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星 徐希冕
提要 郯子为古郯国国君，与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处于同时代，无论从时代发展背景、地域
关系，还是文化源流来看，郯子与孔子具有极深的渊源。郯子“鹿乳奉亲”，以孝立国，以
仁治国，重礼制，其思想对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郯子 孔子 仁 孝 礼制
郯城作为古郯国所在地， 历史悠久。据一些资料记载，古郯国建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
（注：笔者认为年代稍微后移，约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即徐偃王南迁后），距现在已有三千
年的历史。
郯子， 古郯国国君，具体生卒年月不详，据《左传》载“七年春（注：即鲁襄公七年，
公元前566年） ， 郯子来朝， 始朝公也。”以及其他一些史料记载，可以推断郯子与孔子
（注：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属于同时期但比孔子年长的政治家和思想
家。 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据《左传》记载大小诸侯方国达140之众，国与国之间征战连连，社
会急剧动荡，思想就是在社会碰撞中进入第一个黄金发展期（注：翻开世界文明史，同时期
还有古希腊和印度等文明的发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称
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为世界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 ），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其中作
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极具代表性。而作为同时期的郯子对孔子儒家思想的产生起到了
一定的推动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从时代发展背景上看，孔子和郯子属于同时代的人，虽分处两国，但两国渊源极深。
孔子虽有四处游学的记载，但纵观其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鲁国，所以说孔子思想的形成是
深植于鲁国的特定社会环境之中的。但鲁国是如何建立的呢？建于少昊之墟。少昊，东夷族
部落首领，少昊氏部落在早公元前2600多年的活动中心就在山东曲阜。据《史记·周本纪第
四·正义》载：“《帝王世纪》云：‘……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穷桑在鲁
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东夷，泛称，在许慎《说文》：“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
人也。”东夷首领少昊和其后裔所建少昊集团方国众多。古郯国的根源也可以追寻到黄帝时
期的东夷首领少昊，郯子曾曰少昊：“吾祖也，我知之。”（注：见《左传》）。古郯国的
前身就是东夷首领少昊后裔所建的徐国，史称徐夷、徐戎、徐方。在郯国建立之前，郯国一
度属于徐国都城所在地，据史料载，当时古徐国都城东海郯城，时称瀛川（注：详述见徐文
化研究学者徐华勤《徐文化与郯城的渊源关系》一文）。徐国系少昊后裔所建，根据关于徐
姓源流的考证，徐姓源于伯益之子嬴若木封于徐国说。据《元和姓纂》和《通志·氏族略》
所载，大约公元前20世纪，东夷部落首领伯益因助大禹治水有功，夏封其子若木于徐（注：
今山东南部郯城周围一带）。郯城县城城北现存古徐国国君墓葬群，徐国血缘始祖伯益、得
姓始祖若木等十一世国君均葬于此，郯城据此被称为天下徐姓始祖故里。此亦可作为郯城古
徐国历史的又一佐证。
后东夷少昊集团在中原文化的蚕食下， 历经夏商周征伐，势力范围逐渐向东南迁移。此
过程在商甲骨文卜辞有曰：“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在西
周初少昊集团是东夷势力最大的一支（注：时方国众多，如奄、薄姑等, 宋罗泌撰《路史》
载少昊裔建国达上百个），后在周武王征讨下纷纷灭国，终成少昊之墟。《孟子·滕文公》
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代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说：
“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
