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版本
(本章资料，主要采用缪启愉教授的研究成果。)
《齐民要术》撰于1400余年前，经过多次的传抄与翻刻，加之战争、水火虫蠹的损坏，产生了不少的脱讹失真之处，历代都有学者对此书进行整理和校勘。
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是北宋的崇文院刻本。在此之前，可能只是抄写流传于民间。另有崇文院系统本九卷，即金泽文库本，简称金抄。南宋有张辚刻本 (即龙舒本) ，早已散失，现存残缺不全的校宋本。南宋还有张辚刻本的复刻本，也散失无存，现存其抄本，即《四部丛刊》影印的明代抄本，简称明抄。从有关文献推知元代确曾有过刻本，但一直未见，而元代的《农桑辑要》里却引录了《齐民要术》前六卷的大量资料，与两宋本的内容基本相符。明代刻本有：(1) 马直卿的湖湘刻本，是元刻本的复刻本，今已少见；(2)胡震亨《秘册汇函》--毛晋《津逮秘书》本；(3)华亭沈氏竹东书舍刻本，也少见。清代乾嘉以后的学者开始重视《齐民要术》的勘误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绩。经过校勘后出版的有：(1)张海鹏的《学津讨原》本；(2)袁昶的渐西村舍本。另外还有校勘后未能出版的稿本：(1)吾点校本；(2)黄麓森校本；(3)黄廷鉴校本；(4)张步瀛校本。这些稿本的质量大都超过《学津讨原》本和渐西村舍本。光绪年间的湖北崇文书局本和《观象庐丛书》本，都不过是《津逮秘书》本的翻版。1917年，郑国勋刊印的龙溪精舍本与渐西村舍本大同小异。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学者重视农业科学的继承和发展，深入研究整理这部古老而内容丰富的农书。信息交流的便捷，图书资料的积累以及现代科技知识的参照，都为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而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其中石声汉教授的《齐民要术今释》和缪启愉教授的《齐民要术校释》，都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第一节北宋崇文院刻本
宋天禧四年(1020年)，真宗诏令崇文院(掌管图书经籍教授等的中央级官署)刊刻《齐民要术》，发给劝农使者。书成于天圣年间(1023年-1031年) ，是现存《齐民要术》最早的刻本。此书仅残存五、八两卷和卷一的两页，原藏日本京都高山寺，所以也称高山寺本。高山寺本以后在日本有几种传抄本：一是1808年的抄本，现存内阁文库；二是涩江氏所藏抄本，现藏帝国图书馆；三是小岛尚质影抄本，为1838年日人小岛尚质影抄而成。光绪年间，这个抄本为杨守敬 (曾在驻日使馆任职，著有《日本访书志》等) 在日本访查所得，是院刻本现存中国的唯一抄本。1914年，罗振玉又借得高山寺本用珂罗版影印，编入《吉石盦丛书》，院刻残本始得流传于社会。影印本线装一册，页心较原来约缩去三分之一，印刷清晰，比小岛的影抄本少卷一的两页残页。高山寺原本页心高24公分，宽15.5公分。每页16行，每行大字17(间有18)，注小字双行，多是25或26字(间有27、28、29字的)。每卷首页第一行是“齐民要术卷第几”，下盖楷书“高山寺”珠印，次行题“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但卷一未题)，再次就是本卷的总篇目，总篇目后就是篇题和正文，中间没有空行。以后刻本大都仿照这个格式。
宋代颁刻官书，例须先由馆阁校勘，写装净本，经过复校无讹，然后雕版印发。对参加校书的人，简选极严，校书质量也较高。当其他版本错乱不可读时，取对两卷，则迎刃而解。它是现存旧本中最好的本子，惜其仅存五、八两卷，残帙不全。
第二节金泽文库旧抄卷子本
