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续
羊续(141-189)，字兴祖，东汉泰山郡平阳(今新泰市)羊流人。官至太常。
羊续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里，祖父羊侵，安帝时为司隶校尉。父羊儒，桓
帝时为太常。羊续其人文韬武
略兼备。起初官拜郎中，后到大将军窦武府中任职。窦武谋诛宦官失败被杀，羊续也
因参与其事而遭禁锢十余年。
解禁后，羊续又在太尉府中任职，继迁庐江太守。在任庐江太守时，黄巾军进攻庐州
舒县，他曾大破黄巾军。庐州
安风县戴风等造反，他“复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和获渠师”。对于参与造反的其
他人众，羊续则“原(免)为平
民，赋与佃器，使就农业”，安定了社会秩序，其才德深为帝赞许。
汉灵帝中平三年(186) ，江夏兵赵慈反叛，杀南阳太守秦颉，攻陷六县。在这危
难之时，朝廷任命羊续为南阳太
守。接任后，羊续认真调查研究，“当入郡界，乃赢服间行，携童子一人，观历县邑，
采问风谣，然后乃进。”由
于深入调查，“其令贪洁，吏民良猾，悉知其状。郡内惊讠束，莫不震慑。”在此基
础上，他联合荆州刺史王敏，
共同攻击赵慈，“斩之，获首五千余级，属县余贼并诣续降。”叛乱平息后，羊续又
报告上官，赦免胁从，“班宣
政令，侯民病利，百姓欢服。”
羊续为人称颂，主要是他不沾不贪，清正廉洁。他做南阳太守时，南阳的权豪世
家多尚奢丽，这样势必增加百
姓的负担，羊续对此非常厌恶。他“敝衣薄食，车马赢政，决心以自身的行为来纠正
这种不良习俗。有一次，府丞
献给羊续一条活鱼，让羊续改善伙食，羊续“受而悬于庭”。后来府丞又一次进献，
“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
”。这便是为世人广为传颂的“羊续悬鱼”的佳话。
羊续虽在南阳为官，家中妻子儿女却很清苦。有一次其妻带领长子羊秘去郡舍探
望，想在南阳住上一段时间，
羊续却紧闭大门不让他们母子入内。妻子带儿子硬闯进来，看到羊续的资产“唯布衾
弊凋，盐麦数斛而已”。羊续
对儿子说：“我自奉若此，何以资尔母乎?”让妻儿离开南阳，返回平阳老家。
羊续不向朝廷送礼而丢三公之位的事迹，更为世人传颂。汉中平六年(189) ，汉
灵帝想任命羊续为太尉，位列三
公(东汉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又称三司，为共同掌管国家军政的最高长官)。当
时凡拜三公者，都要拿出礼钱
千万送给“东园” (汉代官署名，属少府，掌管陵墓内器物的制造及供应) ，灵帝派
“左驺”(汉灵帝时凡授三公者，
均需向东园输礼钱千万，由宫中派出使者督缴，这种使者叫“左驺”)督缴。“左驺”
是代表皇帝去的，一般新授官
的人都恭敬地迎接招待，并厚加馈赠。羊续却让使者坐在草席之上，举着自己的破袍
子对他说：“臣之所资惟斯而
已。”“左驺”据实回报给灵帝，灵帝很不高兴，羊续因此没能当上“三公”，仅被
任命为太常，而且未及上任就
因病去世，年仅48岁。
羊续去世后，安葬在故里平阳。照当时规定，凡食禄二千石的官员病逝，朝廷都
有“官赙百万”，资助葬仪。
但羊续却留下遗言，不接受别人所送丧礼，装殓葬仪从简。因而主持丧礼的府丞焦俭
遵照羊续遗愿，对官私馈赠一
无所受。对此，汉灵帝也非常感动，诏书褒美，敕泰山太守以府赙钱赐羊续家属。
宋代费抠所撰《廉吏传》一书收录羊续，并由衷称颂：“进以正可以正邦也。输
东园礼钱得拜三公，兹为正乎
? 续举旧袍以示左驺曰：‘臣之所资惟斯而已。’是以故不登公位。续之大节可略见
矣。”又说：“呜呼!人之不度
礼义而进退者，顾其胸中本无所守，徒以妻孥之奉隘其心故。耳闻续之风，宁不愧耶!”
