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郢
全面记述泰山五千年历史发展、 文化演进的著述——《泰山编年通史》（60万言）已基
本告成。此编自发凡至今，时逾二十载，数易其稿，甘苦备尝。今试述其著述体式、记述内
容及学术创新。
一、《泰山编年通史》的著述体式
泰山著述始于东汉，盛于明清，历代所作不下千种（参朱俭《泰山研究资料索引》页625
～69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除去零帙杂记不计，就大型史志专著来说，大致可
分为两种体式：
一为“志” 体。此体采用府县方志的通行体例，再依照泰山具体情况加以整合。在现存
岱著中，明嘉靖《泰山志》率先采用这一体式，其书凡四卷，卷一为《山水》、《狩典》、
《望典》 、《封禅》，卷二为《遗迹》、《灵宇》、《宫室》，卷三为《登览》， 卷四为
《岳治》、《治绩》、《人物》、《物产》、《祥异》、《杂志》。万历《岱史》承嘉靖志
又略加变更， 全书共十八卷， 分别为《图考》、《星野考》、《形胜考》、《山水表》、
《疆域表》、《狩典纪》、《望典纪》、《遗迹纪》、《灵宇纪》、《宫室志》、《物产志》、
《香税志》、《灾祥志》、《登览志》。清乾隆《泰山图志》、《泰山述记》皆参用其体，
而大备于嘉庆《泰山志》，其书二十卷，分为《天章纪》、《盛典纪》、《图考》、《岱志》、
《支山志》、《川泉志》、《祠庙志》、《秩祀志》、《封禅志》、《郡邑志》、《人物志》、
《金石记》、《逸事记》、《叙录》。著名学者阮元称誉此书“序述赅备，体例谨严，兼史
家之三长”（《泰山志序》）。当代所修《山东省志·泰山志》亦系志体，只是较多增入自
然方面的内容。
二为“览”体。此体始于清乾隆时唐仲冕之《岱览》。其书共三十二卷，以天章、祝文、
仪注、颁赐、目录为《首编》；原岱（泰山概述）、岱礼、岱庙为《总览》；岱顶、岱阳、
岱阳东西、岱阴东西为《分览》；岱麓诸山、汶水川泉、徂徕、新甫、灵岩、琨瑞为《附览》；
岳牧、文献、虞衡、齐谐为《博览》；陶山及自叙为《叙览》。卷目充分借鉴纪传体体式，
据时人汪庚《岱览跋》论称：“其书与《史》、《汉》相表里，《首编》如《本纪》，《目
录》如《表》，《总览》如《书》、《志》，《分览》、《附览》如《列传》，《博览》如
《循吏》、《儒林》、《游侠》、《货殖》诸篇，《叙览》则太史公之《自叙》，班孟坚之
《叙传》 矣。”（《岱览点校》页748，泰山学院2004年版）较之“志”体，其涵盖面更为
宏阔，一些“志”无法归属的内容，“览”都囊括其中（如作者家世等）。
这两种体式著述， 从不同角度对泰山历史文化予以纪叙，各具胜处，不过两者也存有一
个共同缺憾，那便是此分门别类的形式，由于缺少时代座标，难以沿历史时序对文化演进作
纵向观察。如查考金元之际全真道传播泰山的史实，即便通览《仙释》、《祠庙》、《金石》、
《艺文》各门所载，仍觉破碎支离，难以得到一个清楚的眉目。至于一些重要门类（如香社、
乐舞、武术等）失于记述，除了由于作者本身视野的狭隘，同时也是受到了这一著述体式的
限制。
那有没有可能选择另一种史书体式来记录泰山， 与上述著述互为补充呢？清人阮元已经
作过这方面的思考，其在《泰山志序》中有一番议论：“兼史家之三长，考地理于千古。善
乎！何异以古今为经纬，为岱宗勒成一史乎？”阮序表层意思表彰《泰山志》之精善，但同
时也提出另一种纂史思路：“以古今为经纬，为岱宗勒成一史”——即编纂一种以历史年代
为序、内容贯通古今的泰山通史。
无论中外， 编年史都是最早出现的历史记录体式。中国先秦时期的《竹书纪年》与《春
秋》皆编年体例，西方古希腊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古罗马塔西佗《罗马编年史》也是
系年记事。历代编年之史层出不穷，现当代也不乏以这一体式撰就的学术名著。正如著名文
史学家程千帆先生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中所指出：“编年体是一种宏大宽容的历史载
