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思勰里籍、身世的有关考证
栾调甫：《齐民要术作者考》(摘录)
(本文原载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山东省文史研究馆编《文史资料》1990年第2期。)
讨论《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始末的问题，首先是根据本书有关作者本身的记载，按照年代、籍贯、学业分作三类，然后依类参合史传资料考证之。
年代：(一)卷七《造神曲并酒》篇，作糯米酒法自注云：“此元仆射家法”。案此为作者集录各家作酒法之一，其云“元仆射”者为任城王澄子元顺。据《魏书·诸王传》考之，顺在肃宗孝昌二年四月(公元526年)，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后除征南将军，右光禄大夫，转兼左仆射”。至武泰元年四月(公元528年)，尔朱荣南趋洛阳，济河奉立庄帝，召百官悉至河阴。荣“素闻顺数谏诤，惜其亮直。谓朱瑞曰：‘可语元仆射，但在省，不须来。’顺不达其旨，闻害衣冠，遂便出走，为陵户鲜于康奴所害”。庄帝闻之敕侍中元祉曰：“元仆射清苦之节，死乃益彰。”顺在生前死后，上下通称仆射。作者录其作酒法，谓之“元仆射家法”，正合当时之称。其为同世人语，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据以考定年代，是在元魏肃宗之世。
(二)卷五《桑柘》篇“可以当食”句下自注云：“今自河以北，大家收百石，少者尚数十斛。故杜葛乱后饥馑荐臻，唯仰以全躯命。数州之内，民死而更生者，桑椹之力也”。这是作者为证明桑椹可以当食，所记当时河北乱后救饥的事实。“杜葛”是杜洛周和葛荣。案《魏书》肃庄二帝本纪，杜洛周为柔玄镇人，孝昌元年八月(公元525年)“率众反于上洛”，后“为葛荣所并”。下至建义元年九月(公元528年)。尔朱荣出师讨葛荣，擒之于滏口，“冀定沧瀛殷五州平”，于是改为永安元年。所谓五州者，共领十八郡。除乐陵及安德两郡在今山东省北部，其余的十五郡同在今河北省境内，正当作者注文所谓“自河以北”之地。又《崔孝炜传》云：“孝庄初，征拜通直散骑常侍，……寻除赵郡太守。郡经葛荣离乱之后，民户丧亡，六畜无遗，斗粟乃到数缣，民皆卖鬻儿女。夏椹大熟，孝炜劝民多收之，郡内乃安”。案赵郡为殷州所领三郡之一，孝炜劝民多收桑椹郡内乃安，正合作者注文所谓“数州之内民死而生”之语。而《传》云，“夏椹大熟”为永安二年事，注文所谓“今”者当去是年不远。因此据以考定年代，是在元魏庄帝之世。
(三)卷一《种谷篇》区种法下农夫附注云：“西兖州刺史刘仁之，老成懿德，谓余言曰：‘昔在洛阳，于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试为区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则一亩有过百石矣。”这是作者为证明区种法的多产量，引其同时人刘仁之亲身实验的话。《魏书·刘仁之传》“仁之字山静，……少有操尚……御史中尉元昭引为御史，前废帝时兼黄门侍郎，深为尔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为著作郎，兼中书令，……出除卫将军西兖州刺史，在州有当时之誉，武定二年卒。……在晋阳曾营城雉，仁之统监作役，以小稽缓，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绰，齐献武王大加谴责。”按《传》云，“御史中尉元昭”，当为彭城王勰子元劭。劭为御史中尉在孝昌三年(公元527年)七月后，这时仁之为南青州刺史胡平长史，其为御史当在是年十月前，“兼黄门侍郎”当在普泰元年(公元531年)。总计前后已有五个年头，当即其谓“昔居洛阳”之日。《仁之传》云“河南洛阳人”，又云“其先代人徙于洛”，当是从代随都南迁的。自太和迁都(公元494年)以后，至是将近四十载。惟此五年中，变乱频仍，国用不足，“百官绝禄”。把仁之在洛阳“试为区田”，列在此时是合于事实的。其“为著作郎”，在永熙元年(公元532年)，其在晋阳“统监作役”，当为是年七月高欢得并州，“以晋阳四塞”建大丞相府时。《传》云“兼中书令”，据《北史·孟业传》，静帝天平三年(公元536年)，仁之为定州长史，未久入为中书令，当即《传》文所谓“兼”者，其后出为西兖州刺史，当在元象元年(公元538年)八月间，至武定二年(公元544年)卒凡六年。依照以上所考事年，推及作者附注之文，应作于元象元年后。因此据以考定年代，是在东魏静帝之世。