吴孟祺
吴孟祺(1498-1568) ，字元寿，号六泉，别号警庵。明代宁阳县城西门巷人。官
至刑部主事、西安知府。
他父亲吴伟，明正德年(1506) 中岁贡，任湖广巴陵县训导。吴孟祺弟兄3人，二
弟孟禄和三弟孟雄均为进士。其
父以政绩显著而迁馆陶王府教授。常用孔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吾自
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教训子弟。吴孟祺在这样环境里成长，12岁已精《大
学》、《中庸》。
嘉靖元年(1522)，吴孟祺中举，年24岁。他以“不贪、不酷、不陷、不傲”作座
右铭，敬业交友蜚声鲁西南。
他在读书之余，还召集许多学生授业，深得众人敬仰。方圆数百里去吴门求学者近千
人。世人称他“动禀庭训，性
耿介，笃志学。为文铲去浮华，独标精理。”嘉靖八年(1529)殿试中进士。主考官称
他“百鸟中孤凤”(咸丰元年《
宁阳县志官绩传》)。
1530年，吴孟祺首登仕途，任江南五河县知县。把前任县衙“明镜高悬”的匾额
换下，手书“不唯官，不唯书
，不唯上，唯为民”悬于大堂之上，早晚自读自勉。不久，百姓联名上状，反映关卡
属吏勒索商人，名目繁多，他
微服私访，“廉悉其贪横状，乃多次奏明上司，请罢关免税，使萧条的市场又兴旺起
来”(《吴氏族谱·孟祺传》)
。后来，五河县许多当铺、钱庄、商行被抢，又有多人被杀。孟祺命差役四处探访，
得知盗贼以一大湖作隐蔽，很
难对付，孟祺穿上便装，沿湖查探。一天，大雨倾盆，到一石穴避雨，误入匪巢，差
点丧命，凭机警脱险后，孟祺
对下属说：“殆妖鸟者，先倾其巢，吾知所以治之矣。”于是奏请当朝，动员民工进
行大规模的疏导水利工程，使
湖水入江河， 一是造出大量粮田，二是逼贼上岸，一举围歼。不到2年，工程竣工，
湖贼无藏身之地，纷纷上岸，孟
祺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策，派亲随潜入贼内，里应外合将众贼歼灭，“将渠魁
数人擒斩于市，余皆胁，不敢
动，湖患消除，百姓安居乐业，四境以安。”(《明通史》)
他还在湖滨风景区首创五河书院，收清湖造田之租，资馆延师，他一有闲余时间，
便到书院督学，百姓称颂：
“孟公功在社稷，利衍万代。”巡抚刘公录其政，张榜公布。后因勤政于民，迁升河
南洛阳知县。在洛阳为政清廉
，洛阳百姓称他为：“泰圣吴公”，也有的叫他“宁贤圣梓。”孝宗皇帝爱其才，当
殿垂询为政之道，孟祺回答：
“为政必以民为本，还要有仁爱之心。”孝宗皇帝破格晋升孟祺为刑部主事，连升三
级。高临监生刘守德，光禄寺
卿马玉里等，均有颂辞记入史册。
吴孟祺任刑部主事不久，就遇到一桩大案，案情是奸臣董至因私愤诬告孝宗皇后
的弟弟张延龄，并置于死地。
孟祺对此案深有疑虑，于是，详审案宗，洞察疑窦，发现此案确有出入，但碍于案子
主谋是孝宗皇帝，百官回避不
言。孟祺了解到孝宗张皇后之弟张延龄在世宗时入继大内，后来孝宗继位，张皇后改
称皇伯母。张后抑制孝宗的生
母主政内宫，孝宗以张氏抑生母及皇太后为由贬张氏。正是这时，奸臣董至因与张延
龄不合就借机告延龄谋反。于
是，他在朝堂慷慨申奏：张延龄案乃冤案，要求平反，并严惩原审官。孝宗听申奏后
大怒，把孟祺杖八十降为直隶
祈州同知。家人抱怨他多管闲事，以致杖刑受辱。孟祺却坦然说：“为官是为民之官，
不是一家之官。因主公道而