体，不论叙事、说理乃至写景，都可以在其中随意处理；而且又可以通过时间、空间的纽带
将其熔于一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页5～6，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在古近代200余种泰山著述中，独独缺少“编年”一体，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学术缺憾！
有鉴于此， 笔者试图填补这一学术空缺。先后编定了《泰山历史纪年》（泰安市档案馆
1989年版）、《泰山历史年表》（《周郢文史论文集》附录，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泰山通鉴》（合著，齐鲁书社2005年版）等书，都是对这一体式的初步尝试。惟当时限于
功力，囿于资料，不仅在记述考辨上颇多遗漏错讹，在编年史体运用上也未形成一个清晰思
路，因此今拟在旧著基础上，重订体例，补苴资料，理清脉络，力求编纂一部纵横兼备而又
自具特色的《泰山编年通史》。
二、《泰山编年通史》的记述内容
首先陈述一下本书的记事范围——
（一） 记“实体山”与“精神山”。本书定名为《泰山编年通史》，顾名思义，乃是一
部记述泰山历史的著作。 但对于“泰山” 的含义，历来却有不同理解。民国学者王次通辑
《泰山丛书》开篇《例言》便言：“是编冠名‘泰山’，东岳、汉郡，凡兹两义。”（《泰
岱文史丛稿》 页153，泰山区档案馆1993年版）指出“泰山”作为山岳名与政区名之异。其
实泰山还不限于山岳、政区之别，若从文化层面上分析，泰山又可分为“实体山”与“精神
山”。对此笔者在《泰山文化的“两个世界”》曾予解析：“第一座泰山，是‘现实世界’
中的‘泰山’。这一座泰山，有着它具体的地理方位，有着它具体的自然山体历史沿革与文
化遗存，诸如泰山建筑、泰山石刻、泰山物产、泰山人物、泰山典籍……等等。我们平日所
说的‘中国·泰山’、‘山东·泰山’、‘泰安·泰山’，都是指的这一层面而言。但‘泰
山’并不止此一座，在‘精神世界’之中，还别有一座‘泰山’在焉。这座‘泰山’已不局
限于‘泰安’、‘山东’乃至‘中国’一域，而是跨越地域，超越族群，突破国界，浸融入
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人们之精神意识中……。这些事例中的‘泰山’，无不超出自然实体
上的泰山意义，成为‘精神世界的泰山’。”（《泰山与中华文化》页395～396，山东友谊
出版社2010年版）
若以此理念来衡量，古近代的泰山著述，大都是“在山言山”（《泰山图志·弁言》语），
记述的乃是现实世界中的泰山面貌。对精神层面纵有涉及，皆未深入。故就总体而言，传统
的泰山著述，均属“区域历史”与“地域文化”范围的研究。
但依笔者看来， 仅将泰山文化视为区域文化，研究视野囿于一地，实无法展示泰山作为
“中华国山”这一不同于其他名山大岳的文化特质。因此，本书在纪事范围上，对“两座”
泰山兼收并蓄，除记泰山地域的历史事件与文化活动外，亦兼记作为文化符号的泰山对国内
外的影响。故本书不仅是一部区域史，同时还是一部以主题文化史。
（二） 记“山体”与记“近域”。厘清“现实泰山”与“精神泰山”区别之后，接下来
的问题便是， 现实世界中的泰山，其地理范围几何？按泰山面积有多说，计有426平方公里
说，700平方公里说，1万平方公里说，2.5万平方公里米，3万平方公里说（宿基国等《泰山
何其高 泰山何其大》，《泰山研究》第十七、十八合辑，页77）。本书参酌后两说，以今
泰安、莱芜两市、济南长清及历城南部为“大泰山”之区域，亦即本书的记事范围。
这一地域范围， 包括10个县级以上政区（以当今行政区划统计）。作为一部记“山”的
史著，发生在上述政区中而非山体之上的事件是否纳入？是一个长期困扰编者的难题。这是
