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人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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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孔
修志人员的素质决定志书的质量,这是理论研究和修志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李铁
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列了一个题目论述这个问题。
他说:“志书是人修的,所以修志人员的素质决定着志书的质量、有什么样的人才素
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志书。志书的质量取决于人才! ”(《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1
期) 在首轮修志中产生了一大批铁心修志、甘于奉献的修志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
正是这些人,支撑着社会主义首轮修志事业的大厦。为此,邵长兴同志主编《当代中
国志坛群星集》,记录了这些人的事迹,留下了一份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目前续志
工作已经铺开,续修很有必要吸取首轮修志者的成功经验,很有必要进一步发扬他们
的高贵品质。基于此,笔者重读《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第1集(以下简称《星集》),
撷取《星集》中修志人员闪光的精神风貌,奉献给续志人员学习借鉴。

一、正确的世界观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是每一个方志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具体地讲,修志工作者坚
持正确的世界观,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指导修志,来统率修志
工作的全过程。《星集》中每一个方志工作者都有典型的事例,正确的世界观是他们
共同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例如,来新夏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指以其立
场、 观点、 方法为指导,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实事求是。这一条可以避免‘左’、
‘右’及一切浮夸虚诞的笔墨……实事求是就是唯物观点,记述发展与变化就是辩证
的方法”(《星集》第76页)这些话,说到了方志工作者以正确的指导思想指导修志的
根本问题。又如,黄苇先生,“他无论到外地讲学或是在复旦大学为本科生、方志学
硕士研究生以及方志学专业培训生授课,总是反复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修好社会主义新方志”(《星集》第63页)这些话,是他多年做
学问的经验之谈,是对广大方志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再如,在《星集》中对杨静琦有
这样一段记述;“关于杨大姐的治学原则,有必要记述一个小小的插曲。笔者途经郑
州,到杨大姐寓所拜会时,见到书房写字台上摊开的稿纸是她正在撰写中的《地情与
地方志》一文,旁边放着《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恰翻到《矛盾论》。字里行间,红
红蓝蓝,勾画圈点,有不少符号和批注。杨大姐介绍说,书是60年代前期,在中共中
央高级党校学习时使用的,直到今天思考问题还要时时参看。她特别强调说:只有运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问题才能阐释透彻,否则,是抓不住要害的,也揭示不出事物的
本质,只能在表象的迷雾中捉迷藏”(《星集》第51页)《星集》中大量的事例说明,
方志工作者在修志工作中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
何等重要! 续志工作者当以此为鉴,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并以此为依据,指导续志的全过程。只
有这样,才能坚持续志的正确方向,才有可能修出名志、佳志来。

二、高尚的志德
清代方志大师章学诚论及史德时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谓著书者
之心述也”(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史德》第181页) 治史与修志,在德方面是相
通的,史德犹可为志德。《星集》中所记述的方志工作者都具有高尚的志德,他们所
表现出来的品德和精神,堪称我们的表率。
《星集》中的修志工作者,很多都具有敢于面对现实,无私无畏的志德。《星集》
对邵文杰的经历,有一段这样的记述:“50年代的‘大跃进’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浮夸
风,与其相随的是‘反右倾’。邵文杰表现如何?他说:‘我对夸大的工农业生产计
划和水利计划不同意,我对粮食产量和大办钢铁的浮夸风不同意,我对大办食堂有不
同意见,我对不执行中央的自留地政策也有意见,等等’。他还说:‘为什么我要坚
持自己的不同意见呢?因为我认为浮夸风的后果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危害。我
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副省长,我是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因
此我有责任说出和坚持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在粮食产量上,我认为更应该坚持自己的
意见。因为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关系人民死活的大问题。’沧海横流,方显
出英雄本色。在关键时刻,他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当时的大气候里,为民请命,仗义执言,他得到的是不断升级的大批判,无限上纲