根据以上三条考证来说，自公元526-538年，一共是12个整年，为作者可考的年代。假如在这时期的初年，作者年在50岁以上，生年当在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前，卒年应在元象元年(公元538年)后，年纪在60岁以上。
籍贯：(一)卷一《耕田篇》崔实政论下附注云：“今自济州已(以)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长辕耕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也。两脚耧种垅稠亦不如一脚耧之得中也。”这是作者附记济州以西用犁耧和齐人不同的情形。案济州五郡之地在今山东省西北部，所谓“齐人”是指当时青齐两州人说的。本书附注言及齐者，如卷八《黄衣黄蒸及蘖子篇》作黄衣法注云：“齐人喜当风扬去，此大谬。”又如卷六《养牛马驴骡篇》家政法注云：“四月霉草与茭豆不殊，齐俗不收所失大也”。这两处说的“齐”也当依此为释。因作者在书中屡次提到齐人齐俗，故据以考定为当时的青齐两州人。
(二)卷四《种椒篇》首附注云：“案今青州有蜀椒，种本商人居椒为业，见椒中黑实，乃遂生意种之。凡种数千枚，止有一根生。数岁之后，更结子实，芬芳香形色与蜀椒不殊，气势微弱耳。遂分布栽移，略遍州境也。”这是记述青州种蜀椒的起源，和“分布栽移略遍州境”的事实。虽然始种之年未详，以其不见故书旧记，当为本州流传之语。因作者的记述本于乡里遗闻，故据以考定为当时的青州人。
(三)卷四《种枣篇》首附注云：“案青州有乐氏枣，丰肌细核，多膏肥美，为天下第一。父老相传云，‘乐毅破齐时，从燕携来所种也。’齐郡西安广饶二县所有名枣即是也。”这是作者记青州的名枣，及其得种和栽种的来由。案注文说的父老，当指其本州而言，可以佐证(二)条的考定。齐郡为青州所领的首郡，西安广饶是其领属的县。因作者特为提出产生名枣的两县，故据以考定为当时的青州齐郡人。
根据以上三条考证来说，作者籍贯已经考至齐郡，而未能推定其县者，因为郡所领九县，曰临淄、曰昌国、曰益都、曰盘阳、曰平昌、曰广饶、曰西安、曰安平、曰广川。在《要术》正文和附注中，只见到西安、广饶两县。据以考定作者属籍的县，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
学业：《要术》全书集录有关农业的资料，总计引用多至一百数十种。据所引用各书看来，作者学识是丰富的。就其援引经部传注考之，《易》为王异《易传注》，《书》为《孔氏传》，《诗》为《毛公传》，《周官礼记》为《郑玄注》，《春秋左传》为《杜预注》。这六部传注，在南北朝时代，属于南派经学。南派同北派为对立之名，是按照其传行地区分的。北派出于郑玄，《诗》用《毛传》、《郑笺》，《易》、《书》、《礼》用《郑注》，《左传》用《服虔注》。南派兴于魏晋，《诗》主《毛传》，《礼》仍《郑注》，《易》用《王弼注》，《书》用《孔氏传》，《左传》用《杜注》。按东晋初置五经博士，已废郑易而立王弼。《书》及《左传》，郑、服而外，复立孔、杜。王、孔、杜三家同是魏晋间出的新传注，也就是同郑氏具有对立性的新学派。因此之故，三家盛行，郑、服渐废。下至南北朝时期，遂形成南派经学。南派经学，初行于南，而未及北。及元魏中叶，逐年南侵，兼有河南青齐之地。南学始传于北，而与郑学并行。《北史·儒林传》序云：“玄易书诗礼，……虔左氏春秋，……大行于河北。”又云：“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又云：“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周易，师训盖寡。”其分述两派传注，以及传行地区，和《杜注》传授，是明确可据的。而河南、青齐之地，没于晋永嘉之乱。其时孔氏经传未出，王杜两注尚未大行。下至义熙年间，两地复归于晋，统计前后已过百年。在此百年沦陷期内，王孔杜三家的传注，当然不能传行其地。至序云坦骥“传其家业”，按《宋书》各传及志考之，骥为青州刺史，在元嘉17年(公元440年)，24年征为左军将军，以其兄坦代为刺史，而担任至27年，总计两任共11年。又按本传云，骥“在任八年，惠化著于齐士”。其在青州讲授《杜注》，当即所谓“惠化”之一。这是坦骥兄弟“传其家业”于青州的事证，也就是在此以前南学未入其地的事证。又按晋复青州在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宋失青冀之地在泰始五年(公元469年)，前后一共是60年。在此60年的时期内，齐地传习《杜注》已经二十多年。从而推求王孔的《易注》书传，应当是同时或先后传入的。所以元魏得青州后，北朝著述兼涉南学。举其事之显然者，如范阳郦道元幼居青州，所著《水经注》兼引《孔传》、杜预之说。清河房景先长还其乡，所作五经疑问也有《尚书》胤征之问，以及《北史》序言河南青齐儒生讲《王弼易》，其人其地都和青州绾连可用以证其然。作者贾思勰青州人，与郦房二人同时，就其所引传注言之，《杜注》、《孔传》悉同今本，其为南学已无疑问。而王异《易传注》，据异为东晋初人，著《周易注》12卷。所谓《易传注》，当系摘取异注系辞以下四篇，为王弼《易续注》合成的十卷本。因当时《续注》之本不下十家，而韩康伯《续注本》为世所重，故作者别而谓之《易传注》。其实仍属王弼易学系统，例应归于当时南派经学。又其引《诗》，《毛传》不及《郑笺》，引《书》，《孔传》不取《郑笺》，引《左传》，《杜注》不取服说，均与南学之黜郑、服相应。因此根据以上考证所得的结果，作者专治南派经学是肯定的。