所谓卷子本，是抄好后装裱成卷轴而不装订成册。因原系金泽文库旧藏，所以通称金泽文库本。原书十卷齐全，以后第三卷散失，现仅存九卷。金泽文库是由日人北条实时于1264年至1277年间创立的，藏书丰富。后因沧桑变易，藏书遂散出转手他人。在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中，曾提到这个缺第三卷的手抄卷子本《齐民要术》，说此书藏于尾张真福寺，致使中国清代的许多学者也都信以为真。直到1926年11月，尾张德川家在名古屋市图书馆举办的典籍展览会上，将此卷本展出以后，大家才知道此书的真实下落： 该卷子本藏于德川家东京蓬左文库。起初概不出借，直至1948年3月，日本农林省农业综合研究所方借用该本珂罗版影印。中国现在能见到的就是这个影印本。
原金抄卷子本每卷装裱成一至三轴，现共有二十二轴，抄成于1274年。原本直长28.5公分， 每轴横长不等，每行大小均15字。影印时以14行为一页，共分455页，外加第一轴裱纸的摄影留真一页；以两页上下排列合印成一面，共印228面。
金抄所据的原本是仁安(日本年号)元年，相当于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的抄本，而仁安抄本据抄的原本自称是“唐摺本”。事实上从金抄中的宋讳缺笔分析，绝不是“唐摺本”，因唐人不会避宋代皇帝的名讳，此理自明。另一方面，金抄的五、八两卷与现存的院刻两卷对照，内容基本相同，而且在卷子本第六卷的首页之前抄有“大宋靖康二年百忌图”。以上足以说明金抄所据的原抄本是南宋绍兴刻本以前的北宋系统本。 金泽文库卷子本抄完后曾和据抄原本校对过， 抄校完毕的日期是文永十一年(1274年)三月十一日。两年以后，北条实时又向近卫羽林借得“摺本”再次校对，校出的错误很多，北条实时都夹写在原文的旁边，校核比较精细。可惜他只校到第六卷的中卷，未能校完全书。金抄虽经二次校对，脱、空、倒、错仍有不少，卷六以下更多。尽管如此，由于它源出院刻，许多地方还保存着院刻本的原样，为他本所不及。日人西山武一(1957年-1959年间曾与熊代幸雄合译《齐民要术》) 评金抄本为“玉石混淆，玉占十之三四”，此论大致允当。它的许多错误部分，用诸本汇合校勘时比较容易校正，而它的正确部分却可以校正或填补很多南宋以后各本的错字和脱文。因此，金抄在校勘工作上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第三节南宋张辚刻本及其校宋本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张辚〔字彦声，济南人，曾任浙江上虞令，九江郡丞，后擢守龙舒(即今安徽舒城)〕刊刻于龙舒的版本，通常称龙舒本。从明代抄本中保存的葛之所写的龙舒本序言里，可知据刻的原本是院刻本。当时的院刻本已是“非朝廷要人不可得”的珍本。北宋崇文院刻版之后，见于文献记载的，这是第一次重刻。原书久已散失，现在只有据它的抄本校录的校宋本流传下来。所谓校宋本，是以某一种版本的《齐民要术》为底本，再拿宋本来校对。这样的校宋本大致来源有二：一是黄丕烈(1763年-1825年，字绍武，号荛圃，江苏吴县人，清代藏书家、校勘家) 校宋本，校录至卷七的中卷止；一是劳格(字季言)校宋本，只校录至卷五的第5页止。
黄丕烈于清嘉庆末年(1820年前)所得校宋本，底本是《津逮秘书》本(详见后文)，何人校录已不可知，卷头记明：“宋本10行，行17字。”此后有多人转相借录，据资料得知，计有张绍仁、陈揆、黄廷鉴、邵浪仙、张步瀛、刘寿曾、孙诒让、管明佳、陆心源九种转录本。
劳格的校宋本来源于朱述之，底本是《秘册汇函》本(详见后文)。据《读书敏求记校证》章钰补记称：劳格之兄劳权说，所用的龙舒抄本是“咸丰甲寅(1854年)季冬借上元朱述之司马抄本” ， 抄本仅至五卷5页止。 劳氏在校录时，除宋本外，并以《太平御览》等有关各书参校。校记比较周详，字体也极严谨。后此本归陆心源手，光绪末年被日本岩崎家所得，现藏东京静嘉堂文库。
以上源自南宋龙舒本的校宋本共计十种，除劳格本外，其余九种都是黄丕烈本的转录或再转录，列述如下：
(1) 张绍仁转录本：道光元年(1821年)张绍仁转录，底本是《秘册汇函》本，此本后为陆心源收藏，于清光绪末年被日本岩崎家所得，现藏东京静嘉堂文库。
(2)陈揆(字子准)转录本：道光二年(1822年)陈揆转录，底本是《秘册汇函》本。瞿镛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说“陈子准氏以宋椠残本一一校补”。其实陈揆所用的仍是黄丕烈的校宋本，并非“宋椠残卷”。这个转录本只有前六卷，现存北京图书馆。另据瞿镛所记，陈揆用的底本是华亭沈氏竹东书舍刻本，则陈揆似曾以黄校本并校沈氏本和《秘册汇函》本，而沈本后为瞿镛所得。