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境，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
心地区， 被灭的奄国就位于少昊集团的中心——山东曲阜。西周初 (注：公元前1122年) ,
《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载：“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
武王。”《左传·文公四年》记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墟。”伯禽为周公之长子，
周成王嗣位后,就封于鲁,建立鲁国。到周穆王（注：约为前976—前922）时，东夷势力的中
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以徐夷、淮夷概称东夷，而徐最为强大，所以有鲁“淮夷，徐戎并兴”，
使得鲁“东郊不开”的记载。
周初： “周公东征凯旋和鲁伯禽伐淮、 徐戎后， （徐都南迁）东土以宁。”（注：见
《郯城县志》）古徐国历史在《通志·氏族略》记载古徐国“自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为周
所灭（注：公元前963年），复封其子宗为徐，子宗十一世章羽，昭三十年（注：公元前512
年），为吴所灭，子孙以国为氏。”也就是说徐国第三十二世君偃王南迁后，郯城已不复为
徐国国都，至此郯为徐国国都已有千年历史。偃王南迁后，周成王仍将东夷部落中与徐氏同
为少昊后裔的炎族首领就封于该地，称炎地，炎国，春秋国多加“邑”字，从而演化为郯国。
清徐时栋著《徐偃王志》徐国立宗而还后：“越三百年，当惠王之世，是始著于鲁之《春秋》，
是为春秋之徐。”
图
因此， 在春秋时期，作为在少昊之墟建立的鲁国，和徐国南迁后少昊裔建立的郯国，我
们可以对两国当时的地域关系作一分析。在春秋时期,可以说周王室渐趋衰败,诸侯大国之间
相互争战，一些国家特别是小国经常疆域更迭，或依附于大国，郯国为求安宁，由于地域接
邻，经常需要鲁国的庇护，因此鲁国和郯国两国政治、社会交往频繁。从上面的春秋列国图
可以看出，当时郯国共存的周边大一些国家有：鲁国、莒国、向国、邳国、薛国、钟吾国等，
再朝南为徐国、淮夷，另外其周边还有没有标注的一些小国，如鄟国、鄅国、祝其国、根牟
国等。鲁国为春秋时期东部地区的两个大国（注：齐和鲁）之一，疆域包括平邑、蒙阴、费
县大部分，郯国基本位于鲁国东南沂沭河流域上，很大一部分与鲁国相接。这样的地域环境
使郯国处此弱肉强食时代,郯国之政治、军事活动,据史籍有关郯国的记载,多与鲁国牵连。
郯国，能见之最早史籍记载就是记鲁之《春秋》, 书中云:“宣公四年春，公及齐侯平莒
及郯，莒不肯，公伐莒取向”。春秋时期，东方诸国的联盟阵营发生变化，主要矛盾不同于
西周时期的商朝遗族列国抵触周王朝，而是列国相争，弱肉强食，各国之间，再不论是周姓，
还是兄弟，只要有机可乘，则用力灭之。首先是莒（注：同郯一样同为东夷少昊裔所建）与
郯发生冲突，鲁齐两国参与调停。《春秋》：“宣公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郯。
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左传》：“成公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
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此时江
上吴国试图入主中原，其挥戈北上意欲伐灭郯，而以此濒海之区，作为与南方海上相沟通的
根据地，俾使麾师向西进取。再晚一些，《左传》：“哀公十年，公会吴子、邾、郯伐齐南
鄙” 。 以上经传中郯被人伐和随从伐人的记载。此时其作为小邦弱国，侧身在强雄之间，
欲想安邦定国，也十分艰难，有时亦不得不屈从于人，以求自保。《左传》：“宣公十六年，
郯伯姬来归，出也。”杨伯峻注：“鲁伯姬盖嫁于郯国之君而被弃并谴回娘家者。”由此说
明郯与鲁国通婚，也说明郯国不是鲁国的附庸。《春秋》所记伯姬来归是因为被郯君所“出”，
杨伯峻注：“诸侯出夫人”（注：见《礼记·杂记下》）之礼。这位伯姬被弃谴回娘家，被
载入《春秋》，而郯国没什么不适，由此可证，这位伯姬，应是以诸侯出夫人之礼而被谴回
的。鲁素重礼，此亦说明郯国亦是更重乎礼法的。齐、鲁、莒间通婚，莒与向通婚，郯与鲁
通婚，从地理关系和“同姓不婚，周之制也”的礼法推断，郯与齐、吴或许是有联姻关系的。
许是由于郯与鲁的联姻缘故，其与鲁的关系相对更密切一些。《左传》：“襄公七年春，郯
子来朝，始朝公也。”郯国作为当地一小方国，其有鉴于上年齐灭莱，莒取向的教训，不得
已而朝鲁，寻求大国羽翼下的庇护。《春秋》：“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从鲁襄公七
年（注：公元前566年）至鲁昭公十七年 (注：公元前525年），其间隔四十余年，如果不是
新君继位，那么这位郯子也应该是在位长久，且德高望众。从其回答鲁昭子所讲的一番历史，
足见是一位年高识富的国君。据上可见，郯国虽小，但在《春秋》和《左传》并非鲜有记载，