因为，这些事件虽在州县不在山，却与山有着万缕联系。如泰山许多景区的兴废，都与附近
兵事相关（扇子崖之开辟，实源于明末大顺军进入山东引发的士民避兵）；一些地方灾异，
也影响到山上活动（如咸丰黄河改道，引发以祈河息患的进香活动，红门宫咸丰八年《张孟
氏许愿进香碑》中便有“黄水为灾”之语，）；诸多政区建置（如设置泰山郡、奉高县、岱
岳镇、太平镇、静封镇等），更与泰山典礼息息相关。对此若尽摒不书，势必导致诸多史事
因缺少相关背景而暧昧难明。反之，若对众多地方内容逐一记录，势必将泰山主体淹没，泰
山史也就成了泰安地方史，与本书主题大相背离。
对此问题， 本书采用两种方法予以折中：一是在记述地方史事时，尽力与山体相绾合。
如记汉末初平三年（192年） 曹操与各路军阀在泰山附近之战事，结以“曹操所作乐府《气
出唱三首》之一，有‘驾六龙’、‘东到泰山’之辞”, 使之与泰山文化主题联系起来，前
面所述便不属闲笔。再如记金末贞祐之乱详述各支武装之兴亡，而结以“因兵乱不止，泰山
之宫卫、辇辂、祠宇尽遭焚掠”，也是同一种表述手法。再如清末鸦片之祸流毒泰安，本书
记此事后，结以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致祭泰山时于观瀑亭留镌感愤“米囊花”
（罂粟）涂毒之题诗，使得两者有机结合。
二是通过详略之别， 来区分山体与近域。即凡涉及泰山主体的史事予以重笔详载，而附
近州县之事用简笔带过。这样既突出了泰山，而又能做到近域要事不遗。这两种“春秋笔法”
用之本书，是否妥当，尚有待于方家之睿鉴。
（三） 记“朝”与记“野”。“朝”此指官方或精英阶层，“野”则指民间社会与草根
阶层。传统的泰山史志（无论“志”体还是“览”体），几乎都只记“朝”而不记（或少记）
“野”，民间阶层在泰山的活动呈现空白。但真实的情况是，随着封建王朝末期社会的转型，
泰山崇拜也出现巨大变异，民间奉祀的规模影响已远逾国家祭祀，导致泰山大祭由“朝”转
“野”，下层民众成为推动泰山信仰活动的主体力量。泰山旧志对此（如香社、庙会等）悉
予摒弃，反映了其史观的偏颇与狭隘。为正其失，在本书中不仅记“朝”，而且记“野”。
比如民众朝岳的源起，香社出现及发展等。庙会、香会形成与变迁，民间秘密宗教的传播，
戏曲、曲艺等演艺的涌现，灵岩寺饮茶风俗之起与历代茶俗，山舆的出现及舆夫的组成，泰
山乞丐群体的由来，武术门派及团体的传承，香客店的出现与鼎盛，煎饼、烧饼、酱菜“三
宝”、牙枣等特产名吃的出现等民间之事，都选择一个时间点，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如对
泰山乞丐记述云：“自弘正后元君香社大兴，四方进香者众，附近贫民借以乞食，后遂成为
泰山一独特社会群体。本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十月，尚宝卿杨时乔登岱，作《泰山
文碑刻》论及此此社会问题云：‘又老稚孤穷、瞽聋残废无倚者，当香者盛日，来穴处土石
间丐食；及香者不至缺食日，似可取香钱之馀给之，冬则贸絮施之，俾少济须臾；倘斃，则
收瘗之，亦无俾作秽，以安香者、游者，庶几祐神助灵，亦拯民生一端。’”
（四） 记“史”与记“文”。传统的编年史如《通鉴》等重在记政治，极少涉及文化活
动。泰山旧志除登录部分记岱诗文外，对其他文化门类少有观察。本书在这方面有新的补充。
文学方面， 除诗文创作外，还将目光投置于其他形式，如历代小说中有不少反映泰山的
内容，有的作品（如《西游记》、《红楼梦》等）虽未直接描写泰山，但对泰山文化有所借
鉴，或于泰山风物有所影响，本书都列专条记录。而对登岱诗文著录上，不以展示艺术成就
为主，而是重在揭橥其作蕴含的史料价值。如记宋熙宁八年（1075年）春，齐州任掌书记苏
辙游泰山诗，举其《岳下》中“车徒八方至，尘坌百里内”与“喧阗六师合，汹涌众流汇”
之句，反映了春季朝山进香的繁盛景象。又如记顺治十七年（1660年）诗人方文咏泰山诗，