总合以上三类的考定，作者是元魏时代的青州齐郡人，是一位学识丰富兼治南派经学的学者。生于公元477年前卒于公元538年后，年纪约在60岁以上。这是考证作者始末所能得出的初步结论。
……
考定贾思勰与贾思同为一人，首先是根据以上两个考证的总结，从彼此三类对照中，求其相应合的条件，作为考定初步基础。
年代：□□□□【注：原文残缺】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两人和元兴交款，当在这六年之中，据此推至思伯、仁之应有的交谊，也就推到仁之、思同交接的可能。再从《要术》注文来说，仁之和作者的谈话，最少应有平交的关系，才能够谈到区田的事，这是作者和思同对仁之关系的符合点，也就是用作考定其为一人可据的凭证，次据《冯元兴传》，“叉秉朝政，引元兴为尚书殿中郎，领中书舍人，仍御史……家数贫约，食客恒数十人，同其饥饱，曾无吝色，时人叹尚之……太昌初卒于家”，以太昌元年(公元532年)至武定二年(公元544年)仁之卒为12年，传称仁之积年营视元兴家即在此时期内，这是仁之不忘故旧和“营视其家”的美德，据《北齐书·北史·循吏孟业传》，仁之在天平中为定州长史，很敬重典签孟业的为人，当其被征入为中书令时，恐业在后不自保全，临路乃启刺史元韶，明业可信任，愿韶专任之，及其出为西兖州刺史，临别又对吏部崔暹说，“贵州人士唯有孟业，铨举之次不可忘也。”这是仁之重视人才和爱护好人的美德，从这两件事来看注文，作者称仁之“老成懿德”，完全是一个正确的品评，当然应有其相当的关系，这是作者和思同对仁之关系的符合点，也就是用作考定其为一人可据的凭证，以上为从两者年代的应合，进而追求其为一人的证佐，作为考定本问题的一个主要依据。
籍贯：据《要术》卷三《种胡荽篇》，“六月连雨时，稆生者亦寻满地”，稆字下“音吕”的本注，考论其音读的关系，按“稆生”两字原是一个通俗语的词，词意是指种子飘落土中的自然生长，也就是说未经过人工播种而生出的，稆生的稆字本作旅，如《东观汉记》“天下野谷旅生谷子”，即言野地里谷子普遍地自然产生着，这是其语见于史书最早的记录，然考旅字古有二音，一读与鲁同，一读与吕同，以其两读同出先秦，当为古代的地方音，《汉记》的“旅生”虽然没有音注，但据今山东省通俗语考之，旅生的旅是有这两个音的，按照山东音系的大部区域来说，东部地区通呼着鲁，西部地区通言如吕，论其语音不同的原因，是由语声撮合的异呼，分成鱼模韵部的两音，从而考定先后的字体，自其依声的借字，转为异体的形声，或依呼旅作鲁的音，造从禾鲁声的稆字，或依呼旅如吕的音，造从禾吕声的稆字，必定是当时有此两种不同的音，才造出这两个“同形不同声”的字，因此据以考定古代方言，汉语旅生是应有两音的，次按稆字见魏张揖《埤苍》，和稆字见晋袁宏《后汉纪》，应当为汉末的通俗文字，两书是各随其俗采用的，按照文字条例的规定来说，这两个字属于同义异音字类，只可以同用而不可同读一音，从而论其各字的音读，依声的旅字可读两音，而稆字音鲁，和稆字音吕，是各读一音的，以魏晋去汉未远，三字尚并行不废，而呼作稆、稆两字的音，应当从其本音读之，但自稆字收入埤苍□□□□□□正体，旅、稆两字因之渐废不用，而其方音仍旧是并行的，因此，《要术》本文用当时通行的正体“稆”字，因为字的鲁声与作者地方音不同，恐一般识字不多的农民容易读错，所以才有本字附出“音吕”的注文，以上为说明注文“音吕”是作者本籍的地方音，在讨论今时方音时，除所分东西两部外，寿光赵东甫先生说，寿光语旅生作吕音，桓台一带便呼作鲁，在得到这个音证后，不但决定了《要术》音注为地方音，而以作者与寿光语同一音系，也和贾思同的益都籍相应合，自其音系的同一来说，虽然不能决定本问题，但以其不抵触为一人的考定，是可与各证配合作为依据的。
附记《要术》卷四《种枣篇》本注云，“案青州有乐氏枣，丰肌细核，多膏肥美，为天下第一……齐郡西安、广饶二县所有名枣即是也，今世有陵枣蒙弄枣也。”按齐郡二县，西安在今临淄县境内，广饶在今广饶县境内，据清康熙本《临淄县志》物产门，枣类中有铃枣、傥枣、小枣三种，以现在铃枣的肌核膏味，很合于丰细多美的条件，当即本注所说的陵枣，为西安所有名枣之一，又嘉庆本《寿光县志·物产门》云：“在昔北海之枣与仙纹绫丝同贡，而寿光所产最饶，故果之品必首曰枣也”。《志》以寿光产枣最饶，证汉北海郡的贡物，其说或有所本，惜未言及种类，不能据以考证，但以其事与思同益都籍有关，所以附记在本条后以备考案。