以上资料足见两国政治和社会交往密切。
另外， 鲁国从其建国历程以及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虽受封于周，但文化源流和传
承同古郯国一样深受东夷文化的影响。在地理位置上，古郯国位于鲁东南部的沂沭河流域，
据考证，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属于东夷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郯国前身古徐国属于正统东夷
文化的范畴。郯子作为少昊裔，从文化大环境看，和周围的徐夷、淮夷同属于东夷文化体系。
《后汉书·东夷列传》认为：“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
凤夷、阳夷。”“九”大数，泛指多。史学界认为，所谓东夷文化，就是居住在山东以及周
围地区，以鸟为图腾，以少昊族为代表的文化区域。由于战争杀伐领地变迁，春秋文献之东
夷所活动的区域经考证基本位于从胶东半岛向南到山东的东部至江苏淮河以北的沿海地区。
这一区域基本上属于齐、鲁两个大国的东缘地带。据《左传·僖公四年》载“观兵于东夷。”
杜预注：“东夷。郯、莒、徐夷也。”作为建立在少昊之墟（注：最早的东夷文化发源地之
一）的鲁国，虽在制度上推行周公的繁缛礼仪，但在文化传承上，诸多方面也深受东夷文化
的影响。儒学初创阶段，孔子及其弟子曾多次到郯国以及周边地区游学，孔子的弟子临沂籍
人士较多。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七十二贤人中，即曾点、曾参、澹台灭明、
子路等藉属临沂。另外孔子的很多弟子或出仕或游学在临沂地区。他们广泛游历于临沂地区
的国邑乡村，极大促进了当地东夷文化与儒家思想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加之郯国及其周边地
区，地处齐鲁和楚越之间，交流愈渐紧密。孔子对东夷文化可以说心慕已久，在《论语·子
罕》语：“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
子闻来鲁郯子与昭子交谈后，发出“学在四夷”之感叹。
因此， 作为与孔子处于同时代的郯子，由于两国地域的接近，特殊的依附关系，共同的
东夷文化底蕴，频繁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交往，再加上郯子在治国理政上崇礼尚文，仁孝传世，
使其对孔子的思想的形成无疑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那么， 郯子在哪些方面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影响呢？笔者根据史料记载，结合自
身的体会，认为其影响如下：
（一） 仁孝思想。据史料载，郯子仁孝之至，以孝立身，以仁治国，其事迹在春秋诸国
广为流传，其思想特别“仁孝”思想对孔子影响较大。而“仁”和“孝”在孔子的思想体系
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仁” 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在治国的方略上，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即仁治。孔
子的关于“仁”的论述最多，据清人阮元在其《揅经室集·论语论仁论》中统计，在《论语》
中“仁” 出现达105次。郯国虽为小国，方圆不过百里，却代表了东夷文化的主流和正统，
“为政以德”的思想根深蒂固。在许慎的《说文解字·羊部》解释：“唯东夷从大。大人也。
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夷俗仁”说明东夷人崇尚道德讲求礼让。《山海
经·海外东经》记载民风淳朴，“君子国……其民好让不争。”范晔在《后汉书·东夷列传》
云：“《王制》：‘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
易以道御， 至有君子、 不死之国焉。”可以说，在东夷文化中，以仁治国已成为传统——
“仁道”了。
关于这一点， 在作为古郯国的前身——古徐国第三十二世君徐偃王由于“行仁义之道”
名扬天下。据清徐时栋著《徐偃王志》记载，徐偃王“赖文德，而不修武备”，为此“弛甲
弋, 坠城池,修行仁义,被服慈漫,视物如伤,以怀诸候。”《东夷传》曰徐偃王：“行仁义，
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当时徐国的复兴引起西周担心，于是命楚国举兵讨伐。徐偃王生
性仁义， “不忍斗害其民”而让百姓受难，于公元前963年（周穆王十三年至十七年间）便
弃国而走，定居到彭城武原县东山（注：今邳州西北徐山）下，“民从之者数万人”（注：
以上见《徐偃王志》）。徐偃王还曾经率领部分徐国人经海路南下，到达浙江宁波一带。最
终，徐偃王还是在追兵的压迫下，怀抱美玉投海而死。后，周天子败楚复徐，念其仁义，复
封其子宗为徐子。所以说，“行仁义”已成为东夷文化的精髓。
