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孝友文化资源透视｜2004年度地方志资政文集｜山东方志文献

赵丹峰在《临沂地区志》进入总纂阶段后，为了把近两千名入志的已故知名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形象丰满一些，笔者先后查阅了大批有关资料，结果发现，以山东临沂市为构成主体的沂蒙地区(因境内有沂河和蒙山而得名)，是一个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地区。早在六七千年前，这里便树起了以凤为图腾的东夷文化的徽帜；进入春秋战国后，在这块土地上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其中不少人是以“孝行”和“友德”称著于世的，有的已成为国人代代传颂的典型。儒家所倡导的伦理思想，通过本区域内一批“孝”、“友”名士的身体力行，便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即“孝友文化”。笔者认为，将沂蒙孝友文化资源适时地进行发掘和研究，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其介绍给读者，将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二十四孝》与沂蒙孝友文化孝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东方特色的伦理思想之一，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可见，孝敬父母和关心兄弟是孝友文化的基本内涵。在封建社会中，孝一直是被作为“百善之首”看待的。为了倡导孝行，元代人编撰了《二十四孝》(亦称《二十四孝图》)一书，将二十四位孝行彰著的历史人物的“事迹”，以图文相配的形式刊行于世，供世人特别是青少年学习、效仿。笔者在查阅史料时发现，在这二十四人中，竟有七位是出自山东临沂，其比例占了二十四孝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这么多“孝行”名人联袂出自于同一地区，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文化现象，这在全国任何地区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这七位先贤是：曾参、闵损、仲由、郯子、老莱子、王祥、王裒。他们的“孝行” 分别是“母子连心”、“鞭打芦花”、“负米养亲”、“鹿乳供亲”、“斑衣娱亲”、 “卧冰求鲤”、“结庐伴亲”。由于《二十四孝》的作者出于宣扬封建孝道和伦理纲常，以达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因此对其中某些历史人物的“事迹”进行了肆意歪曲和夸张渲染，以致将他们的“孝行”弄得不合事理、有悖常情，让人感到无法效仿。这种蹩脚的手法，很象眼下盛行的“帝王戏说”。其实，如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目之后，应当说，他们中不少人的孝行还是十分感人的。其中最让人感动的应数闵损、曾参、王祥和王裒四人。闵损(公元前536~前487年) ，字子骞。孔子弟子。春秋时鲁国人，其故里在今临沂市费县闵家寨村。《论语·先进》记孔子回忆跟从他在陈、蔡之间受困的弟子时，把闵损和颜渊、冉耕、冉雍同列为“德行”科。《先进篇》载：孔子曾称闵损为孝的典范，说人们和闵损的父母及兄弟们都一致这样称赞他。《荀子·性恶》将他和曾参、孝已(殷高宗武丁的太子)并列为孝的典范。据刘向《说苑》记载：闵损受继母虐待，寒冬时为其父御车，父亲发现其衣甚单，回家后见其继室的亲生儿子的棉衣却很厚温，便勃然大怒，决意将其妻休逐出门，闵损见状便苦劝父亲道：“母在一子单，母去四子寒。”继母惭愧感悟，以后便待闵损如亲生儿子。闵损的这一孝行在《韩诗外传》和《孝子传》中均有记述。曾参(公元前505~前436年)，字子舆。春秋时鲁国南武城(今临沂市平邑县魏庄乡) 人。孔子弟子。《论语·学而》记有曾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言论。所谓“慎终”，就是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所谓“追远”，则是虔诚地追念祖先。曾子认为，只要做到“慎终追远”，民人的德行也就归于淳厚了。他是这样说的，亦是如此做的。父母在世时，他尊敬赡养，以求在物质和精神上尽量满足二老的需求；考妣辞世后，他葬祭以礼，并“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孔子对曾子的孝行甚表赞赏，“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对曾子特别器重，将儒家学说传授给他，他不负恩师重望，苦学善思，业精于勤，成为继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明代嘉靖时，曾子被尊为“宗圣”。曾子在继承孔子学术思想的同时，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著《孝经》一书 (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礼记·大学篇》)，丰富发展了儒家伦理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祥(公元185~269年)，字休徵。魏晋时期琅琊临沂都乡南仁里(今临沂城北孝友村) 人。王祥幼年时母亲薛氏早逝，其父王融续娶朱氏。朱氏心地阴狭忌刻，经常虐待王祥。但王祥却对父亲和继母仍然十分孝敬。