举其《岳庙歌》“闻道此州屡残破，此庙安稳独无虞”、“昨者予上泰山顶，圣母之祠甚华
整。青帝宫为野火焚，东岳庙中香烛冷。因念五岳东岳尊，帝王封禅典礼存。蚩蚩凡民纵不
识，纷纷儒者何无言。……却笑民间但知有圣母，岁输金钱百万何其愚。”为当时庙祀之实
录。这样便使诗文作品中“史”的价值得以突显，起到“以诗证史”之功。
戏曲方面， 除将历代泰山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如《四大庆》、《狗咬吕洞宾》、《封禅书
传奇》等，逐一记入外，可考的戏曲演出、曲艺活动（如岱庙书场）也择要编列其中。
美术方面， 对历代泰山画作——包括封禅图、告祀图、山水图、神仙图等，无伦存佚，
凡旧籍著录，遂一列目，使之成为一份泰山名画总目。画家在泰山之活动及其作艺术成就，
也连带作一介绍。
音乐方面， 除了著录岱庙藏谱《玉音仙范》外，还将历代泰山音乐创作、演奏活动进行
记述，如记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恭迎高宗南巡，齐河县丞王初桐起草献寿迎鸾曲
《东山祝嘏九成乐曲》九卷进呈。先呈御览，又演于泰安行宫，高宗“天颜”欣喜之事。
其他科学技术等内容， 也在书中有所涉及（如泰山测量等）。这些在泰山旧志中完全缺
失的内容，却正是本书展示的重点与亮点。
（五） 记“事”与记“言”。历代编年体史书无不以记“事”为指归。当代学者陈文新
先生则提出文学编年史的书写，于记“事”同时，应重视记“言”：“在文学进程中，‘言’
的重要性可以与‘事’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事’”（《中国文学编
年史研究》 页122，中华书局2009年版）。虽然其仅是就文学编年史而言，但用之于泰山文
化史，也并无不妥。历史上曾围绕泰山礼仪，有过多次论争，最著名者当属“封禅典制之争”、
“泰山神封号之争”及“碧霞元君崇祀之争”。这三大论争自先秦迄清，历时数千年，预其
议者上自宫闱，下及乡儒，相关文牒连篇累牍，诚为泰山信仰史上之一大关目。如明初推行
祀典复古，下诏尽削泰山神历代封号，诚为一特大之“事”。但此“事”的实行，实导源于
宋人陈淳、元人吴澄的“泰山去帝号论”。又历代学者对泰山精神特质多有揭示，如秦吕不
韦有“宁于太山四维”说，汉淮南王刘安有“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说（两者实为
“泰山安则天下安”观念的滥觞），三国何晏有“泰山元气”说，金人元好问有“泰山天壤
巨物”说，元人郝经有泰山为“中华正朔”说，明人张岱有泰山“正气苍茫”说等等，本书
皆分别系年纳入。这种处理，庶几体现了“把握住了历史中的思想过程，就找到了历史演变
的真正原因”（同上书）这一学术认知。
最后介绍一下本书的记述形式——
传统的编年体史书，大致有两种形式：一为通贯叙述的方式（如《汉纪》、《后汉纪》、
《资治通鉴》），另一则是以总述为纲，以原始资料为目的纲目互见体（如《唐五代文学编
年史》、《中国文学编年史》）。前者明晰简洁，可读性强；后者则能较为详尽地提供原始
素材，更具有存史的作用。
泰山编年史的纂写， 采用哪种形式为宜呢？从保存资料的角度，当然纲目体更加适宜。
但鉴于现存泰山文献在类别上数量悬殊，封禅祭祀之类记录繁富，且多重复，而民间文化的
记载则相对偏少，如用纲目体，不仅使卷帙过庞，且也将一些珍秘史料淹没在一般性资料之
中。因此本书选择通贯体，但一些重要原始文献与新发现资料作了较多引述（甚至全文移录）。
这样或导致体例上驳杂不纯，则诚属事难两全。
在史事记述中， 以年统月，以月统日，本为编年体式之定格。但为了避免过于琐碎，记
重大史事时（如历代封禅）借取纪事本末之法作集中叙述。有的名人一生多次登临泰山（如
明人于慎行七次登岱），则于首次下作综合叙述。同时采用“以事系人”与“以事系地”之
法：一些与泰山关系甚密的人物在相关事目下附介其生平，一些泰山重要胜迹也于条目后附