(3)黄廷鉴(字琴六)再转录本：底本是《学津讨原》本(详见后文)，《学津讨原》本原就是黄廷鉴校过的，道光五年(1825年) 又以陈揆手临的“吴门士礼居(黄丕烈藏书室名) 所藏校宋本六卷……合照旷阁(张海鹏藏书室名)新刊本，逐条细勘”。有精校之名，但所校不多。此本后为张定均所得，张定均又借给张步瀛再转录。
(4) 邵浪仙再转录本：道光七年(1827年)，邵浪仙以沈刻本为底本转录，而所据仍是陈揆的校宋本，分装四册，现存北京图书馆。
(5)张步瀛再转录本：张步瀛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就黄廷鉴再转录本再转录。底本用《津逮秘书》本。黄廷鉴原以《学津讨原》本为校本，因而张步瀛转录时，也并校了《学津讨原》本的异同。此外还将黄廷鉴参校的其他书的内容，一并转录；供书人张定均原先据《太平御览》等书所校的内容，也一并转录；并再以《农桑辑要》、《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进一步复勘。积累资料很多，校勘审慎，书写极工。现已缺七、八两卷，在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存藏。
(6) 刘寿曾转录本：刘寿曾是渐西村舍本(详见后文)的主要校勘人。他用以校勘渐西本的是先经吾点精校过的湖湘本(详见后文)的影写本。清光绪二年(1876年)，他又用黄丕烈的校宋本校勘这个影写本。此本后来发展成为历时四百余年、经过16位学者累积校勘的详校本。影写本多次提到“朱氏藏本”，可知刘寿曾还曾用朱述之校本作参校。
(7) 孙诒让转录本：孙诒让据黄丕烈本转录，见《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此本未见。
(8)管明佳再转录本：管明佳据瞿镛所藏校宋本再转录，见《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此本未见。
(9) 陆心源刊印本：光绪年间，陆心源将校宋本和《秘册汇函》本的不同内容刊刻成书，列入他所编的《群书校补》中。以校宋本为正文，下注《秘册汇函》本的错字、脱文和衍文，分为两卷。
上述各种龙舒校录本，除陆心源本刻版成书外，其余都是手抄本。多人转录，错脱难免，再加刻版一道手续，更增谬误。由于原书久已散失，只能从后来的校录本看张辚龙舒本的内容。龙舒本校勘不如院刻精细，形成错谬固然与抄、刻之误有关，另外，错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主观校改往往改对的不多，如卷五《种紫草》篇，改院刻本“紫芨草” 为“紫戾草”等。而改错的倒不少，如卷二《种芋》篇，把“后至”错改为“后生”，卷五《种榆白杨》篇，把“春时将煮卖”错改为“春时捋煮卖”，“勿使棠近”错改为“勿使掌近”等。诸如此类的臆改，致使该本有所逊色，然而它毕竟是能见到的崇文院刻本的复刻本，所以仍胜于明清刻本。尤其在清代人力求对明代刻本纠谬的工作上，发挥过不少的作用。自从完帙不缺的明抄发现后，才取代了它的地位。
第四节明抄南宋本
1922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江宁邓氏群碧楼藏明抄南宋本，是《齐民要术》 各本中唯一完帙不缺的宋本，利用价值相当高。款式每半页10行，每行大字17，小字24或25。据抄的原本是南宋龙舒系统本，但与张辚初刻的龙舒本对照，颇有不同。就这些异文推析，有些并非出于刻抄之误，当是另有所据。一般认为所据原本应是又经一番校勘的龙舒复刻本。如龙舒本序言中的“是为政首”、“不如常更”，明抄则改作“食为政首”、“不如尝更”；卷一《耕田》篇中，龙舒本作“至春而开”、“秋既多风”，明抄改作“至春而开垦”、“春既多风”。这样的例子很多，都足以说明明抄所据并非张辚初刻。明抄不仅勘正了南宋龙舒本的若干脱误，连北宋院刻本中的错字，也改正了不少。如《种桑柘》篇中，院刻本把“太祖甚喜”误作“太祖甚善”，把“亲帅躬桑”误作“亲师躬桑”，把“鹗爪”误作“鹗瓜”等，明抄中均予更正。《齐民要术》中有些引用其他书籍的文句，只要原书尚存，明抄也力求与之查对，使其相符。当然明抄也有不足之处，虽然它补正了龙舒本的一些脱误，也校正了院刻本的一些错字，但仍有不少脱误；辗转抄刻脱误固属难免，而才学所限校改不精也是重要原因。另外，自明抄始，书中出现后人加添的文句。其中部分是来自《齐民要术音义解释》(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有后人据明清刻本乱加的。结果往往是画蛇添足，甚至增加讹谬。