据晋干宝《搜神记》载：王祥继母有疾，思食鲜鱼。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捕鱼困难。为满足母亲的要求，王祥欲解衣剖冰求之，冰忽自解，有两鲤从水中跃出，王祥大喜，持鱼而归。其母又想吃黄雀肉，有黄雀数十只飞入其帷幕，被王祥捉住以享其母。《世说新语·德行》载，王家有一李树(《晋书·本传》) 为柰树》)，结子殊好，继母朱氏命王祥看守，日则驱鸟雀，入夜则防鼠。逢大风雨至，王祥即抱树而泣。以上就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卧冰求鲤、黄雀入幕和风雨守柰的故事。其实，南仁里村旁的小河下有一小温泉，严冬时四周结冰，唯此处不封，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在此处捕捞到鲤鱼既属偶然，亦在情理之中。《二十四孝》将其夸大为“卧冰求鲤”，把“有可能”变为“不可能”，反倒令人对王祥的这一“孝行”产生了疑窦，影响了王祥孝母行为的真实性，在后世的青少年中产生了消极作用(见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王裒，字伟元，魏东莞(今临沂市沂水县)人。因痛其父王仪为司马昭所杀，誓不臣晋。他博学多能，官府多次请其做官，坚辞不就。甘心隐居乡里，靠躬耕、教书度日。及母病逝，读《诗·小雅》，每颂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时，便流涕不已，门人为此而废《蓼莪》之篇。为陪伴死于非命的父亲与慈母，他在双亲墓旁结庐而居，晨夕至墓地跪拜。想到父亲含冤被害时，便手抚松柏，悲号痛哭。其母生前胆小怕雷声，故每当下雨打雷时，他便依偎在坟边，连声呼唤说：“儿在此读书，望母莫怕。” 他贫不移志，从不接受学生与朋友的资助。当石勒率部攻陷晋京洛阳后，时人纷纷南下渡江避乱，但王裒因恋祖墓而不随逐他人南渡，不幸被害。其孝行和气节确实令人感叹不已，为之动容! 友，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与孝居于同等位置，是一种道德观的两个方面。关心兄弟，是“友德”的主要标志。在这方面，临沂人中有不少典范留芳后世。王览和颜含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王览(公元205~278年) ，字玄通，琅琊临沂人，系王祥的同父异母兄弟。少时即因友爱兄长而为人所知。他见其母朱氏虐待王祥，便常劝母亲应善待王祥。朱氏常命王祥夫妇服苦役，王览便带妻子与兄嫂共同劳作。朱氏因心疼儿子，不得不停止对王祥夫妇的治罚。王祥贤孝之名渐次传开后，朱氏嫉妒异常，便在酒中放入毒药，尔后命王祥喝，妄图毒死王祥。王览知道母亲的歹意后，便急忙从哥哥手中夺过酒杯欲饮，朱氏见状大惊失色，赶紧夺回酒杯作罢。此后，凡朱氏每赐王祥食物，王览恐兄长遭害，必定先尝，致使朱氏无法下手。王览死后，谥号“贞”。晋武帝对他的评价是： “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颜含，字弘都，琅琊临沂人，东晋大臣。晋武帝咸宁中，其兄因服药而中毒，生活不能自理。正值年少的颜含，为照顾兄长乃绝弃人事，足不出户长达十三年之久。荆州刺史石崇重其悌行，赠以甘旨，颜含谢而不受。两位兄弟相继去世后，二嫂樊氏又因疾而失明，他“课励家人，尽心奉养。每日自尝省药馔。察问息耗，必簪履束带” (《晋书·颜含传》)。据载，颜含为治嫂疾，曾遍求名医，一中医所开处方中有蛇胆一味，颜含为此颇费周折而终得蛇胆，药成后二嫂服之，乃复明。于是颜含“友德” 名声大振。产生于临沂大地上的孝友文化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千百年来已为人们所广泛认同，并被作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世代传承。为了纪念和弘扬他们的孝行和友德，后人把曾参故里的山丘更名为孝子山，其故里则叫思圣乡，明清时此处还建有曾子书院等。王祥、王览兄弟分别以孝和友出名后，其居住地南仁里便改称孝友村，王祥当年曾剖冰捕鱼的那条傍村流淌的小河亦改名为孝河。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编修的《沂州志》曰：“沂自曾王著美，百世为师。孝友之生，代不乏人。”这是对境内孝、友先贤的美德在后人中产生积极影响的中肯评价。二、传统孝友文化质的飞跃与升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八百里沂蒙。群山纵横、东临大海的复杂地形，朴素无华、讲仁重义的淳厚民风。这些自然和社会的诸多因素，使临沂成为闻名全国的沂蒙革命根据地，成为山东乃至华东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枢。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氛围，净化了沂蒙文化中原有的某些封建的、宿命论的糟粕，增添了新的丰富内涵，从而使传统的孝友文化实现了质的飞跃，即把对生身父母的“孝”升华为对祖国母亲的忠贞；把兄弟之间的“友”推及为对革命同志的关心。在长达十一年的革命战争时期，这类事例在沂蒙地区俯拾即是，不胜枚举，现仅撷数例，以告读者。李遥德，系临沂市沂水县诸葛镇人。在国家危难之际，这位生长于沂河之滨的青年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参军后因指挥有方，战功卓著，很快即被提任为团参谋长。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其所在部队被敌暗堡群火力所阻，造成大量伤亡。为扫清前进的障碍，他一把推开警卫员，向敌火力点猛然扑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口，以自己年轻的生命换取了战役的胜利。