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忠
山东是个农业大省，社会城市化水平偏低。多数城镇人口也是近几十年由农村步入城
市的，许多人至今仍和农村社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发
展仍不十分充分，小农经济的思想残余仍然残留在部分人的意识之中，影响着人们的
决策和行为。这是某些地区和部门发展节奏始终慢半拍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革除
这种思想的残余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任务。笔者响应省委关于“为山东发展建
言献策”的号召，撰成这篇小文，敬请有关方面参考。
歧视商人的思想残余。我国社会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观念有着几千年的深厚积
淀，民众对社会商业行为有种本能的抗拒心理。受儒家思想文化的深厚影响，山东人
的思想行为更加趋向于正统。孔子说“小人喻于利”。在旧时代，社会认为精于算计
的商人是“惟利是图”的“小人”，被列为“四民”之末，长期受到歧视。山东是革
命老区，在战争时期以及建国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中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使“奸商富
豪”、“地主老财”的形象至今仍然清晰地定格在老一辈人的脑际。在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历史时期，商人常常和“剥削者”、“吸血鬼”、“奸商”、“投机倒把”等这
些攻击和羞辱性的字眼相联系。有些人还在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中受到了彻底的剥
夺和清算。“为富不仁”的概念化认定，至今在某些社会层面中还存在着广泛的认同。
他们认为商人的财富不是经过诚实劳动取得的，也没把商人创造的税收、投入的资金、
购置的生产资料及创造的就业岗位看作是对社会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20多年的不同
时期内， 民间和媒体对商人常常使用的“个体户” 、“暴发户”、“二道贩子”、
“倒爷”、“大款”等称谓，也不乏亵渎和歧视的意味。
歧视商人和商业行为的思想残余，妨碍了民间对商品经济和市场行为的敏感度，
部分人的职业定位陷入了误区：“小钱看不上，大钱不敢赚”。这种思想残余反映到
政府部门的决策行为上，直接导致民间投资缺乏宽松的环境，难以尽快形成有利于私
营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
知足常乐的思想残余。在农业文明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物质生活的匮
乏，社会的价值诉求倾向于安贫乐道和勤苦节约，人们把幸福的理想设定在满足基本
生活需要的水平上。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三四亩地一头驴，吃
着饼子就咸鱼”，是旧时代山东人津津乐道的“小康生活”。直到现在，不少人还是
认为“吃穿不愁就是好日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过上
了新型的小康生活，有的人则整日陶醉在来之不易的对富足生活的满足之中，不知不
觉地消磨掉了干事创业的激情和奋勇争先的意识。
不进则退，小进也退，处在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持有这种小成即满，小富即
安心态的地区、单位和个人，其处境会被迅速地边缘化。这种知足常乐的思想残余如
果影响到了决策人士，就会使他们漠视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为已有的成就而沾沾
自喜，从而使一项事业或一方社会丧失掉许多发展机遇。
平均主义的思想残余。在我省，孔老夫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思想，梁山
好汉“劫富济贫”的英雄行为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社会理念，以及现代社会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共同致富”或“要穷一起穷”的价值追求等，至今仍然在某些人
群中存在一定的影响。为了本地区、本单位的相安无事，一些领导人就在分配制度上
采取最省心、最无所作为的平均主义政策。工资拉不开档次，奖金平均分配，职称几
年一动，职务论资排辈。在这种氛围中，积极因素得不到调动，高素质的人才难以养
成和聚集。再好的硬件设施，在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冲击下，很快就会丧失掉优势。
一个单位在平均主义的环境中被耗垮了，人们又想方设法挤向另外一些，以同样的方
式继续耗下去。
在某些农村地区，“大锅饭”被打破之后，妒忌别人“冒尖”的“红眼病”则时
常流行。塑料大棚被割坏，成片小树被砍断，高产鱼塘被投毒，丰收的果园遭哄抢等
现象时常发生。长此以往，平均主义的思想残余造成一些部门或地区难以形成创业发
展的氛围，影响综合实力的凝聚和竞争水平的提升。
惰性保守的思想残余。长期的小农经济环境，使许多人习惯于祖辈上流传下来的
生产方式和生活节奏。以终年的辛苦，只求得“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孟子