学业：《要术》卷十《菖蒲》条，“春秋传曰，僖公30年使周阅来聘，飨有昌蒲，杜预曰菖蒲菹也。”按作者引《杜注》，与今集解本同，据周礼天官笾人疏引，《服注》云，“昌蒲昌本之菹”，《杜注》即取服说为之，服云“昌本之菹”者，据《仪礼·公食大夫礼注》云，“昌本昌蒲本菹也”，及天官醢人注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为菹”，《服注》当本郑说为之，其释歜为菹者，是因歜本音读触(杵平声)，和菹字音相近，依声为之训的，昌与菖蒲二名，据昌见《周礼》、《仪礼》、《吕氏春秋》，及菖蒲见《韩非子》，当为古今命物的异名，依此说来，服云“昌本之菹”，即《郑注》“菖蒲本菹”，一依古名言之，一以今名释之，两者之言不同，其实是一样的，杜以传文无“本”字，所以改云“菖蒲菹”，也是因其同读“昌歜”为昌菹，所以才如是改定服氏注文，因此，据杜预取用服氏旧义，可以决定作者引《杜注》，是属于当时南派的经学系统，这一说明以其不抵触思同为杜学的大师，是可以和各证配合而为考定一人的依据。
以上是从作者和思同应合的条件，说明其为一人的主要和次要依据，至于思勰、思同二名致异的原因，当分作两事来说，一为《要术》的题名，二为史传的异名，依次为之考证于下：
(一)《要术》题名的考证按《要术》全书各卷的题款，“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所谓“后魏”是指元魏一朝说的，但据元魏碑志录文考之，或自称曰魏，或自称曰代，或两名兼用曰魏代，或加字曰大代皇魏，虽有此多种不同的称号，却没有见到自称后魏者，依此说来，后魏之称，当在其后，是无疑的。根据现在的考查：其见之石刻者，当以周曹纹乐碑为最早，按碑云：“后魏太和三年”，以全碑文字推求其说，当因上文“魏武皇帝”，和“□为魏祖”两魏字，同是指的曹氏之魏，而“太和六年”的年号，又与元魏太和相同，为避免两魏及其年号的淆混，乃依元魏在曹氏后而加后字，按其以年代先后区分两朝，虽合于史家分称后汉之例，但只是取其差别作用，并非认为一代的称号，这是应该为之分清的，其见之古籍者，当以《隋书·经籍志》为最早，例如《经部·周易》十卷《注》云，“后魏司徒崔浩注”，《史部》魏收的《魏书》改曰“后魏书”，正始诏刊的律令改曰“后魏律”，其为避免两魏的淆混，是和曹碑用意一样的，但查志中著录的书，如温子升《魏永安记》三卷，元晔(晖)业《后魏辩宗录》二卷，以及《大魏诸州记》21卷，其使用的名称也并不一律，据《隋书·经籍志》的修撰，是依《隋朝藏书目录》记其四部现存的书，和因《隋目》“时有残缺”附入其所遗者来说，志中名称的杂用并出，当为旧录新附的关系，次据唐初碑志文字，贞观永徽之世通称曰魏(公元637～652年)，显庆年中始见后魏之号(公元658年)，及唐初修成《五代史志》在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和《经籍志》旧题“侍中郑国公魏征撰”，可以推定大魏等称出自新附，后魏之号为志录隋目的旧文，因为诏修《五代史志》在贞观15年，魏征监修《经籍志》而征卒于17年(公元641～643年)，其时碑志既无后魏之称，志中附遗当然不会有的，至于唐人用作元魏的国号，乃因误据《五代史志》而起，并不是原来差别的意义，总结以上的考证，后魏之称，源起于周，行用于隋，初为区分两魏的差别，唐始用作元魏的国号，因此，可以确定《要术》题款，是经过后人的改订，已不完全是本书的旧题了。
从题款经过后人改订来说，《隋志要术》十卷《注云》“贾思勰撰”，其有撰人姓名而无朝代官位。虽和今本题款详略有异，但其姓氏名字是相同的，次据《志》中《洛阳伽兰记》五卷《注》“后魏杨玄之撰”，和今传本的题款“后魏扶军府司马杨玄之撰”，以及《志》中注文本有详注略出的种种差异，可以推定其时著录本的题记已经过改订，而两书今本题款都是依录其改订的原款，次从本书考证来说，今本《要术》虽出宋刊，推究其源是出自唐人传录的本子，除因避讳改字和附入汉书注文外，对于原书的篇章并没有更动窜改，是可以认作贾氏当日撰集的原本，从作者《自序》说，“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可以看到贾氏本意是为其家人从事生产而作的，从各篇首列所引为考证各个物名和其种类，以及篇后集录前人有关农事的记载和附注，也可以看出其书不是完全经过最后修整的定本，从《要术》的内容来说，这是一部专门的书，作者又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撰集而成的，从其所谓采之、捃之、询之、验之的条件来说，当然他是随时根据闻见所及为之增订的，所以全书篇卷分合具有条理，而其集录附注各条不免杂乱，因此，推定《要术》原书，在作者生前是一个未定稿本，到作者卒后才逐渐传行于世，旁证之以《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和唐初李淳风的演齐人《要术》(见旧唐书本传)，是可以确定其然的，因此，考证今本《要术》题款中的作者“贾思勰”，也就确定是出自贾氏家本的旧题了。