郯子行仁义而以德治国堪称孔子思想效尤的典范， 孔子在《论语·里仁》称郯国君“礼
让国”。“因仁失国”和“礼让国”对孔子“仁”的思想的影响巨大。因此说，“仁”作为
一种哲学思想体系虽始于孔子，但实质是对东夷“仁义”思想的传承。孔“仁”既作为个人
道德伦理观，又作为最高的学问和治国之道，而这些在郯子身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郯子，
堪称孔子意义上的仁义典范。
在孔子看来， 仁之根本为孝。 郯子“鹿乳奉亲” 践行了孔子意义上“仁”之根本——
“孝”。
我们知道在国家和社会形成初期， 家为国之基石，在自然血缘基础上的伦理关系非常重
要，而孝在规范社会和支持国家稳定方面具有最为重要的认同和维系作用。孔子认为，仁之
根本为孝，“孝”是仁义道德的核心，尽“孝”不仅是儒者的人生首要责任，更是人生意义
和价值所在，孔子在《论语·学而》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
也。”。孟子也说过：“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
也。”（注：见《孟子·离娄上》）
郯子作为郯国国君， 践行至孝之举，元郭居敬编撰《二十四孝图》第五幅中记载了郯子
“鹿乳奉亲”的故事，称郯子作为少昊后裔，仁孝之至。纵观东夷历史，“孝”一直为东夷
文化的传统，临沂为东夷文化的发源地，《二十四孝》中，有七孝出自临沂。作为同期的孔
子的弟子中，又有很多为临沂籍——东夷人也。其中列入二十四孝的就有曾参“啮齿痛心”、
仲由“百里负米”、闵子骞“芦衣顺母”的典故。其中郯子“鹿乳奉亲”发生在郯。另外南
朝郯人王僧孺“佣书养母”的典故也是千古传唱，这些都说明郯地孝文化的深厚和久远。
何为孝？ 《说文解字》云：“孝，善事父母也。”孔子弟子曾参著《孝经》谓“孝为善
记人之志也，善述人之事者也。”在孔子看来，仁义核心在于孝，孝道为儒学之本，孝字在
《论语》中出现17次。《论语》共二十章，孝十五次出现在前十章。北宋宰相赵普曾说“半
部《论语》治天下。”指的也就是以孝为本。“仁爱”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孝悌是仁爱的根
本。孔子认为仁为最高的道德，发自内心的一种真挚情感，“仁者爱人”，仁者首先要爱亲
人， 而孝最能体现仁， 因为孝道最讲究内心真诚，道德自律。所以，在《二十四孝》载：
“周郯子，性至孝。”
如何做到孝呢？ 孔子认为要做到“无违”，要“侍父母几谏。”“父母唯其疾之忧。”
郯子“父母年老，俱患双眼，思食鹿乳。”（注:见《二十四孝》）郯子“顺承亲意”（注：
同上），郯子对父母尽孝，不仅在于孝养，更重要的达到了孔子意义上的“孝敬”，即发自
内心的一种爱，“养”必归于“敬”。所以孔子在《论语·为政》云：“今之孝者，是谓能
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郯子“伺疾”孝敬父母（注：孔子认为孝的
礼节包括三个方面：居常 伺疾 丁忧），不仅在态度上发自内心，关键诉诸于行动，在于
持之以恒，“乃衣鹿皮，去深山，入鹿群之中，取鹿乳以供亲。”（注：见《二十四孝》）
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郯子取鹿乳敬父
母医治眼疾，难在其艰辛和坚持，“猎者见欲射之，郯子具以情告，乃免。”（注：同上）。
在孔子看来，孝要推己及人，孝之本在于爱众人，孔子在《论语·学而》曰：“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孝经》开篇即谓：“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孔子之孝，是与“礼”与“仁”相统一的，仁者必是孝者，孝者终身追求方为仁者。郯子因
孝而立身，“鹿乳奉亲”让郯子至孝斐名远播四方，为众人戴，拥为国君。郯子提倡以孝立
国，行先人之礼，成就仁义美名。因此，郯子至孝，可谓深得孔子孝的精髓，可是说郯子之
孝道在于躬身力行，以孝治国，在春秋时期必广为传颂。孔子把孝作仁之根本可谓是对郯子
至孝为本的传承和发扬。
（二） 礼制思想。郯子关于礼制的思想对孔子也有很深的影响。礼制即以礼治国，是孔
子学说中比较崇尚的一种思想， 是治国的方略， 孔子曾说：“为国以礼”。何谓礼？许慎
《说文》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东汉刘熙著《释名》解：“礼，体也，得其
事体也。”元熊忠撰《韵会》：“盖因人心之仁义而为之品秩使各得其叙之谓礼。”由此可
知，礼作为规范秩序之的行为规则，源自人心之仁义。何谓孔子之礼？在《左传·昭公二十
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用孔子的话就是“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礼制在孔子的思想中位置很重，孔子说过：“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夫礼，先