介其位置、沿革与现状。最后一点，文中所涉及的故址、遗迹、建置标注今地，一律标注到
某县（市、区）某乡镇某村，以显示作为地方史志的精确性。
三、《泰山编年通史》的学术创新
与上述泰山传统史志相比， 《泰山编年通史》不仅采用了新的体式，而且在资料搜寻、
史事考证与理论探求方面均有一些新的突破。
（一） 新资料的采用。 在材料选取上， 无论正史、杂史、方志、档案、笔记、谱牒及
“地上”、“地下”资料，凡与泰山文化有关涉者，无不广征兼蓄。时贤之高论、网络之讯
息也均在关注之列。尽可能地将泰山历史文化资料搜寻完备，甚至“竭泽而渔”（此仅为理
想，事实上绝无可能，自不待言）。
在具体编纂中，尤注重以下几种资料的采集利用：
1、 新出土文献与新公布史档。 “二重证据”之说久为史家所共识，惟涉及泰山的出土
文献较少，故于此尤作加意之搜寻。如据新见秦简律令文书中考“泰山守”之官，据秦封泥
考“泰山司空”之设，据敦煌悬泉汉简考东汉成帝时泰山流民转入河西地区之事，据敦煌遗
书《兔园策府》探唐初封禅之观念，皆为采撷出土文献之例。
分藏于海峡两岸的明清大内档案， 是治史的珍秘史材。随着国家《清史》的编修工程，
大量史档整理刊布。这其中包含着为数众多的罕见记录，为重写明清泰山史打下坚实基础。
本书大量使用相关档案，许多内容堪订旧志之讹。如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山东
巡抚杨景素《奏报遵旨供挂岱庙岳帝圣母袍带事》录副奏折，考岱庙龙袍为乾隆四十一年高
宗所颁赐，订正了清《泰山志》与《岱览》所记年代错差。
2、“非常规文献”。学者在论述《中国文学编年史》时，提到了其较多使用“非常规文
献” 之事（《中国文学编年史研究》页148）。所谓“非常规文献”，据笔者的理解是指本
学科领域之外的文献资料。 如《岱览》在附录中列出的“征引书目”550种，包括诸经、各
体史书、金石、杂记、别集、总集等，可视为泰山文化研究的常规文献。笔者则注重搜寻在
此之外的文献资料——如药方、墨谱、农书、菜谱等，如本书载录了泰山药方石刻的重要内
容：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官方所办药材机构）将各药方刻石于立岱顶玉女池上，以供民人
抄存使用。据清光绪时潘康保《〈洗冤录详义〉跋》称：“……是方（生附子方）见于古石
碣，赵宋时惠民和剂局刻。徐清惠公（宗干）令泰安，搜剔榛莽，始显于世，今在岱顶玉女
池侧，故又名玉真散云。”除了上述“生附子治伤药方”外，见于载录的还有“泰山石刻一
宗七道”方，南宋吴彦夔编其刻文入《传信适用方》卷下“治痈疽疮疥”中。象这些条目，
都是来自搜访“非常规文献”的意外之获。
3、田野调查资料。田野资料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通过田野考察获得的文字资料，
如碑记、摩崖、谱牒、文书等等，另一类则是采访故老的口碑资料。前者在本书中有大量采
用，如肥城光山宋靖康避乱石刻、徂徕山蒙古国炼神庵摩崖、肥城小泰山明《碧霞元君弘济
妙经》石刻、肥城晒书城清初李自成转战记事碑、泰安城郊民初《张军门重修路桥记》等，
均为笔者首次发现并纳入卷中。后者也兼有采用，如万吉山皈一道活动，总司庙兴废，泰城
小西关商埠之兴，均源自对故老之采访。这些第一手资料的引入，极大丰富了书稿内容。
4、域外文献资料。本书将泰山置于世界大文化背景下来照观，故对外国文献特予关注。
韩国资料如《高丽史》、《朝鲜李朝实录》、越南资料如《越南燕行记全编》，日本资料如
《日本汉诗》等，皆博采广征。西方相关文献（如来华教士之著述）亦有采用。至于外国学
者研论泰山专著，更是首选之素材。
本书所征引之文献， 总数已逾万种（此应特别感谢网络技术提供之便利）。需作说明的
是，这些资料半数以上，在他人的泰山研究中尚未使用过，这些“新资料”的引入，定能对
日后研究有所推进。另外，为了便于读者复核检对，每条记载之后，尽量将参考文献详予罗
列，并一一标注页码与版本。使得本书作为泰山史著之同时，间能充当“泰山史料索引”的