语)这种勉强维持生存与繁衍的物质水平。这种观念造就了人们浓厚的惰性保守心理，
当今社会仍然较多的残留着这种思想的残余。 例如不少老人常用“枪打出头鸟” 、
“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椽子先烂”、“安分守己地做人”等说法教育后人。
这种心理导致了社会大众普遍甘居中游、不求进取的价值诉求。“比上不足，比下有
余”、“别人骑马我骑驴，回头一看还不如”。在一些人群中，害怕冒尖和不敢露富
的思想残余还根深蒂固。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多数人抱着“随大溜”的处世态度，遇事不敢冒险争先，缺
乏创新的欲望和竞争的意识。他们外出打工怕人欺，投资创业怕亏本，做起事来“一
窝风”。反映到政策层面上，改革措施出台之时，总是腾腾挪挪，左顾右盼，走两步
退一步，开拓进取的精神长期受到压抑。
求稳怕乱的心态残余。在农业社会中，小农经济基础薄弱，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意
外打击，社会养成了以“安息为本”的心理。至今，在这种思想残余的影响下，部分
人的价值追求仍然是“安居乐业”、“四平八稳”，向往“铁饭碗”和“大锅饭”。
人们对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和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总是抱着一种恐惧的心理，瞻前顾
后、患得患失。一些干部只愿做“太平官”，对下属的要求是“不怕不做事，只要别
出事”。这种心态导致了崇尚正统的社会观念和维护旧秩序的习惯势力，惧怕和抵制
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对存在风险的事情，自己不敢干又反对别人干，将改革创新的行
为视为“离经叛道”，进而对之深恶痛绝。
面对新生事物和社会转型，有些人不是“翻箱倒柜”地吹毛求疵，就是“引经据
典”地给予指责。而对于富有创新精神和开创性工作的人，不是去热情地给予鼓励，
而是指手画脚、七嘴八舌，鼓倒掌、泼冷水，使社会空耗了许多宝贵的人力、智力资
源，与当前“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恋家守土的思想情结。山东人的恋家传统历史久远。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
在农业社会中，家庭是人们生产、生活、成长和繁衍的惟一依托，生、老、病、死都
离不开家庭的呵护。以至到今天，家庭仍然是人们精神上的避难所和避风港。民谚说：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城乡社会中一些无
业或下岗的青年，甚至二三十岁仍然赖在家里“吃老子”，其本人及其家庭成员不仅
觉得应该，而且心地坦然。人们由依恋家庭延伸到热爱故土，“穷家难舍，故土难离”；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对故乡土地和环境怀有特别执著的情感。旧时人们常
说“玩龙玩虎，不如玩土”，即使受苦受穷，也要死守故土。加上长期以来户籍制度
限制居民的自由流动，导致很多人一辈子苦守故园。
对家庭故土的依恋又发展到对工作单位的依附。有困难，找领导。长期以来，在
人们的观念中，孩子一旦离开家庭迈入社会，就必须有个单位，“单位”成了人们的
另一个家，没有单位就不能算就业。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一旦发生了困
难，单位领导往往要负责任的。在单位和个人的关系上，认为个人“跳槽”是对单位
的背叛，遭单位“解雇’则是个人的“奇耻大辱”。即使单位濒临破产倒闭，领导和
职工也要共度时艰，全力维持，死熬苦撑，直至不可救药，才能各自“撒手归西”。
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山东人外出打工、投资创业和下海经商的比例在
沿海各省中是较低的。相对起来，私营企业的数量少、规模小，国有企事业改革、改
制更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因为恋家守土和依附单位，人们对于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总是感到神秘而恐惧，
面对新的、陌生的环境、人群和事物，不敢去走近、接触和尝试。变得彼此隔绝，萎
萎缩缩，惶惶恐恐，保守封闭，丧失了敢当风险的精神和开拓开放的意识。对家庭故
土与工作单位的依恋和依附，导致人们在精神上始终处于婴儿状态，难以成长为阅历
丰富，对激烈竞争的客观环境应付裕如的壮年。这种状况长期继续下去，就使我们无
法以主动、大胆、超前的意识和能力，去应对市场环境的冲击和全球化未来的挑战。
显而易见，小农经济思想的残余与现代市场济环境下流通交换、资本积累、刺激
消费、提倡竞争、鼓励创新、讲求效率、不断超越、快出人才、加快发展的时代精神
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省有些地区和单位要想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地发展，首要任
务还是要彻底革除部分阶层中小农经济思想残余的影响，加快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才
能使全社会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抢抓机遇、干事创业，迎头赶上瞬息万变的新时代。
(原载于《春秋》2003年第2期)