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以至于在孔子的思想中认为只要做
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对待仁与礼的关系上，从仁的方面来说，仁是内在
的道德自觉，礼是外在的道德规范；仁以礼为准则，礼以仁为根据，两者互相规定，互相补
充。关于礼的重要性，孔子的“以仁治国”根本就在于“仁”和“礼”的统一。“仁”必须
待礼而完成。孔子为什么倡议通过“克己复礼”已达到“天下归仁”呢？
因为在此时周王朝的统治力日渐卑微， 礼崩乐坏。孔子作为殷商遗民，《论语·八佾》
曰“吾从周”，渴望通过复古“周礼”，以古之圣言和先王之训为圭，从而能够广施仁政。
孔子对当时的社会仁政无法实施而深感忧患，在《论语·公治长》以至于发出了“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的感慨。为实现其仁政思想，寻找“仁政”实施具体措施，孔子周游列国，四
处游学。韩愈语“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 (注：见其著作《师说》）就发生在孔子向郯
子寻求以礼治国的典故。
公元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 郯子朝鲁， 昭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左传》载
“知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
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
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
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
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
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
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
民师而命以民事， 则不能故也。 ”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这是关于少皞（同昊） 的最重要的史料记载，也最为可信的就是少昊部族和后裔“以鸟
纪官”的礼制。东夷文化是以鸟为图腾的文化，“为鸟师而鸟名”，根据百鸟特点“量能授
官”，用鸟命名百官，体现了东夷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民师而命以民事”也体现了在
礼制后面的仁治思想。郯子云：少昊氏，“吾祖也，我知之。”郯子对先祖黄帝、炎帝、共
工、大皞、少皞的事迹和以鸟纪官礼制熟稔于心，可见郯子对祖先尊崇之至，东夷崇德尚礼
的传统在郯国得以继承，东夷文化的传统礼制在郯子治国中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展。同时，
郯子以孝立国，孝文化在郯国大为提倡，《左传》云：“孝者，礼之始也。”孔子主张“道
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希望能打破“礼不下庶人”的限制。而郯子“以鸟纪官”和所
倡导的“为民师而命以民事”的思想对孔子如何以礼治国而行德治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孔子
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喟叹。
郯子把“仁孝” 和“礼制”的思想都用于了政治实施和国家治理，这就为孔子寻求治国
教民之道提供了借鉴。春秋正是多事之秋，礼崩乐坏，郯国列强围绕，根据《春秋左传》记
载的资料，历次结盟几乎周边国家都参与，但是郯国在弱肉强食的境遇中，不与诸侯结盟，
躬身以求自保，虽朝鲁讲和之举，但都是在平等的主体之间的调解，这与郯国国君“行仁义”
是分不开的。郯子治郯以孝立国，晓之以德，辅之以礼，广施仁义，恩威有加，使百姓百姓
心悦诚服，使郯地文化发达，民风淳厚，一些典章制度都继续保持下来，对后世的影响十分
深远。这些，与孔子主张尚文弃武，放弃战争，最大限度做到《论语·尧白》曰“因民之所
利而利。”最终通过“克己复礼”以期达到“外无旷夫，内无怨女。”“天下归仁”的理想
社会相距不远。
综上所述， 儒家学说为孔子经当时“百家争鸣”思潮锤炼而成，是在当时社会政治、文
化交流中才逐渐形成一种思想体系和学说。郯地文化积淀丰厚，郯子为郯国国君，在鲁、郯
两国特定时代和文化背景下，郯子仁爱至孝，以礼治国，其思想和事迹必然影响着孔子等人
思想的形成，并为儒家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郯城县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