总之，明抄的卷帙完整，错谬较少，而且抄写精好净洁，影印本也很清晰。如单独使用，则瑕瑜互见；如配合院刻、金抄使用，则可互弥其短而各呈其长。它的价值与院刻、金抄并论，可谓鼎足而三。
第五节元代刻本与《农桑辑要》的引录
迄今尚未见到元代刻本的《齐民要术》。据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所记，元刻《齐民要术》的款式是“每页20行，行大字18字”。现存的任何版本均无此款式。元刻版本虽已失传，但从各方面可以推知，它的质量不好。如明代湖湘本的错脱，明显的是传承于据刻原本。其中有许多错谬并不见于两宋诸本中，而在湖湘本之前两宋本之后，就只能追源于元刻。另据栾调甫《齐民要术版本考》称：“近闻刘君仲华言：‘曩蓄一本，版式绝似元椠，取校《津逮》本，墨(钉)、(空)等、脱文，大体相同’。”刘仲华所见绝似元椠的本子，既然墨钉、空等、脱文和《津逮》本大致相同，元刻本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元代官撰农书《农桑辑要》中，引用了大量的《齐民要术》的资料。因系官撰农书，引录依据自然是国家书库收藏的善本，故质量优于元代刻本。引文一般是全段或全篇引录，取对院刻、金抄，多与相符，颇能保存《齐民要术》的本来面目，可见两宋本在元代尚有存本。《农桑辑要》可能是以北宋本为基础，并以南宋本参校引录。在两宋本有异文时，取舍之间，亦颇允当。但因其终属“引用”而非原文翻刻，难免要进行一些修改。对不甚了了或怀疑的文句，便干脆删去。有些对的反而改错，如卷二《早稻》篇，把“频烦”误改为“频翻”等。尽管如此，仍是正多误少。总之，利用《农桑辑要》校勘《齐民要术》时，只要慎重鉴别，择善而从，仍可视作重要的依据。 但该书意在传播农耕知识，并不是保存古籍文献，因而所引录的内容大都在前6卷，校勘《齐民要术》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六节明代马直卿刻本
明嘉靖三年(1524年)马直卿刻于湖湘，所以称湖湘本，现藏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每半页10行，每行大小均17字。就其内容推析，据刻的原本应是元刻本或是元刻的复刻本。湖湘本的空脱不少，错误很多，并开始有脱段和脱页。在书的板框之下正文之上的空隙中，加刻校记，是湖湘本的特点。这样的校语共三十余条，包括：(1) 有问题的地方指出“恐讹”；(2)难以解释或不甚了了的地方指出“未详”；(3)明知多余的字只是指出“衍”而不予迳改；(4) 书刻成后，经复校，将刻错、刻漏的地方再予以刻补。上述种种足以表明马直卿的刻书态度很慎重，力求保持原样，不予轻改。因此可以推知湖湘本的错脱，大部来自所据原本。上文曾提到元代很可能还有两宋的刻本，而元刻本大都出自书贾之手，既不要求也无能力进行认真校勘，辗转刻抄，错谬累增。但其所据底本很可能是两宋刻本，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两宋本的原貌。
总之，湖湘本的严重错乱，应追源于元刻。它的校勘虽较严谨，仍未能补改原据刻本之误，以后的《秘册汇函》本据湖湘本复刻，任情予夺，乖谬滋甚。从元代刻本开始，坏本流传，愈演愈烈。
第七节《秘册汇函》--《津逮秘书》本
