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随族南渡时间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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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峰
2003年9月,是“书圣”王羲之1700周年诞辰。为了缅怀这位享誉中外的伟大书法家,
有关地方都将举行形式多样的隆重的纪念活动。但从目前见到的各类纪念性宣传材料
中,在涉及王羲之随族南渡的时间问题上,出现了表述不一的抵牾现象。一种说法是,
王羲之是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年) 随族南渡的;另一种说法是,王羲之是在“永嘉之
难”后(311-313年) 随族南迁江左的。由于王羲之随族南渡的时间关系到今后临沂经
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旅游业发展的大计,作为“书圣”故里的一名史志工作者,本人
认为,有必要本着尊重历史、服务现实的宗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导,将王羲之随族南渡的时间弄清楚,为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
要弄清王羲之随族南渡的时间, 首先应明晰琅琊王氏南渡的时代背景。 291~
306年, 西晋王室内部因争权夺利,酿成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内乱结束
后,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惠帝司马衷, 于公元307年,立惠帝之弟司马炽为帝,即晋怀
帝。怀帝即位,改年号为永嘉。永嘉二年 (308年) ,匈奴贵族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
汾)称帝。永嘉三年(309年)刘渊派其四子刘聪进攻晋都洛阳,未果。永嘉四年(310年),
刘渊病死,刘聪继位。永嘉五年(311年) 六月,刘聪派刘曜率兵攻陷洛阳,俘虏了晋
怀帝, 并焚烧皇宫, 挖掘晋朝陵墓, 前后屠杀晋朝王公与百姓达6万余人。永嘉七
年(313年) ,怀帝被害于平阳。同年四月,西晋安定太守贾疋等人拥司马邺为帝,即
晋愍帝, 继位于长安, 改元为建兴。因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晋怀帝永嘉年间,故史
称“永嘉之乱”。永嘉之乱后,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因而北方汉族士民纷
纷越淮渡江,南下避乱。南移的人口往往由大族地主率领,成员大多为其宗族、宾客、
部曲、奴婢,以及一些没有能力自保的散户。从永嘉之乱到东晋初的几十年间,南移
的人口连续不断。从大体上看,北方东部的士民多迁移到南方的东部,而北方西部的
人口则多迁移至南方的西部。据不完全统计,由北方迁到南方的总人口达90余万人,
其中大约每8个北方人中就有1人南迁。当时,南方总人口中,有六分之一系北来的侨
民。作为北方望族的琅琊临沂王氏一族,就是在这一形势下举家南渡的。

(二)
琅琊临沂王氏家族之所以南渡江左,除了受永嘉之乱、百族南迁的大的形势左右
外,王家与司马睿的特殊关系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太康十年(289年) ,司马睿
嗣位琅琊王后,即与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素相亲善”。永兴二年(305年) ,司马睿
被加封为平东将军, “监徐州诸军事, 镇下邳;俄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见《晋书·元帝纪》 ) 。时任东海王司马越参军的王导,被司马睿请为安东司马,
“军谋密策,知无不为”(见《晋书·王导传》) 。永嘉年初(307年),司马睿“用王
导计,始镇建邺” (见《晋书·元帝纪》) 。而王羲之之父王旷,则是首创其议之人
(司马睿之母与王旷之母乃同胞姐妹)。有人据此推论,既然司马睿与琅琊王氏关系如
此亲密,那么,司马睿始镇建邺之时,也自然就应是王氏一族南迁之期了。笔者认为,
将司马睿过江任职与王氏南渡混为一谈,既缺乏史实根据,又有悖常理。须知,司马
睿于公元307年过江“始镇建邺” ,是受朝庭派遣以亲王身份持节出外带兵,其主要
任务是扩大兵力,安定、发展晋朝后方,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乱。受的是有关兴亡的
军国大任,过的是十分紧张的军旅生活。在此情况下,司马睿是决不可能贸然将其亲
眷甚至连同王氏家族不分老幼一同迁来南方的。这一点,已被史料所证明。《晋书·
元帝纪》载:“属太妃甍于国,自表奔丧,葬毕,还镇,增封宣城郡二万户,加镇东
大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 。查《晋书·怀帝纪》,司马睿受增封的时间是永嘉五年
(311年)五月。从文中表述的句式看,司马睿的母亲夏侯太妃在琅琊国开阳(今临沂城)
病逝、司马睿上表晋怀帝要求回琅琊奔丧、治丧结束后即返江南镇所、返回后怀帝遂
对其进行增封, 这几件事均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公元311年春夏之间相继发生的。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 在311年农历五月之前,司马睿居住在琅琊开阳城内的亲眷并未
