“每地修志，主要目标在于备行政官吏之鉴览，
以定其发施政令之方针……使在位者鉴览得其要，发施得其宜。” (《中国地方志综
录·序》) 总而言之，旧志书为官所修，主记官事，为官所用，官气十足，这就是中
国旧方志的基本特征。
方志编纂思想实现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换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早在
民国时期，有些较为先进的修志人就已经提出修志当“以民为本”的主张，并设法加
强对民事的记述。例如，高桂滋在《重修邯郸县志序》中说道：“县志以民为本，应
从正德、利用、厚生起见”。“现在民国成立，国史亦当变其宗旨，以民为本，况县
志于民切近，尤宜处处从民生着想。”
在当代方志思想理论界，虽然没有人会公然把“官本位”作为新方志的编纂思想，
但在实际上“官本位”这种不合时宜的旧意识仍然在继续影响着新方志编纂事业。有
些新志在编纂思想上并没有完全跳出“官本位”的窠臼。例如，在方志读者的预设问
题上就大都沿袭旧思想，即强调方志的资政和教化作用，并把方志 (主要指省、市、
县三级政区总志) 的读者群局限在党政干部范围内。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某些新编志
书就不可能赢得广大群众的青睐。
从方志思想理论方面看，不能够仅仅沿袭旧时代的说法，把方志的基本社会功能
概括为“资政”和“教化”，并用新的观点予以解释。对于“资政”和“教化”两词
语，无论用什么新观点去解读，总是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一种“官本位”的意识。教化
作为一种文化功能观念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论和方志理论之中的。众所周知，强
调和推崇教化功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文以载道，道以化民，则是中国
古代文论家的一个基本共识。推崇教化功能也是中国传统方志的一个基本特征。旧方
志是以宣传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为主旋律的。宋人马光祖在《景定建康志·序》中
说：“忠孝节义，表人才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
察吏治也； 古今是非得失， 垂劝戒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明人朱大纪在万历
《信阳县志·序》中也说：“夫志为一邑实录，以备观贤，以征文献，所补于风教者
非细也。”既然教化是传统志书的一个基本功能，那么昔时官员自然成为处于主动地
位的教化者，而作为志书接受者的一般读者就自然成为处于被动地位的被教化者。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化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针。早在1942年，
毛泽东同志在论及文艺为什么人服务问题时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
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 (《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则把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
服务定为整个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方志事业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
组成部分，也当然要遵循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基本方针。“官本位”是
封建社会愚民思想在方志中的体现，它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如果我们承认科学和
社会的巨大发展，承认新方志的基本功能在于为大多数公民服务，那么我们就应当从
历史发展的高度来审视与变革传统方志的官本位。
要鉴古知今，更要彰往昭来。在中国古代，由于社会发展速度缓慢，所以昔时人
们大多缺乏发展意识。这种思想观念在史志之学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重回顾性研究
而轻前瞻性探讨。由于受这种社会文化背景所制约，所以中国传统方志学，均以说明
过去和认识现在为主要目的。古往今来的方志工作者也总是把“鉴古知今”视为自己
的历史责任。例如，宋人郑兴裔在论及志书作用问题时就这样说道：“郡之有志，犹
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 (《广陵志·
序》) 。综观中国传统方志界，无论是方志文本编撰还是方志理论研究，均以叙述和
实证为基本方法，以鉴古知今--说明过去和认识现在为价值取向。
(作者单位：枣庄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