受刑，刑之犹荣。”在祈州，他忍辱负重，均赋役，审贫富，因政绩著随升直隶知州，
旋升户部员外郎。弘治初年
，提升为陕西西安知府。
在西安府，吴孟祺仍以“四不”自戒，专心行政，爱民如初。他给自己的内室起
名为“节爱有节堂”，自撰35
0字的铭文张布在知府围屏上， 使陕西官吏自律。他深入陕西各地勘测地形，并派有
司普遍查清盗贼及凶吏所住地，
以备根除。多次赴抚按府，奏请复设兵备专官来控制边关要塞，同时逐步进剿，加强
边防，巩固内地。世宗认为孟
祺的建议可行，于是，特敕他以陕西西安知府兼按察司副使，驻台潼关。同时按孟祺
请求，调陕西白水、华州、河
南等的兵力组成戌边常备大军。
他制律严格，考核陕西诸吏，对庸才、混才、贪脏枉法及渔肉百姓者，按律奏剔
除，对文武百官一律凭考绩报
请升迁。因此，陕西“吏弊割除，盗息民安。”
嘉靖十八年起，奸臣严嵩结党营私，又极力迎合世宗的意思诬陷内僚，发展至大
权独揽、阴谋造反的地步。而
严嵩知吴孟祺才识过人，因替张延龄平反而受杖刑，极力拉拢以作外应。先派人重金
相赠，托言靖边有功，孟祺没
见圣旨褒令， 拒之不收。 严嵩又派心腹入潼关相逼，软硬兼施，孟祺引孟子语说：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
贱不能移。”严嵩气极败坏，派人索要兰田玉，孟祺写了封信回严嵩说：“兰田之玉
贵胜金，吾身居兰田父母之位
，得之并不难甚。然则祖上有不贪不陷之训，祺更无媚之好。生为冰清谓之洁，取民
扰民良知不饶，是以无所献。
”吴孟祺知道严嵩千方百计地加害自己，厄运难逃，决意谢政归故里，是年49岁。
吴孟祺逝后，“杜门著书课学，非公事不见邑宰”。著有《义命箴规》、《拙修
迩言》、《六泉漫稿》、《警
庵文集》等。
张相汉
张相汉(1590-1660)，字韩忠，号忍侯，新泰县(今新泰市)人。明末著名良吏。
张相汉天资聪敏，酷爱读书。他幼年连遭不幸，父母双亡但不辍学习，跟叔父学
习讲读，跟姑夫学习《毛诗》
。万历戊申(1608)，张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天启辛酉(1621)恩选贡生，“经史子集，
无不淹贯，兼有识量”(《新泰
县志·张相汉传》)，在县内有较大影响。
崇祯丁丑年(1637)，张相汉被任为泗州(今为安徽泗州)州判，已卯(1639)代理天
长县令。天长境内驻有明朝屯
田的军队，士兵刁蛮，鱼肉乡里，百姓深受其害。张相汉到职后，了解到这些情况，
上书巡抚、总督，坚决抵制了
屯田军队的无端摊派，使屯兵“缺漕补仓诸奸状，俱不得逞”。朝廷编审户产，天长
县内的一些豪门大户隐而不报
，给编审工作带来很大阻力。张相汉果断下令，令其自首，且深入调查，全部摸清了
实情，狠狠打击了不法大户。
一次，一属吏夜里向张相汉进呈贿金，张公开杖责，使县衙“内外肃然”。
张相汉素有“强项令”之称。崇祯十二年(1639)，张以天长县令的身分代理郡守
之职。朝廷有文，拟在淮河地
津处修筑马厂以保护凤阳皇陵不受雨水浸渍。这项工程用工浩繁且有关“龙脉”。安
徽巡抚和各州官吏对此均不敢
有所异议，唯独张相汉“力陈不可”。不久，朝廷派钦差勘察三陵，也认为兴建马厂
事不妥，众人才佩服张的胆识
。郡内一新贵与前任郡守意见不合，多次在上司和张相汉前中伤诬告。张相汉和前守
无半面之交，了解真相后，知
新贵诬陷，便不畏权势，独特公论，获得同僚好评。张代理郡守时，正值李自成起义