(二)史传异名的考证古代一人只有一个名，是终身用之而弗改的，但在史书旧籍中，一人而有两个名，却是很常见的事。关于元魏一代的记载，就有着不很少的异名，其所以致异的原因，也有着种种不同，大别言之，可分两类，一为原记传录引起的异名，一为本人改名引起的异名。第一类中，有因传写致讹的异名，如元顼《魏书》误作元琪，有因避讳改字的异名，如元渊《北史》改作元深，而侯渊《北史》改作侯深又误作侯梁，就是因其讳改传讹为三个名的，有因字取通用而成异名的，如卫冀隆《北齐书》作卫觊隆，有因字从俗读而成异名的，如卫可环《北齐书》作卫可肱，以上都是因其原记传录所致，并不是本人生前原有的异名。第二类中，或因字义恶劣而改，如高闾本名曰驴、崔浩以同音字改之。或因“脱身去仇”而改，如梁萧综投奔元魏后，萧宝寅为之改名曰赞(《梁书》作缵)。或因及年就封而改，如“汝阴王天赐之第二子永全”。在袭封乐陵王后改名曰思誉。或因魏帝赐名而改，如张烈本名徽仙，太和中赐名曰烈。或因一再赐名而改，如于忠本名千年，太和中赐名曰登，景名中又赐名忠。或因赐号加字而改，如孙惠蔚本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论佛经有惬帝旨”，“加惠号惠蔚法师”，因是改名为惠蔚。或因与王同名而改，如高佑传云，“本名禧，以与咸阳王同名，高祖赐名佑。”或因避人家讳而改，如《元传》云，“本名亮字仕明，时侍中穆绍与同署，避绍父讳启求改名。”以上列举的八个事例，都是本人生前的异名。总合两类异名来说，虽各具有不同原因，推求其改易的规律，不外改名、易字两项，据此两项分析本问题，勰、同是两个同训不同音的字，又是两个字形完全不同的字，当然没有易字混误的可能。次据思同“释褐彭城王国侍郎”，及思勰的勰和彭城王勰同字，援证第二类高佑赐名的事例，其为避彭城王而改作思同，是可以推定其然的。论其一代改名的风气，当以太和之世为最盛，其改名也，或出本人自改，或由赐名而改，其赐名也除因魏帝器重其人赐之嘉名而外，为避王公重臣之名也是主要因素，因为其时还循用旧制，当群臣论议以及奏事，虽“王公重臣皆呼其名”，按照这个制度来说，在其指斥呼应间，遇到同名的两个人，是容易引起混淆的，为避免混误的发生，所以有了改名的事，从其避皇帝名讳来说，当以品阶高下为应改的比重，所以高佑“学业优通知名前世”，不得不避咸阳王禧而改其名。元以其官给事黄门侍郎，不得不避侍中穆绍的家讳，又其时魏帝尊重宠臣，多有尊之而不呼名的，如“常谓(李)冲为中书”、“常呼(李)彪为李生”，甚至钦重南平王霄为之下诏曰，“自今奏事，诸臣相称，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虽然这只是太和中魏帝的一种偶然行动，但不久便成为趋避王公重臣名讳的风气，有如崔光本名孝伯和杨津本名延祚，应当为避其先和同朝的李孝伯、郭祚，才废弃本名启求赐名而改为光、为津的，又如《游肇传》云，“尚书令高肇，世宗之舅，为百寮慑惮，以肇名与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赐，秉志不许。高肇甚衔之，世宗喜其刚梗。”也可以看出是一种趋势行为，并不是具有什么法定的条文，所以象高肇那样檀权专横，虽然把下级避同改名看作是“理所必然”的事，也不能强人就自己的心愿，因此，可推知为避同而改的，必定是出其本人的自愿，至于为避上官同名必侍启求赐名而改，因为其时遵守“君子已孤不更名”的古礼，高崔杨元四人都受着“已孤”的限制，借着赐名而改就可以“无违于礼”了，这是在礼教下不得不然的行动，高闾萧综改字改名也是如此的。贾思勰的改名，虽和高佑相同，但贾思同为彭城王国侍郎，据三章考证在太和20年，这时思同的父母还都存在(见《贾思伯传》)，当然不需要他人为之改名了，至其改本名思勰为思同，据《李灵传》云，“父勰字小同”，虽然立字和改名是两件事，但据李勰“傍名立字”的例子，已足够说明他是取本名勰的同义字来改名的。总合以上考证的结语是，思勰为本书作者的本名，思同是他入仕后的改名，也就是他入仕前后所有的两个异名。