的大帽子,甚至是撤职、降级、下放”(《星集》第18~19页)心地无私天地宽,这就
是邵老的品格,这就是邵老的德行。邵老的志德可为续志者效法。《星集》还记述了
四川省《崇庆县志》主编张伯龄的一件事:首轮修志的序言,各级志书基本是主编执
笔,领导署名。张伯龄认为,主编写稿,县委书记、县长署名的做法应该改革,如果
序言真的出自书记、县长之手,署名未尝不可,如果由别人代劳,不如署以县委或县
府的名义更有意义。对他的做法,权威人士的暗示,好心人的劝告,都不管用。所以
《崇庆县志·序》署名为“《崇庆县志》编纂领导小组”。无欲则刚,这是怎样的无
私无畏的阳刚之气啊! 特别是在当今的现实面前,这种不唯上只唯实的志德尤其难能
可贵!《星集》中像这样具有无私无畏志德的方志工作者的事例很多。
《星集》中的方志工作者,大多都能执笔公正,具有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精神。
江西省《丰城县志》主编金达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顾别人的反对,把国民党军
队在尧峰岭抗击日军千余,毙敌90人的战绩写进了志书。他说,我们的县志,要经得
起事实的考验,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县志对丰城县八一水库的记述,有的领导反对
说:把八一水库修建写成是劳民伤财,领导决策有误,是给党和领导抹黑! 金达迈坚
持不改。他认为:“不把党的工作失误写进志书,才是不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失误,我们的制度没有缺陷,那为
什么要改革呢?”(《星集》第401~402页)这种实事求是的志德,不仅表现在编写志
搞存真求实的精神,而且也表现在与同仁相处的日常生活中。童健飞是广西壮族自治
区通志馆副编审。有一次,他同副主编去参加《宁明县志》志稿评审会,副主编起草
了发言稿由他发言。后来,发言稿要在《广西地方志》发表时,他删去了自己的名字,
署上了副主编的名字。副主编又把他的名字添上,邮寄稿费时,他又把自己的名字划
去了(《星集》第241页) 与当今一些不良现象相比,童健飞等方志工作者不虚假、只
唯实的品德,是非常可贵的。
《星集》所写的首轮修志工作者们,身处在无权、无钱、无势的“三无”世界,
供职于清苦、辛苦、艰苦的“三苦”环境,不具有甘于奉献的精神,就难能一如既往、
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如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陈国山几乎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
有一次老伴儿的右臂骨折,他安排孩子在家护理,自己照常上班。由于工作强度大,
以致在工作中两次休克,抢救过来以后,仍然奋斗如故。《星集》这样记述:“人们
难忘这样的镜头;1989年夏,受市政府委托,编辑大型画册--《中国钢都鞍山》,去
广州看彩片前夕,国山突然心脏病发作入院治疗,打点滴到凌晨三点,他拔下吊针,
五点乘民航班车去沈阳东塔机场,七点准时起飞,工作丝毫未受影响……更令人难忘
的是,编辑《鞍山市情概览》的那一天,是大年三十,全市响起家家户户吃团圆饭前
的鞭炮声,国山却还在率领全体编审人员赶写志稿”(《星集》第271页) 再有,《星
集》对河南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副主任、《河南省志》副主编鲁德政的记述:“一家五
口,原住郑州大学的两间半房,实在不好安排,只好将一个儿子安顿在既是书斋,又
是卧室内将就。一住数年,从无怨言”。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有些地方竟至物欲横
流、金钱至上泛滥起来。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编志者吃苦耐劳、耐得寂寞、甘于
奉献的精神和志德,还是需要发扬光大的。不然,修好续志是不可能的。

三、可贵的治学精神
良好的治学精神是修志者的重要素质。《星集》中所记述的首轮修志工作者们,
都有可贵的治学精神,突出表现为勤学、博学、积学等良好的学风。
《星集》的主编邵长兴尝言:“勤于摭拾,零金碎玉,聚少成多,未尝不是一笔
财富;勤于思索,点滴之见,融会贯通,或将贴近哲理”(《星集》第477页) 这是经
验之谈。来新夏先生在回顾人生道路时曾说:“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为做事,但人有巧
拙之分。巧是天赋,拙是靠勤来补,所以我无论做事、治学都遵循勤能补拙这一条人
所共知的格言。”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多年来,他坚持“四勤”:勤写、
勤听、勤读和勤思(《星集》第66页、69页)一些学者、方志学家即使处在逆境中,也
不忘勤苦地读书学习。这种精神实在太可贵了。如邵文杰解放前曾经被捕过,“他就
把监狱当课堂, 边斗争,边学习。坐牢4年多,几乎等于上了一次大学。在文化学习
方面, 通读并能背诵全部《楚辞》、1/3的《史记》、大部分《文心雕龙》以及其他
书籍的一些篇章。在狱中,居然学会了英文。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向难友学发音、拼
音,借助辞典读了好多本英文书”(《星集》第19~20页)仓修良教授在干校当“鸭司
令” 的时候, “白天赶着一群鸭子到处跑,晚上却又安静地做起他的研究工作” (
《星集》第200页)勤以治学,是每一个修志工作者应有的品格。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首届学术顾问博振伦先生(已故),是一位博学之士。有人送给
他一副对联:“论史不外才学识,博学能通天地人。”这正是他治学的真实写照。他
的博学从他的著作中就能看得出来。他著作甚丰,其内容兼及历史、档案、文物、考
古、陶瓷、科技、民俗、世界语、地方志等多种学科(《星集》第4页、13页) 《如东
县志》 主编李明,“读书广而有条理”,除大学5年本科所学,参加工作后,《资本
论》《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他都认真读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注意精读历
史书,备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并都写了读书笔记。“步人志坛后,注意
收集并研读方志书刊上千本, 私人藏书约在3000册以上,9橱书是他最宝贵的财富”
(《星集》第359页) 志书面向百科,修志者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就难以胜任修志任
务,何言修出佳志、名志?