军“小袁营”部十万大军压境
，张奉檄率兵守御，和义军仅隔一舍(三十里)之地，对峙月余，后义军撤退，张因功
授晋王参军。壬午年(1642)春
，张受命代理高平县令，当时，各上司衙门的胥吏，借战乱之机，纷纷扰诈乡里，每
年达四五千金，给乡民带来深
重灾难。张相汉坚决抵制，果断拘捕审讯了扰民的上级差官，并立报抚按两台，说明
就理，上司不得不“嘉其风力
”，因而张相汉“强项之名，噪起三晋”。任职九个月，适逢雁门太守一职空缺，巡
抚陈淡围破格特荐张相汉，但
张固辞。不久，铜川一带义军蜂起，督抚蔡云怡率军征讨，调张随军协助军务。军中
一官吏侵贪军费2，000两，向
张呈送300两。张相汉申道正法，立责补偿贮库，余银200两和节余的招军储费一同解
充兵饷。此事传开，军中无不
为其刚直廉洁叹服。 蔡云怡曾对人称赞张相汉： “才守兼全，平生所见，仅此人”
(《张相汉传》)。
崇祯十六年(1643)，蔡云怡上疏，荐张相汉为蒲州荣河县令，荣河一带，连年战
乱，农民起义军耽耽相向。张
虽宵旦驰驱，仍感事事棘手，便向蔡请求改调他地。但蔡云怡以“荣河一带，战略位
置重要，多事之秋，需合力撑
持”为由，未准所请。这年十二月，农民起义军自荷泽龙门暗渡黄河，直插三晋，所
过州县，望风而降。义军和荣
河相距仅六十里，荣城的百姓在义军“平买平卖，蠲免钱粮”的口号鼓舞下，多欲随
降，“官不从，则生他变”。
在这种情况下，一心忠于明室的张相汉眼见无法挽回败局，又不忍百姓遭受兵灾之祸，
便在城隍庙召集土民，让百
姓携家入山。士民出城后，张相汉独与苏广文，郭鸿胪三人端坐城头等死。义军未受
任何阻拦进入荣河县城，张被
俘后，由义军送入西安。
甲申(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称“大顺王”，年号“永昌”，
并改西安为“西京”，建立了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张相汉也被任命为湖北的县令，作为明朝忠臣的张相汉当
然和农民起义军立场相背，不
愿接受新政权的任命。因而，在赴任的路上，张相汉欺骗伴送者，由小路逃往少华山。
此后，变乱迭起，明朝崩溃
，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清廷定鼎北京后，南明政权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也接连为
清兵所败。乙酉(1645)三月，
清军攻占陕西。张相汉眼见大势已去，复明无望，才收拾行装，回归故里。
回到新泰后，张相汉目睹清兵的烧杀掳掠，忧心如焚，但又无力改变这已成定局
的现实。当时一些士大夫民族
气节丧尽，对新朝趋之若鹜，而他却立志不与清廷合作。因而官府多次征召，他一概
不理，以衲子黄冠(道士)自比
，隐居山林，在乡间教授生徒，著书立说。他的诗文刊行于世的有《燕淮秦晋四游草》、
《塞上吟》、《悲秋吟》
、《续貂集》、《应诏条议》等。另有《再苏集》、《新邑志略》藏于家。收入《新
泰县志·艺文志》的《康王城
暴书山辨疑》和《游莲花山记》两文，考订了新泰的史实，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
隐居期间，他还和当地名士一
道维修、保护了新泰一些著名古迹。顺治十七年(1660)，张相汉病逝。
毛蜀云