他是我军唯一的一位用胸口堵敌枪眼的团职领导干部，其事迹比黄继光还早四年。李遥德为新中国的创建而慷慨赴死的壮举，至今在天津和临沂人民中传颂。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贞。在国家危难之际，在沂蒙大地上除了涌现出象李遥德这样的卫国军魂之外，还涌现出象临沭县西山前村、莒南县渊子崖村和郯城县徐圩子村全体村民为抗击倭寇为国捐躯的英雄群体。其中在1941年冬的渊子崖村民保卫战中，全村上下不分男女老幼，同仇敌忾，以大刀、长矛、菜刀、锄头、木棍为武器，与千余名侵华日军展开肉搏整整一天，杀死日军百余人，全村有一百五十人为国殉难，留下了“云山苍苍，沭水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的千古绝唱! 在战争年代，沂蒙地区的不少老年人，还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正确处理为父母尽孝和为国尽忠的关系，其事迹也十分感人。日照县东马陵前村的刘世瀛老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正义感。抗战开始后，他先是送二儿子刘维光参加抗日(其长子已早夭)，二儿被日军杀害后，他又毅然送三儿和四儿一起参加了八路军。一天，兄弟俩在执行任务时相遇，便顺路回家看望久别的老父。老汉见两个儿子回家，先是惊喜，继而便沉下脸来问道：“鬼子打走了吗？”哥俩回答：“没有”。老人勃然动怒，“没打走日本鬼子，你们回家作甚？目下国难当头，忠孝不能两全。你们不在队伍上精忠报国，回来尽啥孝道？ ” 说完，即操起推磨棍，将刘健、刘维理兄弟俩赶出家门，并说： “打不走鬼子，就别再回来看我。”哥俩返回部队后，牢记父亲的“家训”，奋勇杀敌，屡立战功，经过革命溶炉的长期锻炼，后来均成长为党的高中级干部。至今，在日照一带还流传着“刘老汉一磨棍打出了两位地委书记”的美谈。在战争年代，沂蒙人民还将倡导于兄弟间的传统“友德”延衍至对革命同志的关心。王换于(习称于大娘)为医治被日军烙铁烧得生命垂危的八路军伤员，不惜倾其所有，将毕铁华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为安葬山纵政委朱瑞将军的妻子--陈若克烈士，她竟卖掉了自家的三亩良田。被誉为沂蒙红嫂的明德英和祖秀莲，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壮举--用乳汁和身心救护八路军伤员。此事通过小说《红嫂》和京剧及芭蕾舞剧《沂蒙颂》等文艺形式的传播，已在国内家喻户晓。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沂蒙孝友文化，经过革命战争这一催化剂的洗礼，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其内涵又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丰富与发扬光大，其运作的范围也被扩大为兄弟地区之间的团结互助这一广阔的层面上来。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临沂人民服从国家的号令，在北部山区拦沂、沭、汶河筑坝，相继建起四十四座大中型水库。这些水库的建成，使下游素有“洪水走廊”之称的鲁南、苏北地区，彻底解除了水患，变成了稻米飘香的“北国江南”。为此，沂蒙人民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地区有五百余座村庄、近三十万间房屋被拆迁，三十万亩粮田、数万亩山林被淹没于库底，有几十余万名库区农民因舍弃了世代经营的田园，其生活从当时的温饱型一下子跌到了赤贫，时至今日，这些地方的百姓生活仍较为困难。三年困难时期，沂蒙人民在以“瓜菜代”的最低生活标准，接受天灾人祸考验的同时，仍发扬爱国友邻的优良传统，从牙缝里省出十二多亿公斤粮食献给国家。与此同时，沂蒙人民又敞开襟怀，热情接受了暂时安置鲁北六万名灾民的义务，为素昧平生的北三区人民义务喂养牲畜，赡养老弱幼病残人员。当时的临沂专区，千村万户洞开家门，对北三区灾民斯抬斯敬，相待如宾，自己茹草食叶，把仅有的盘中餐尊让给外地灾民。各生产队宁让自己的牲口掉肉减膘，也要让灾乡的牛驴度过生死之关。几十年后，一位当时只是十几岁的娃娃、如今已是德州某县县委书记的中年领导干部，在重返曾经收留他度荒的临沂时，不禁触景生情道：“沂蒙是我的第二故乡，沂蒙是块两度奉献的大地，今生今世，我也忘不了沂蒙父老的再造之德和救命之恩!”七十年代末，当南疆自卫反击战打响后，国内一些地方的不少适龄青年一度不愿参军，而在临沂地区，一时竟有十万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军，有的为上前线竟写下了血书。这一为国尽忠的义举，发生在和平建设时期，显得十分可贵。它是沂蒙老区人民“位卑无敢忘忧国”的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在特定环境中的自然体现。三、发掘、利用孝友文化资源，为“以德治国”方略服务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沂蒙大地上又涌现出了一批热爱国家、关心集体、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的模范典型。但勿庸忌言，在当前的大变革中，由于受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和西方国家的一些腐朽没落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影响，传统的孝友观念和爱党爱国、助人为乐的美德，在一部分公民中，特别在不少青少年中，确有被逐步淡化和冷落的倾向。