附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序》贾氏云：“诩，魏太尉，肃侯，生玑，驸马都尉，关内侯，又徙长乐，二子，通、延。通，侍中，车骑大将军，三子，仲安、仲谋、仲达。仲达，颖川太守，生疋，字延度，轻车将军，雍州刺史，酒泉郡公，二子，义、康。康，秘书监，二子，锴、钧。钧生弼，散骑侍郎，二子，躬之、匪之。躬之，宋太宰参军，四子，希镜、希远、希逸、希叟。希镜，南齐外兵郎，生拙，义兴郡太守，生执。梁太府卿，二子，暹，肇。肇二子，寰、宏。宏，后梁中军长史，生勰。北齐青、兖等州刺史，河东公，二子，嵲、巘。巘，殿中监，三子，懿、悫、宪。宪，避葛荣之乱，避地浮阳。”以上择录表序贾氏世系，自诩以下至宪共十七代，唯诩、疋、弼、匪之、希镜五人有史可以考按，其余十四代中26人都不见于列传。今按贾使君碑云，“高祖腾，燕冀州别驾，宜都王司马，曾祖宏，少有令誉。未宦早丧，祖□□□□□□□□□遂□青州□□录本州□中正，州主薄，齐郡太守”。这段文字中因原石字有泐损，仅仅思伯曾祖名字完而未缺，据其名宏与世系序肇子宏同名言之，序文“生勰”之勰可能是思勰单称的名，虽然世次还有差错，但从资料来说是可以解释的，因为贾使君碑立于思伯生前，《世系表》为宋人根据谱书所修，论其资料价值，本有等级可分，因此，讨论两者异同关系，当不外于两种情况，一为两人名字的偶同，一为谱书记录的阙误，而以后者可能性较大，例如《世系表》的序文中，其谓宏仕于后梁，宏子勰仕于北齐，勰孙宪避葛荣之难徙居浮阳，考按时代先后都不适合事实，因为后梁立国在北齐后五年(公元555年)，而北齐之亡在后梁废前十年(公元577年)，谓宏勰父子分仕南北两朝，同在这二十几年的时期内，已经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何况葛荣起事及灭在北齐以前二十多年，浮阳为沧州属郡又是葛荣所据五州之地，而谓宪因避难徙居浮阳，远在其祖仕于北齐以前，尤其为不可能的事呢，这都是序文中明显的罅漏，足够说明谱书记录之误的，从而追求其致误的原因，当出自谱中郡望的混误，因为据《三国志》贾氏两传考之，贾诩和贾逵两人同仕于魏朝，诩居武威郡姑臧，逵家河东郡襄陵，以两县之地相距较远，应该是同姓而非同族。按照谱书分别郡姓的成例，应当有武威、河东两个郡望，但查《世系表·序》，只有武威一族，自诩子玑徙长乐，三传至疋字彦度，始见于《晋书》列传，按《疋传》云，“字彦度，武威人，魏太尉诩之曾孙也。”序与本传世次虽差一代，其为武威一族是不错的。河东贾氏，据《逵传》及《晋书·充传》考之，逵子充，充无后，有弟混，从子彝、遵、模三人，从孙众、及曾孙秃、湛二人，自逵至湛五世九人，均弗见于《世系表·序》，唯《序》文记疋后四世曰弼者，与其子匪之及孙希镜三人，同见《南齐书·贾渊传》中，按《渊传》，“渊字希镜，平阳襄陵人也，祖弼之晋员外郎，父匪之骠骑参军。”及《南史·王僧儒传》云，“平阳贾弼笃好簿状”，弼即弼之，为其单称之名。平阳为魏分河东郡所立，襄陵是其同时随属的县，所以自晋以来改称作平阳，而弼属河东一族明白无疑，又序文云希镜子拙及拙子执虽不见史传，但据《隋书·经籍志·史部谱系篇》所著录的书，有贾执《百家谱》20卷，和《姓氏英贤谱》一百卷，其人姓名与拙子相同，考证史传应当为一人，因为六朝谱学，开始于贾弼之，自弼之广集谱记，撰十八州士族谱，“渊父及渊三世传学”，而渊又撰氏族要状(《唐书·经籍志》)云“贾希景撰”，即希镜之误)，谓执承其高曾祖考四代之业，撰集百家英贤两谱是可能的，又按《隋志》著录贾执的《百家谱》，列在王僧孺和傅昭两谱之间，据僧孺卒于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傅昭卒于大通二年(公元528年)，执为萧梁时人是可以肯定的，而以其时代与序云执为梁太府卿相应，是可用作考证其为一人的根据，因此考辩《序》中的世系，最小限度可以说，弼与其子三人，希镜兄弟四人，拙及子执二人，他们五世九人是属于河东一族的，因此，也就窥测到序文所根据的贾氏谱书，是一个混合武威、河东两谱的集成本，虽说两个君姓，因其同出一源，不妨集成一谱，但其本支流派的世系，是应为之分别清楚的，如序云河东贾弼为武威贾疋的曾孙，那就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此之故：序文的罅漏论误，当然是势所难免，关于其所记录的世系，当然需要为之考订的，依据以上的说明，再考证贾使君碑，据碑云思伯为武威姑臧人，其属武威一族已明白无疑，而碑述其祖先云：“九世祖□魏青龙中为幽州刺史”，祖下一字为其九世祖名，虽因原石字泐已不可识，但以贾诩卒于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且终其身未尝一为刺史，其不为诩是可以决定的，次据《魏书·贾彝传》云：“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以其两者同为魏幽州刺史，推校原石泐文应当为敷字，因为彝本仕于燕慕容垂，其入仕元魏在登国十年(公元395年)，上至魏青龙中160年(公元234～235年)，下至思伯生时约略80年，按其年世来推校，敷为彝的六世祖，为思伯的九世祖是较合于事实的，次以贾诩卒年77，下至青龙中十二、三年，推校贾敷和诩的关系，可能是其子侄或孙行，但考《诩传》及《裴注》所记：只诩二子，长子曰穆，小子曰访，及穆子模，模二子胤龛，和模从子疋，并没有所谓敷者其人，也没有为幽州刺史，今按贾使君碑刺史以下文，合其泐字分为三句读作，“行达冀州，□州□，因□丧亡，”窥其大意是说：“往赴州任，行到□州，逢到州□，因□而亡，虽行达的州名，和遭遇的事故，无法为之考证，但在中途丧亡，未至幽州治所，是可以肯定的，次按《三国志·毋丘俭传》考之：《传》云，“青龙中，帝图讨辽东，以俭有干策，徙幽州刺史。”