小农经济思想残余对地方发展的影响
张敬忠
山东是个农业大省，社会城市化水平偏低。多数城镇人口也是近几十年由农村步入城
市的，许多人至今仍和农村社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发
展仍不十分充分，小农经济的思想残余仍然残留在部分人的意识之中，影响着人们的
决策和行为。这是某些地区和部门发展节奏始终慢半拍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革除
这种思想的残余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任务。笔者响应省委关于“为山东发展建
言献策”的号召，撰成这篇小文，敬请有关方面参考。
歧视商人的思想残余。我国社会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观念有着几千年的深厚积
淀，民众对社会商业行为有种本能的抗拒心理。受儒家思想文化的深厚影响，山东人
的思想行为更加趋向于正统。孔子说“小人喻于利”。在旧时代，社会认为精于算计
的商人是“惟利是图”的“小人”，被列为“四民”之末，长期受到歧视。山东是革
命老区，在战争时期以及建国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中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使“奸商富
豪”、“地主老财”的形象至今仍然清晰地定格在老一辈人的脑际。在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历史时期，商人常常和“剥削者”、“吸血鬼”、“奸商”、“投机倒把”等这
些攻击和羞辱性的字眼相联系。有些人还在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中受到了彻底的剥
夺和清算。“为富不仁”的概念化认定，至今在某些社会层面中还存在着广泛的认同。
他们认为商人的财富不是经过诚实劳动取得的，也没把商人创造的税收、投入的资金、
购置的生产资料及创造的就业岗位看作是对社会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20多年的不同
时期内， 民间和媒体对商人常常使用的“个体户” 、“暴发户”、“二道贩子”、
“倒爷”、“大款”等称谓，也不乏亵渎和歧视的意味。
歧视商人和商业行为的思想残余，妨碍了民间对商品经济和市场行为的敏感度，
部分人的职业定位陷入了误区：“小钱看不上，大钱不敢赚”。这种思想残余反映到
政府部门的决策行为上，直接导致民间投资缺乏宽松的环境，难以尽快形成有利于私
营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
知足常乐的思想残余。在农业文明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物质生活的匮
乏，社会的价值诉求倾向于安贫乐道和勤苦节约，人们把幸福的理想设定在满足基本
生活需要的水平上。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三四亩地一头驴，吃
着饼子就咸鱼”，是旧时代山东人津津乐道的“小康生活”。直到现在，不少人还是
认为“吃穿不愁就是好日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过上
了新型的小康生活，有的人则整日陶醉在来之不易的对富足生活的满足之中，不知不
觉地消磨掉了干事创业的激情和奋勇争先的意识。
不进则退，小进也退，处在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持有这种小成即满，小富即
安心态的地区、单位和个人，其处境会被迅速地边缘化。这种知足常乐的思想残余如
果影响到了决策人士，就会使他们漠视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为已有的成就而沾沾
自喜，从而使一项事业或一方社会丧失掉许多发展机遇。
平均主义的思想残余。在我省，孔老夫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思想，梁山
好汉“劫富济贫”的英雄行为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社会理念，以及现代社会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共同致富”或“要穷一起穷”的价值追求等，至今仍然在某些人
群中存在一定的影响。为了本地区、本单位的相安无事，一些领导人就在分配制度上
采取最省心、最无所作为的平均主义政策。工资拉不开档次，奖金平均分配，职称几
年一动，职务论资排辈。在这种氛围中，积极因素得不到调动，高素质的人才难以养
成和聚集。再好的硬件设施，在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冲击下，很快就会丧失掉优势。
一个单位在平均主义的环境中被耗垮了，人们又想方设法挤向另外一些，以同样的方
式继续耗下去。
在某些农村地区，“大锅饭”被打破之后，妒忌别人“冒尖”的“红眼病”则时
常流行。塑料大棚被割坏，成片小树被砍断，高产鱼塘被投毒，丰收的果园遭哄抢等
现象时常发生。长此以往，平均主义的思想残余造成一些部门或地区难以形成创业发
展的氛围，影响综合实力的凝聚和竞争水平的提升。
惰性保守的思想残余。长期的小农经济环境，使许多人习惯于祖辈上流传下来的
生产方式和生活节奏。以终年的辛苦，只求得“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孟子
语)这种勉强维持生存与繁衍的物质水平。这种观念造就了人们浓厚的惰性保守心理，