一些不孝敬父母、不睦邻善友、不关心公益、不报效祖国的人和事，在我们周围时有发生。少数虐待父母、祸及同胞、戕害师友的案件亦常见诸报端。同事、亲朋相聚时，每当谈及此类现象，不免感愤叹息，有的甚至说道：羊儿尚知跪乳，乌鸦尚会反哺，这类人怎么连畜禽不如，一个个变成了冷血动物？!” 笔者认为，上述现象虽然只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浸润性，对动摇人们的道德观念，污染社会风气，具有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渐进发展和“四二一”家庭这一主体结构的形成，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和经济持续发展，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早日实现，我们对这一社会问题应该予以高度重视。要解决好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使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类矛盾得到逐步缓和和化解；二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公民中有针对地进行民族精神和道德情操教育。中共十六大报告在谈到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时指出：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精神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而孝友文化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开掘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其在当代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颇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搞的是市场经济，但该国在推行市场经济时，并没有盲目地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而是大力倡导儒家传统文化，将“君臣有义，父子有爱，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思想与西方工业社会的需求相统一，较好地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使这个太平洋小国无论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道德教育、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凡是到过新加坡的人士，返回后无不对该国的综合国力、居民的富裕生活和良好的社会风气给予高度评价。对新加坡运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嫁接西方现代意识，防止国民价值观念全盘西化和道德滑坡的做法，我们应当借鉴、参考。以笔者所在的临沂市为例，本地丰厚的孝友文化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如何将这一人文资源加以科学地开发和利用，使之成为当前和今后对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道德情操教育的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应是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依笔者拙见，及时地将上述孝友文化的内容汇编成文字生动的专题读本、光盘或其他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载体，供有关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使用，既是史志工作者在全民德育教育活中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我们如何开展读志用志活动的一个有益尝试。 “请君试问东流水”，“明年春色倍还人。”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倡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下，通过 “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当前存在的一些不健康、不道德的社会现象必定会逐步得遏制直至消失，以人为本的孝友文化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定会在新的形势下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弘扬，先人们所企盼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良好风气，一定会在神州大地上蔚然成风。 (此文系为临沂市委书记李群提供的有关沂蒙孝友文化资源问题的资政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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