以敷为幽州，和俭徙幽州，同在青龙中，及正始七年(公元246年)，俭尚在幽州，谓敷为幽州在俭之前，也是可以肯定其然的，又按其时魏与蜀、吴连年作战，其辽东太守公孙渊南通于吴，至青龙二年(公元234年)秋诸葛亮卒，吴、蜀两国之军先后退还，魏帝因其两方军事暂停，所以才有“图讨辽东”之举，因辽东为幽州的属郡，所以有精简刺史的事，依此说来：贾敷生平虽无可考，论其选任幽州刺史，正在此一时期之内，是应有相当才能的，但因中途丧亡，没能成其功业，所以史书无可考见了。次按《贾彝传》，刺史句下云，“广川都亭侯，子孙因家焉”。是说魏封贾敷都亭侯，广川为其所食户的县，所以在敷卒后，嗣子食于其地，子孙因以为家，遂为广川人了，据广川县在魏晋属冀州渤海郡，至燕慕容垂隶于分置的广川郡和刺史属官选用本州人士来说，碑云思伯高祖为“燕冀州别驾”，可能是和贾彝同为广川县人，据贾敷为贾彝六世祖，思伯高祖为敷五世孙，世次仅差一代，而又同仕于燕，当为同时的人，按《晋书》载记和《魏书·帝纪》考之：冀州复归于燕在慕容垂元年(公元386年)，至垂子宝二年(公元397年)元魏围攻信都(冀州治)，“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凤窬城奔走”，守军张骧、徐超率将吏举城降元魏，总计燕据有冀州之地共为12年，据贾使君碑云思伯高祖为“宜都王司马”，并可以确定是在燕慕容凤为冀州刺史时，据信都陷没在贾彝入仕元魏后二年，也就可以明确地断定其为同时的人，因此，据思伯高祖为贾彝父行，又同时同仕于燕慕容垂，谓其同为广川人是合理的，至于思伯高祖当信都被围时，是先期已卒，是与城俱亡，是随凤出奔，是同降元魏，是南投邺城，却很难说了，因为以上五个说法，除了先卒俱亡说，史无明文可考而外，根据当时战事情况来说：魏军出井陉进攻慕容宝，首先是攻取冀州真定城(常山郡治)，时慕容宝在中山(今河北省定县)，慕容凤守信都(今河北省冀县)，慕容德镇邺城(今河南省临漳县)，三城南北错列，信都适居其中，当元魏攻下真定后，常山以东奔降相继，所以魏军东围信都，在慕容凤出奔以后，守军便举城投降了，在这个情况下，论其出奔投降，都是有可能的，又信都降后的明年，元魏广川太守贺卢，杀其冀州刺史王辅，“驱勒守兵”南奔渡河，遂至滑台(今河南滑县)投慕容德(时德已弃邺徙滑台)，在这个情况下，思伯高祖随同守军降魏，又随着贺卢南投慕容德，又随从慕容德转入青齐，三传至思伯兄弟，遂为青州益都人，也是很可能的事，旁证以贾彝和其从兄润同仕元魏，当孝昌年中两人子孙还住在广川，和碑记思伯高祖仕历，没有提到元魏官阶，其在五说之中，是比较合理的，惜碑云思伯祖考两代，原石祖下泐损十数字，不能用作考实的证佐，但据以上的推考，思伯为武威一族，其自广川徙居益都，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因此之故：根据《世系表》本于贾氏的谱书，和武威河东两族世系的淆混，所以说《序》文中宏和子勰两人，可能为思伯曾祖宏和贾思勰，又据《序》文中所记勰的仕历，“北齐青兖等州刺史河东公”，和《寿光县志》载贾思同碑云，“青、徐、兖三州军事开府”相应，假如《县志》是依据前人的记录，这是可以用作本问题的佐证，不过在未经考实以前，只能认为是一种推测，所以附记在这里，作为将来的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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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勉：《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本文原载《华南农业科学》1957年第3期，本书摘录时，原文注释有所删节，并改篇末注为文中夹注。)(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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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姓名齐民要术撰者姓名，隋志首先著录作贾思勰。