胡震亨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在北京灯市得一明刻本《齐民要术》，与沈汝纳(士龙)、姚士(叔祥)共同校订后，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刊刻成书，列为《秘册汇函》 的一种。 此本每半页9行， 每行大小均18字，注小字双行共36字。1621年，《秘册汇函》全辑遭火灾后，胡震亨遂将二十余函的残版(其中有《齐民要术》)转让于毛晋。后来毛晋将此版本编入所辑的汲古阁《津逮秘书》中。经过翻印流传，火灾前后二版本或有不同，而实系一种，通常称作《津逮》本。
《津逮》本据刻原本是湖湘系统本，而拙劣更甚。在校勘上大加改动，误多正少。这与胡、沈等人的刻书态度不无关系。二人在《跋》语中，对《齐民要术》颇有微词，认为不过是“农家书耳”，所记“种树、畜牧、调造方法，不但南朔古今非宜”，而且“羌煮貊炙，使名庖呕下”，不过是因为其中引载有不少已经散失的古书，还有保存的价值；否则，此书大可“不必有”。持如此态度校书刊版，势必错误百出。如把“稙谷” 改为“植谷”，把“大穊”改为“大概”，把“西兖州”改为“昔兖州” ，把“饙”改为“馈”等等，不胜枚举。这类错误是因才学不济反而自以为是的结果。又如把“女曲”改为“取曲”，其实，书中对“女曲”有专项介绍。这类错误则说明改动者甚至连《齐民要术》的全文都未曾认真阅读过。对《齐民要术》引用的各类书籍，并不复核，即使常见的《诗经》、《尔雅》、《周礼》等书，也不肯翻查，依照原本因错就错。脱误的地方，往往贸然一改，连脱误的痕迹也一并泯除，使后人无从查知。因此，栾调甫教授称胡、沈等人“任情予夺，随心涂改” (见《齐民要术版本考》)。缪启愉教授称《津逮》本是“在湖湘系统中本原已不好的底子上，又遭了一次灾难，评它一个‘疮痍满目’，似不为过” (见《齐民要术校释·〈齐民要术〉主要版本的流传》)。
《津逮》 本之后至1804年， 始有《学津讨原》 本出版，中间近170年的时间，《津逮》本成了《齐民要术》流传的主要版本。其间明刊本还有华亭沈氏竹东书舍刻本，但影响不大。明刊本之中，《津逮》本质量最差，但翻印最多，以讹传讹的影响最大，甚至远及海外，日本1744年的山田罗谷刻本以及1826年仁科干的复刻本便是它的脉流。此后，1804年的《学津讨原》本，1875年的崇文书局本，1893年的《观象庐丛书》本，崇文书局石印《百子丛书》本，上海博古斋影印本，都是《津逮》本的嫡系。其中除《学津讨原》本经过审慎校勘，胜过原本外，其他本的质量都不好。
第八节《学津讨原》本
清嘉庆九年(1804年)张海鹏刊印，据刻原本是《秘册汇函》本，由黄廷鉴校刊。张氏编入《学津讨原》丛书中，所以称《学津讨原》本。该本每半页10行，小字双行，每行大小均21字。
明代刻本的严重错乱，至清代乾嘉间渐被重视，并开始努力纠正。黄廷鉴所校的《学津》本是第一个补正《津逮》本的若干脱误并刊行的版本。黄的校勘，在卷六以前几乎全据聚珍版《农桑辑要》，在校改错字，填补脱空，分清正文和注文的混淆，补正大段脱文和脱页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由于《农桑辑要》的引录并不完全可靠，难免也有信而致误的地方。黄廷鉴虽已意识到这一点，认为“出于后人征引”不足凭信，但仍未能全避阙失。另外，黄的校勘没有校宋本，更无院刻本参校，故难求尽善，但“已非寻常校勘者所得伦比”(见栾调甫《齐民要术版本考》)
第九节崇文书局本
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刊印。每页24行，每行24字。从脱误之处可以推知，刻本所据原刻版是《津逮》本，而校改者又不甚通晓校书的惯例，以致因袭原错，颇多迷误。
第十节渐西村舍本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袁昶刊行。每半页9行，小字双行，每行大小均21字。据刻原本是湖湘本(经过吾点校勘的影写本)。校勘人是刘寿曾、刘富曾。所用校本有校宋本、《津逮》本、《学津》本，并以《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等作参校。渐西村舍本是继《学津》本勘正明误的又一版本，据《农桑辑要》和黄丕烈校宋本等补正了湖湘本的不少脱误，是较好的清代刻本。
清代对《齐民要术》的勘正明误工作大致分两大系统：(1) 对湖湘本的校勘：吾点校本--刘寿曾、刘富曾兄弟再校的渐西村舍本--丁国钧三校本--黄麓森四校“仿北宋《齐民要术》”稿本--欧阳蟾园据明抄再补校本。(2) 对《秘册汇函》--《津逮秘书》本的校勘：黄廷鉴校的《学津讨原》本--黄廷鉴再校本--张定均三校本--张步瀛四校本。