功用。
（二） 新观点的提出。在本书所述史事中，有不少出自笔者的新考、新证、新解，包含
着不同以往的学术观点。试举数例：
1、关于封禅祭祀：于封禅补王莽史事，提出王莽家族与泰山颇有关联，其先祖所建济北
国都即在岱麓，新莽建国诏立九庙，其一即建于岱麓梁父山下，清末山下出土新朝“监护大
夫齐人君卿”隶文砖刻即其遗物，故新莽一朝曾起封禅泰山之议，有西安新出王莽玉牒“封
坛泰山新室昌”残文可证；于碧霞祭典，则考证自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起，朝廷开启
四月十八日遣大臣赴泰山致祭碧霞祠之礼，随后期成为朝廷定制，其制度一直延续至清亡方
止，因而认定元君祭实质上已由民间祭祀、皇家祭祀升格为国家祭祀。另外提出三月二十八
日为东岳圣诞之说，定型于北宋之初，而不是今学者所说明代；据清初方志，考出崇祯十三
年（1640年）明廷敕谕内监往泰山加封碧霞元君为“清灵普化慈应”之号。后世学者多视此
为妈祖封号，实为误会。
2、关于文物古迹：考出宋代岱庙大殿为嘉宁殿；仁安殿之名，始于金大定间。今传岱庙
大殿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实绘制于清乾隆三十五年（笔者旧主康熙十六年之说，自
当订正）。
3、关于宗教活动：考出普照寺“重开山”祖师满空为朝鲜逃亡僧人，其法名为“信云”
（满空为号）；考出金元之际全真道传入泰山后，其传播中心除去泰山会真宫与五峰山洞真
观外，徂徕山炼神庵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考出早期天师道传播中，其宗师葛玄、葛洪
等人活动于徂徕山中，并留有遗迹。
4、关于文学艺术：提出“巫山神女”之原型，实源自泰山附近之巫山之“巫儿”；孟姜
女之传说，在唐代已与泰山附近齐长城发生联系；提出百回本《西游记》中采入部分泰山风
物；提出《红楼梦》中“太虚幻境”，实以“泰岳阴司”为原型。
这些具体史实的考订， 虽为笔者一愚之见，但多为昔贤所未发或所未详，纳入史中，使
之在内容上多增新意。
（三） 新理论的借鉴。编年史系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依时序编排而成，较之其他体式，更
多还原了历史的实景与原貌。然而，正如德国学者方维规所指出那样：“在资料的取舍之间，
即便是很谨慎地征引，必然或多或少地‘有选择的人’（马克思语）之价值取向和主观倾向。
假如说完全‘公正’‘客观’的史作，甚或整个写作活动本来就是不可能的话，那么，这种
论断也适用于编年史。”（《中国文学编年史研究》页27）即然任何一部史书都必带入作者
的史观，那编年史在客观记述之上，同时也应体现作者本人对历史的解读。
基于此点认识， 《泰山编年通史》在编纂中，除了注重事实的还原，同时较多加入了对
泰山历史文化的分析、评价与阐释，试将史、论融于一书。概言之，即本书所记历史，寓有
笔者对泰山文化的独特理解。
首先是借鉴西方“长时段” 理论，对泰山历史文化进行新的分期。法国年鉴学派认为，
“长期的连续性和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罗凤礼《现
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 页265，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因此历史研究不能仅限于关注
细节，更应关注长时段的文化结构和事态。泰山文化贯穿中国古今历史，其文明历程从未中
断，但其文化结构在不同时段中却呈现了各自特点，捕捉到这些特点，便理清了泰山文化的
发展脉络。因此，本书在具体史事基础上，提出了泰山历史文化五期说，即：先秦至秦汉时
期为“政治山”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宗教山”形成期，隋唐宋金时期为“文化山”形成