毛徵(1843-1906)，字蜀云，又字叔云，清四川仁寿人。泰安著名良吏。
毛徵光绪六年(1880)进士，“以词林尹山左(山东)”(《毛老父台德政碑》)，其
中在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
六年(1900)、二十八年(1902)三次出任泰安知县。毛蜀云居官正直，切心民疾，“兴
学决狱，振贫锄盗”，皆为民
所称。而且其审时度势，“远识有足多者”。史称毛公“三治泰安，泰安益治。”
巍巍泰山，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及众多的文物古迹，使“学问渊博”的毛蜀云无比
倾慕。对于泰山的历史文物，
毛蜀云是加意保护。光绪十九年(1893)，存于岱庙环咏亭的秦篆刻石突然失盗，为挽
救这一价值连城的国宝，毛蜀
玉闻报后立即下令泰安戒严，封锁出路，“大索十日，石不得出境”，窃贼无奈，只
好弃石于泰城北门桥下，仓惶
而遁。毛蜀云查获原石后，移存岱庙道院，令人严加看护。这一珍贵石刻保存至今，
主要应归功于当年毛公的保护
措施。
和圣墓是春秋鲁国名臣柳下惠葬地，在泰山南麓柳里村附近(今新泰市天宝镇)。
毛蜀云一任泰安，便前往圣墓
拜谒，二任又至。毛蜀云还查考史料，对和圣墓址作了考证。由于年代久远，当时和
圣真墓荒废已甚“墓地向系平
原，因山河改道，遂被冲啮”，“享堂祭田，均已废失”。眼前所见，使毛公痛心不
已，毅然以修复这一古迹为己
任。他全面勘察墓址，多方筹集资金，并设计工程蓝图。然而就在这时，毛蜀云接到
外任调令，只好匆匆离泰赴任
，重修和圣墓之举遂中途搁置。
“一官成底事，驱马自年年”。毛蜀云在宦途奔波中，仍念念不忘和圣墓的修复，
光绪十九年(1903)他奉调三
知泰安，终于一申旧愿。毛蜀云捐银千两，委派泰安士绅钱奉祥、杨玉成督工兴修，
“经始于壬寅(1902)十月，竣
工于癸卯(1903)三月”(《德政碑》)。重修后的和圣墓，周围砌以巨石，墓顶有灰土
加固。墓园占地二亩八分，四
角皆立界石，南、北、西三面各筑土堤。又在墓东临河一面，修筑石坝，用来抵御河
水冲刷。工竣，毛公亲自题“
和圣墓”三大字，刻石立于墓前。
毛公还十分关注泰山文献的编刊。他曾读嘉庆间泰安知府金素中所著《泰山志》
一书，十分叹赏，遂起重刊之
志。但该书书版因“历年已久，渐多残佚”，毛蜀云为了还书旧观，乃如意“访求善
本，订讹补缺”(《续修四库全
书提要·史部·泰山志》) ，重付剞劂。书工未竣因发生“泰安教案”，毛蜀云被迁
官(光绪二十年，法国传教士在
泰安购地修建教堂， 毛公不予批准，事发后，清廷在法人的压力下，将毛公改任。)
由其后任秦应逵主持完成，于光
绪二十四年(1898)刊行。
毛对文化教育十分重视，他认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材者，在
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光绪之末，清廷诏废科举，兴办新学。毛蜀云因“目睹时难”，深刻认识到文化
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在泰安发
起创办新式学堂。毛公“即出廉俸为之倡，又为之清厘公产以济其用，不足，则令中
富以捐资为之助，故款集而事