“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星集》中的修志者们几乎都是广泛涉猎,并注
重积累,成为知识之集大成者。如来新夏教授“几十年来,他已养成了随手摘笔记、
抄卡片、搞剪报、写提要、记心得和思考问题的习惯,他亲自抄录积累的卡片达数万
张,仅研究清人年谱所摘录的史料卡片即达千余张,聚沙成塔,终于奠定了储存丰富
资料的坚实基础”(《星集》第69页)梁滨久做学问,也注重“随手做卡片,随时存人
卡片盒,十张、百张、千张,数千张卡片储存了丰富的信息,供随时查阅随时据卡调
集资料”(《星集》第443~444页) 仓修良教授“从1960年到1964年的5年间,翻阅各
种方志近千种,做了5本笔记,抄了2600余张卡片,写出20余万字的初稿”。据统计,
他“在《方志学通论》 中, 征引了上自《禹贡》《山海经》,下至《川沙县志》和
《龙游县志》等有代表性的志书和与志书相关的书。仅魏晋南北朝的地记一节,征引
的书籍不下70余种。全书征引竟达千余种”(《星集》第194页、195页)如果没有深厚
的知识积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这种积学储宝、严谨治学的方法和精神,都是
值得续志工作者借鉴的。

四、执着的痴爱之情
对方志事业的痴情热爱,是《星集》中记载的方志工作者们所共同具有的情感。
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他们对方志事业的痴爱之情,他们乐以敬业的精神,都是非常
可贵的。
《星集》中的方志工作者们不计名利地位,惟重著述大业,表现了可贵的人生价
值取向。其中有些人是从党政机关的所谓显位、热门那里转到史志部门来的,更显示
了他们与常人不同的情操和信念。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苏长春在省政府工作了18
年后,1983年他决心到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当时,从领导到要好的同志都好意相
劝,不要离开办公厅这块‘热土’,不要丢掉自己轻车熟路的机关文秘工作,不要放
弃优越的环境而自讨苦吃,不要……不要……(但) 他决心走自己的路”(《星集》第
295页)1980年,中国地方志协会副秘书长欧阳发,时任安徽省委政研室简报处副处长,
并兼任代理省委书记的秘书,“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心放弃较为优越的工作条件和本
可扶摇直上的仕途,去开创称之为清苦、辛苦、艰苦的方志事业”(《星集》第327~
328页) 《河南省志》副总纂许还平,“1984年,大学毕业不满3年的他已是省人大常
委会机关中少有的年轻副处长,一条坦荡的人生之路展现在他面前。但他想更多地干
些实事,便毅然谢绝省人大领导的挽留,于次年初调入了在一般年轻人心中并非热门
的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开始了在社会主义方志园地中的苦苦耕耘”(《星集》第457页)
这就是《星集》中这些“星”们的代表,这就是他们的高尚情怀,这就是他们的人生
价值取向。在今天不少人为位子、票子不遗余力地奔波,甚至为了取得这些而不择手
段的浑浊氛围里,这种精神是何等的可贵、可敬、可学啊!
《星集》中的方志工作者们,对于方志事业都爱得执着,爱得深沉。已故傅振伦
先生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两次降职降薪,身心遭受严
重摧残。但他始终以坦荡的胸怀直面人生,仍然恋着方志事业,在逆境中潜心研究方
志学。“他始终坚信,社会主义新中国离不开方志,方志研究一定会在新的时代大放
异彩”(《星集》第12页)江苏省镇江市原市长、地方志编委会主任黄选能,出于对方
志事业的责任和热爱,把“软件硬抓”,硬是把“冷门热坐”! 修志这个“冷门”一
下子热了起来,热到了有的部门在春节后上班的第一个会就是关于修志工作。黄选能
的“冷门热坐”,坐出了镇江市修志工作的大好局面(《星集》第149~155页)
《星集》中的方志工作者们,对方志事业爱得执着,所以他们都具有敬业精神,
全力以赴,乐此不疲。山西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曹振武,在20世纪60年代修
志时, 他就“背着行李和纸笔踏遍了原平县的500余个村镇和山山水水,考察了境内
所有庙宇、古墓、关隘和桥梁、碑塔等古建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牛
鬼蛇神”的罪状之一就是修志(《星集》第80~83页)《星集》记下了江西省地方志研
究所所长、 《江西省志》总纂室主任刘柏修这样一个镜头:1990年7月,南昌气温高
达摄氏37~38度,他“赤膊短裤,对着电风扇仍然大汗淋漓。他白天忙碌一天,晚上
坐在电灯下面审阅志搞。在批注意见时,手上的汗水容易把志稿浸湿,他便用手帕垫
在手下,手帕湿了又换一条……”(《星集》第412页) 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号召大家:要“把修志真正当成一门学问和学术来做” (《中
国地方志》2002年第1期)做学问,研究学术,必须扎扎实实,一丝不苟,非有敬业精
神不可。《礼记·学记》云:“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敬业乐群,通
俗地说,就是全身心地投入所从事的事业。续志工作者就要像首轮修志者那样,专心
致志,全力以赴投身到方志事业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续修志书的质量。
《星集》主编邵长兴在这本书的后记里,特别提到了燕居谦,写道:“今日的修
志工作局面,今日的修志工作成果,凝聚着千千万万人的心血! 甚至有很多人为方志
事业献出生命。山西吕梁地区《交城县志》主编燕居谦就是10万修志大军的杰出代表。
他的事迹感人,被誉为‘当代吕梁英雄’!”
(原载于《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