南渡,否则,就不会有司马睿回琅琊国为其母奔丧、安葬先妣之事了。既然琅琊王的
母亲及眷属尚居于开阳城,而作为其臣属的王导、王敦等人,那时更不会先于其主子
携家带口举族南渡了。

(三)
琅琊王氏究竟是何年何月离开故土南渡江左的?对此,《晋书》并未作专门的记
述,这也是后来人们对这一问题莫衷一是的原因。但只要我们把王氏南渡放在永嘉之
乱后北方士民大举南迁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对国史和地方文献的有关记述加以融
会贯通、 互相佐证,问题是不难搞清楚的。我们从以下3条史料中便可找到答案:先
看《资治通鉴》的记述。该书在永嘉五年(311年) 六月大事中记道:“时海内大乱,
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镇东司马王导说琅琊王睿收其贤俊,与之共
事。睿从之,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从该条记事中我们知道,大批北方
士族南渡是从311年夏季之后才开始的, 作为北方望族的琅琊王氏的南渡之举最早不
会超逾这一时间。这应看作是琅琊王氏南渡江左的时间上限。
再看作为地方重要文献的“集柳碑”的记载。集柳碑又称普照寺碑。西晋末年,
王羲之家族南迁后,其宅院被改建为寺,唐代称开元寺,宋代改称普照禅寺。金皇统
元年 (1141年) , 普照寺妙济禅师觉海将寺院进行扩建和修缮。 工程于金皇统四年
(1144年) 告竣后, 请仲汝尚撰写了题为《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的碑文。觉海因推
崇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 便多方搜集柳体楷书字, 将仲汝尚所撰文精刻于碑上,
故名“集柳碑”。碑文中的一段文字道出了王氏举族南渡的时间:“琅琊之佛祠,在
郡治者凡六区,其五为毗尼,其一为禅,今普照是也。当子城之西南,有古台岿然出
于城隅,台之西复有废池流潦潴焉。耆旧相传,台曰晒书,池曰泽笔。其地盖东晋右
将军王羲之逸少故宅也。昔晋祚中缺,元帝渡江,临沂诸王,去乱南迁,乃舍宅为梵
宫。”此段文字,告诉了我们两条十分重要的史料信息:一是唐、宋时的普照禅寺曾
是西晋时琅琊王氏集居之所,即王羲之的故居;二是琅琊王氏是于“晋祚中缺”后举
族南迁的。所谓“晋祚中缺”,系指晋怀帝被匈奴将领刘曜破洛阳后俘至平阳,晋都
陷落,皇权空缺,晋愍帝尚未继位前的这段时间,其时间跨度为311年农历六月至313
年农历四月。这段史实,本文已在前面有关永嘉之乱的大背景中涉及,此处不再赘述。
既然集柳碑称琅琊王氏是于“晋祚中缺” 时南渡的,那么,其时间当在311年季夏之
后至313年之间。
其三,请看《晋书·王舒传》的记述。王舒是王导的从弟,他“以天下多故,不
营当时名,恒处私门,潜心学植。年四十余,州礼命大傅辟,皆不就。及敦为青州,
舒往依焉。”“及元帝镇建康,因与诸父兄弟俱渡江委质焉。”王舒传里的这段文字
对我们弄清王氏南迁之事至关重要。首先,该文中的“及元帝镇建康”一句向我们指
明了王氏南渡的具体时间。 大家知道,愍帝司马邺于公元313年农历四月继位,为避
其名讳,故尔于同年八月将建邺改称为建康。众所周知,国史书籍对地名的称谓是遵
循其严格的时间概念的。我们从建邺改称为建康一事得知,琅琊王氏南渡的时间应在
313年愍帝继位之后; 其次,该文中的“与诸父兄弟俱渡江委质”一句,向我们指明
了王氏南渡的规模。“俱”,即“全部”之意,这里可理解为琅琊王氏全族的男女老
幼,即王氏全族为了避乱而全部南下建康,投靠琅琊王司马睿,献身为臣属了。作为
被王敦赞为“吾佳子弟”的王羲之,在此时随族南渡,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通过对上述史料的辩证分析和互相佐证,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琅琊临
沂王氏是于311年农历六月后才开始南渡江左的; 第二,循着为官者先赴江左谋划开
辟, 待安定局势后,其家眷仆人尔后再一并搬迁的常理,王氏全族的眷属应是在313
年才从临沂迁向江南的; 第三,既然王羲之随族南渡的时间是在313年,那么,他离
开故乡临沂时, 就不再是一个年仅5岁的幼儿,而是一个习书已有五六年之久,且书
法艺术已具相当基础的11岁少年了。这样,现存于临沂的晒书台、洗砚池等才是令人
信服的右军遗迹,临沂古城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书法艺术之乡。那么,我们决定在羲
之故乡连续举办中国·临沂书圣文化节之事,才具备了充分的史实依据和无可争辩的
资格。
地方志是信史, 是公认的权威性很高的地方综合性文献。 在当前国内不少地方
“争名人”成风的情况下,名人的出生地、居住地等均成了人们十分敏感的注意焦点,
新志书在涉及这方面内容时,稍有不慎,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鉴于此,由
临沂市人民政府主修、中华书局出版的《临沂地区志》,在其人物卷中的《王羲之传》
中,对王羲之随族南渡问题作了如下表述:“大约在313年(建兴元年) ,王羲之11岁
时,随宗族南迁。”我们认为,这样表述,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又留有一定的
回旋余地,应是南北两地和社会各界都能接受的较佳表述。
以上是围绕王羲之随族南渡的时间问题所谈的一点刍荛之见,不当之处,恳请方
家与同行指教。
(原载于《志与鉴》200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