当今社会仍然较多的残留着这种思想的残余。 例如不少老人常用“枪打出头鸟” 、
“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椽子先烂”、“安分守己地做人”等说法教育后人。
这种心理导致了社会大众普遍甘居中游、不求进取的价值诉求。“比上不足，比下有
余”、“别人骑马我骑驴，回头一看还不如”。在一些人群中，害怕冒尖和不敢露富
的思想残余还根深蒂固。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多数人抱着“随大溜”的处世态度，遇事不敢冒险争先，缺
乏创新的欲望和竞争的意识。他们外出打工怕人欺，投资创业怕亏本，做起事来“一
窝风”。反映到政策层面上，改革措施出台之时，总是腾腾挪挪，左顾右盼，走两步
退一步，开拓进取的精神长期受到压抑。
求稳怕乱的心态残余。在农业社会中，小农经济基础薄弱，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意
外打击，社会养成了以“安息为本”的心理。至今，在这种思想残余的影响下，部分
人的价值追求仍然是“安居乐业”、“四平八稳”，向往“铁饭碗”和“大锅饭”。
人们对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和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总是抱着一种恐惧的心理，瞻前顾
后、患得患失。一些干部只愿做“太平官”，对下属的要求是“不怕不做事，只要别
出事”。这种心态导致了崇尚正统的社会观念和维护旧秩序的习惯势力，惧怕和抵制
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对存在风险的事情，自己不敢干又反对别人干，将改革创新的行
为视为“离经叛道”，进而对之深恶痛绝。
面对新生事物和社会转型，有些人不是“翻箱倒柜”地吹毛求疵，就是“引经据
典”地给予指责。而对于富有创新精神和开创性工作的人，不是去热情地给予鼓励，
而是指手画脚、七嘴八舌，鼓倒掌、泼冷水，使社会空耗了许多宝贵的人力、智力资
源，与当前“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恋家守土的思想情结。山东人的恋家传统历史久远。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
在农业社会中，家庭是人们生产、生活、成长和繁衍的惟一依托，生、老、病、死都
离不开家庭的呵护。以至到今天，家庭仍然是人们精神上的避难所和避风港。民谚说：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城乡社会中一些无
业或下岗的青年，甚至二三十岁仍然赖在家里“吃老子”，其本人及其家庭成员不仅
觉得应该，而且心地坦然。人们由依恋家庭延伸到热爱故土，“穷家难舍，故土难离”；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对故乡土地和环境怀有特别执著的情感。旧时人们常
说“玩龙玩虎，不如玩土”，即使受苦受穷，也要死守故土。加上长期以来户籍制度
限制居民的自由流动，导致很多人一辈子苦守故园。
对家庭故土的依恋又发展到对工作单位的依附。有困难，找领导。长期以来，在
人们的观念中，孩子一旦离开家庭迈入社会，就必须有个单位，“单位”成了人们的
另一个家，没有单位就不能算就业。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一旦发生了困
难，单位领导往往要负责任的。在单位和个人的关系上，认为个人“跳槽”是对单位
的背叛，遭单位“解雇’则是个人的“奇耻大辱”。即使单位濒临破产倒闭，领导和
职工也要共度时艰，全力维持，死熬苦撑，直至不可救药，才能各自“撒手归西”。
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山东人外出打工、投资创业和下海经商的比例在
沿海各省中是较低的。相对起来，私营企业的数量少、规模小，国有企事业改革、改
制更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因为恋家守土和依附单位，人们对于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总是感到神秘而恐惧，
面对新的、陌生的环境、人群和事物，不敢去走近、接触和尝试。变得彼此隔绝，萎
萎缩缩，惶惶恐恐，保守封闭，丧失了敢当风险的精神和开拓开放的意识。对家庭故
土与工作单位的依恋和依附，导致人们在精神上始终处于婴儿状态，难以成长为阅历
丰富，对激烈竞争的客观环境应付裕如的壮年。这种状况长期继续下去，就使我们无
法以主动、大胆、超前的意识和能力，去应对市场环境的冲击和全球化未来的挑战。
显而易见，小农经济思想的残余与现代市场济环境下流通交换、资本积累、刺激
消费、提倡竞争、鼓励创新、讲求效率、不断超越、快出人才、加快发展的时代精神
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省有些地区和单位要想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地发展，首要任
务还是要彻底革除部分阶层中小农经济思想残余的影响，加快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才
能使全社会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抢抓机遇、干事创业，迎头赶上瞬息万变的新时代。
(原载于《春秋》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