期，元明清三代为“民俗山”形成期，民国以来为“精神山”形成期。本着这一认识，本书
虽以朝代为章节，但内在思路中却贯彻了这一文化分期——即每一时代的引言及编年记事，
皆有意彰显各自时段的文化特点，虽史事繁杂，而红线宛在。
再者笔者认为， 泰山文化的发展历史，就是其伴随着中华民族融合、疆域开拓，从东方
一域逐渐播及全国，最后融入中华文化主流，并深入影响到“东亚文化圈”的过程（详见拙
作《中华国山论》 ，《泰山与中华文化》页1～16）。因此，泰山文化已不仅仅是一种地域
文化，实际上已成为中华主流文化的内容之一。所谓“确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者，舍泰山而
外， 将何所求！”（易君左等《定泰山为国山刍议》页4）。因此，本书在史事选择与记述
上，重点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泰山文化对各个时代国家典制的影响。 如秦汉时期五岳制度的形成及东岳独尊地位的奠
定，泰山祭典在各个王朝礼制中的升沉，泰山女神祭祀从民间祭走向国家祭的变迁。从这些
内容中，可以看泰山从一方名山到天下首山的历程。
泰山文化对各处地域的影响。 如以东岳庙为例，其庙祀于唐代渐及北方各州县；宋室南
渡，将东岳崇祀大力在江南地区推广；宋元以后随着历代王朝对边疆的开发，庙祀开始向边
境传播，先后传入蒙古、云南、贵州、广西、宁夏、台湾、东北、新疆等地。通过具体史事
的缕列，揭示出泰山信仰在中华大地的传播过程。
泰山文化对各个民族的影响。 同样以具体个案，列出不同历史时期泰山对氐、鲜卑、契
丹、女真、蒙古、回回、满洲等民族的影响。如书中分别记述契丹与女真两条史事：宋廷封
禅传入辽国后，对契丹礼仪风俗产生一定影响。据考辽廷尝仿效汉制以祭圣山，其礼颇与泰
山封禅类似。又“冬至日……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
国之岱宗云。”史书言“犹中国之岱宗”，为受泰山信仰之佐证。而金入中原不久，金朝皇
室已崇祀泰山。金帝完颜亮诏济南尹完颜雍妻乌林答氏往中都欲行淫乱。乌林答氏谕仆张仅
曰：“为我祷诸东岳，我不负王，使皇天后土明鉴我心。”从中亦可见女真对泰山的奉祀。
这些例证，显示了泰山影响早已从汉族一族，恢阔广被于众多少数民族之中，成为“万族共
瞻”的民族之山。
泰山文化对各个邦国的影响。 泰山不仅是一座中国名山，同时也是一座世界名山，特别
是在“东亚汉文化圈”，更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本书通过一系列史实，揭示了这一方面，
如泰山声名传入朝鲜，泰山神信仰融入日本，五岳制度仿行于高丽，朝鲜名山效泰山名命，
“石敢当”风俗传布琉球，碧霞元君崇拜传入越南等等。举示一例：泰山胜迹之名在朝鲜传
播甚广。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四月，朝鲜儒者周世鹏（慎斋）命名安东清凉山（今韩国
庆尚北道烽火郡境）之十二峰，“名其外峰之长曰丈人，即演大字之义，而远拟泰山之丈岳
（即丈人峰）也。”从这些史实也可以看出，只有泰山，才在东西方世界拥有此等影响力！
以上所举数例， 除第一点外，其余内容在传统泰山史志中均不予收录，而这些恰恰是本
书展示的重心。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对史料史事的选取与书写，莫不掺入了其著者的理解
与认识。对于同一段历史，不同的史家眼光，便有不同的历史书写。
虽笔者为此小书究其心力， 矻矻穷年，但面对历史悠长、内蕴丰厚的泰山文化，恐仍难
尽其精意于万一。谨此小文为引玉之砖，期待着方家读者的批评与匡正。
（作者单位： 泰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