举”(陈荣昌《泰安令毛君兴学记》)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访教员，分门授课，诸
生肄业其中者凡百余人。毛蜀
云还在学堂中开设外国语教学，并多方搜求中外书籍，科学仪器，“以贶多士”。这
些，都使泰安士子大为开阔眼
界。毛公还常常莅临学堂，督促教学，有时还亲登讲坛，勉励诸生认真学习，使自己
成为通才。
毛公还推广普及教育，以提高泰安民众的素质。他在泰山上书院旧址设立师范学
堂，以培训师资，亲自为学生
“厘正文体，剖析经义”。又在城关开办半日学堂，用来教育贫民子弟。其还在泰城
将军庙创设阅报所，以广民识
。毛蜀云将全县分成东、西、南、北、中五大学区，内分三十一小区。每一小区，皆
置劝学员，负责动员办学。在
毛公的倡导下，泰安全境共“立小学凡一百八十有五”(《毛君兴学记》)，泰安文化
教育事业得到振兴。后人称誉
：“全境各种学校建设规模皆自公创之”(《重修泰安县志·宦迹》)，“开岱阳之厦，
多士颜欢”。
山东巡抚周馥致祭泰山时，全面视察泰安的各类学堂，审订毛蜀云所制订的学堂
章程、功课、管理法、教授法
，大加赞赏，誉为“山东小学第一”。一时泰山间“彬彬乎学风之盛，甲齐鲁矣”。
毛公除了重视泰山古迹的保护，还致力于泰山的开发建设。这方面的事迹，主要
有以下两点：
一、泰山造林：毛蜀云曾发动泰安各界在金山、虎山、垂刀山、黑老鸹山、摩天
岭及岱顶上造林植树，绿化山
林。他重修蒿里山神祠后，又在山上植柏千余株，现在蒿里山的大柏树，多为毛公时
所植。和圣墓重修竣工后，毛
蜀云令“植柳以固堤”，在陵墓附近种植杨柳近千株，使“柳下邑”碧玉千树、青丝
万条的古风再现。
为了发展泰山造林事业，毛蜀云还设立农桑会，委派范一双(慕韩)主持有关事务，
此为泰安最早的林业组织。
二、开辟景点：毛公为美化泰山景区，还在泰山黑龙潭、云步桥附近修建了两个
石亭。如今都已成为游览胜区
。蜀云公修整蒿里山时，还修复了山中对松亭和环翠亭，可惜两亭都已毁于近世兵祸
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达官贵人登岱，往往多处题名勒石，而毛公虽为泰山作出诸
多重大贡献，却极少在山上留
字。民国·赵新儒《联语录》(上)云：“先生前后令泰凡四，点缀名山，修理古迹，
极费经营，然不轻题一字，恐
以泰山羞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公谦逊和任劳的美德。
光绪三十年(1904)，毛蜀云调任诸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调署滕县，他虽离
开泰安，但仍时时怀念着泰山
。光绪三十一年(1805)前后，友人黄经藻出示所绘《泰山图》，毛蜀云展卷慨然，遂
题写一篇咏怀泰山的长诗。诗
见于《泰山图题词》一书，其诗中充满思念之情，一唱三叹，不胜依依之至。
毛公去任之时，泰安民众“犹冀其复来”，不料两年之后，毛蜀云即溘逝于滕县
任所(后葬泗水县泉林寺东)。
噩耗传来，泰安士民悲恸万分，泰安举人葛延瑛禀请在天书观高等小学堂中设立毛公
神位，以寄哀思。他在禀文中
说：“泰安高等小学堂，规模宏敞，邑侯(毛蜀云)缔造，其东偏一区，邑侯所常憩息
者也，兹拟设神位其中，以伸
崇报。”葛延瑛曾深有感慨地说：“隆千秋之俎豆，公道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