上述诸人，以吾点的成绩最为显著。刘寿曾在《校刊齐民要术商例》 (渐西本附载) 中说：“吾氏于群书校勘颇详，有反复推勘而与宋本合者。”丁国钧也说：“吾氏于是书，用力甚深，校改各字往往冥合宋刻。”缪启愉教授称：“前后引证，反复比较……参校各书相当丰富；加上一定的学识，能够认真推勘，所以判别明决，校得比较好，旧校之中，无出其右。”正是在此基础上，刘寿曾、刘富曾校成渐西村舍这个较好的版本。但刘氏兄弟未能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有时不相信吾点校本和校宋本，反而偏信别书，加添字句，或依违不定，正误颠倒。结果刊出的渐西村舍本也只能胜过原据湖湘本，而未能超过《学津讨原》本。二者相较，优劣不相上下。
第十一节《观象庐丛书》本
清光绪年间吕调阳校印。每页18行，每行22字。据吕调阳说，录自汲古阁《津逮秘书》本，并说“舛误甚多……略加改正”。从校改的内容看，所据校本有校宋本、渐西村舍本，有些地方是吕氏自己补注和删改的。原书是一节录校读本，《观象庐丛书》初印版尚无此书，是以后补刻收入的。
第十二节龙溪精舍本
1917年，唐晏、倪澄瀛校勘，郑国勋刊，收入他编集的《龙溪精舍丛书》。每页18行，每行18字。卷首题记称：“用高山寺本、渐西村舍本，参《太平御览》校勘。”检阅各卷内容，可知五、八两卷是源自残宋本(即高山寺本)，其余各卷与渐西村舍本大致略同。由于校勘者并不都是依照渐西村舍本，时而从《津逮》本，时而从崇文书局本，致使“存讹夺正，弃瑜录瑕，不惟远逊渐西之刻，更失校宋之真”(见栾调甫《齐民要术版本考》)。唐晏在《跋》中说卷十是据《太平御览》校勘的，并认为《太平御览》的草木二部分，原是以《齐民要术》为蓝本“顺序求之一一可按”。这与事实不符。 宋代纂修《太平御览》 所本，主要是《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书，引录《齐民要术》并不多。因此，据《太平御览》校勘，也应是形成误校的原因之一。
第十三节《齐民要术今释》
1955年4月， 中央农业部召开会议决定责成专人整理《齐民要术》，南京农学院万国鼎教授和西北农学院石声汉教授承担此事。 1957年12月至1958年6月，石声汉教授校释的《齐民要术今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列为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丛书之一。全书分作四个分册，18开本，计976000字。底本是南宋复刻本的明抄本，用金抄及院刊等校对。将《齐民要术》原文加以标点，分条排列，逐条编写号码，以便查对校记和注解。把校勘后的校记和难读、难解以及可疑字句的注释，按照编号附在每段之后，每篇的白话释文附在该篇之后。卷首的内容提要称：“《齐民要术今释》，是将《齐民要术》全文，参照多种版本，加以校勘、整理并附加标点；对难读难懂的字句，作了注解；并对原著全部用现代语解释，使读者易于了解和体会该书内容。有助于农业工作者和科学研究人员了解和承受祖国农业科学遗产，并可作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近代理论与我国古代实践相印证的参考。”缪启愉教授认为，此书以现代农业科学知识作校勘和注释，校改合理，非任何旧校可比。不论对一般读者还是专家学者，此书均有很高的启导和借鉴价值。
第十四节《齐民要术校释》
1982年11月，农业出版社出版，缪启愉校释。全书一册，32开本，计657000字。将《齐民要术》分段标点，文中分别以阿拉伯数字和汉字数码标明校记和注解的编号，以便在每篇正文后查阅；校记在前，注解在后。以两宋本为基础，利用了所有的重要版本， 仅有的抄本和稿本，并参照了唐代以前引用《齐民要术》的文献。共参考23种版本， 征引文献古籍289种。《齐民要术》所引他书的文句，只要原书尚存，尽量与之查对。 对于异文，只列举各版本的不同，不做结论。1998年8月，该书经缪启愉修订，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