但旧唐志却作贾勰，新唐志又作贾思协。一脱“思”字，一别“勰”字。查隋志和新旧两唐志三书同属早期的著录，且同被称为“正史”，而各纷歧不同，究以何者为准呢?虽然隋以前诸史，均没有贾思勰或贾勰或贾思协的纪载，无可考信，昔人也“未知就是”(见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但根据如下理由：(1)三书中以隋志撰期为最早，时代距原书即齐民要术的撰期不远；(2)其他公私簿录所著录，包括较算“早”的如崇文总目、通志和晁公武陈振孙诸家所著录，都跟隋志相符；(3)今存各种版本卷端和各序跋所题，亦正作贾思勰。所以，应以隋志所著录为最可信，肯定是贾思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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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籍：撰者里籍，史无明文，本不易稽。本文分从几个角度来考察，认为他当是今山东境人。其根据的论点是：(1)据原书自注：贾思勰本与刘仁之有交谊；又据魏书刘仁之传：仁之与冯元兴系深交；又据魏书冯元兴传：元兴与贾思伯系同时为肃宗朝(公元516-526)的侍读与侍讲，彼此极相得。从这些迹象中，可想见思勰跟思伯是有关系的。可能就是同族关系。……
(四)履历：根据原书署衔和历代簿录著录，撰者曾官“太守”，是无疑的。但究任何郡太守?其说却不一：一说是高阳太守，直斋书录解题和原书崇文院本以次各种版本所题，均如是作；一说是高平太守，四库总目提要如是作；一说是襄阳太守，郑堂读书记如是作。今按：三说中，“高平太守”“襄阳太守”两说，都属后起，又未说明所据，不足凭，殆是缮写或刊刻偶讹所致；应以“高阳太守”为是。高阳，当是魏书地形志中瀛州所领的郡，该郡领县九，在今河北境，根据撰者在书中自述，曾亲历“井陉以东”(《种蒜第十九》)。可能就是从山西东行莅任高阳太守。因为高阳郡系位于其地附近。又按：撰者除曾任高阳太守外，行迹所历似甚广，单从书中所述，已可知除其原籍山东境外，曾到过今山西境南部的壶关上党(《种蒜第十九》)，东部的辽(《种栗第三十八》)，中部的并(《种蒜第十九》)，北部的代(《种栗第三十八》)；又到过今河北境的“井陉以东”(《种蒜第十九》)等地。山西，是后魏发祥地，也是当时政治重心之一，可能撰者宦游其地颇久。但曾任何职，却不可考了。又根据上文论证，撰者与贵为帝师的贾思伯、思同兄弟(《魏书》贾思伯、贾思同传)有同族关系，且曾官至太守，则其出身，当非一般的劳动人民。又从他的原书内容看：后人都认为是“援据博奥”、“奇字错见”(见《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引李巽岩《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腹中似有数千卷书者”(见明胡震亨津逮秘书本齐民要术跋)。而其书杂说篇，论述所谓“治书”方法(《杂说第三十》)颇详晰、颇具体，可知他当是富有读书修养的兼富有藏书经验的“望族”子弟。又按：撰者罢官后，当是回原籍家居，自厕于齐民，以农牧为业。根据其书杂说篇所述，“治生之道，不仕则农”(《杂说》)，又根据其书自序，所谓“验之行事”、“晓示家童”；又根据其书养羊篇中自言：“昔有羊二百口”等纪录，已足证明。且其书内容，除部分辑自古书外，不少是原始纪录，且不少是实践心得，非有实际经验的不能下笔。这也是撰者曾业农牧的一证。
这里还得提及：最近有人认为“贾思勰即贾思同，因为他做过彭城王元勰的属官，可能依照当时的习惯，把名字改换了”(见近人王毓瑚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成就，1957年科学普及出版社版，据该书作者函告，谓此系近人乐道说)。这一说，只属推测，是否可信?值得商讨：(1)据魏书及北魏所述，思同自幼便雅好经史，专精杜氏春秋。任讲官时，也讲授杜氏春秋。到晚年还跟卫冀隆为杜氏春秋辩论是非，积稿至十卷，未竟而卒。且生平极少接触农事。从学风上和经验上看，似都不会撰述象齐民要术这一类型的书。(2)据思勰原书所述，知系作于游宦后，家居度田园生活时，通过“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才写成此书，借以“晓示家童”。但思同则自少“释褐”、仕途腾达，久任中枢要职，直至卒于官，从未获享田园生活机会。(3)思勰曾任高阳太守，所撰书也如是署衔。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任的或最高一任的官衔。但思同则自“释褐”后，由彭城王国侍郎、尚书考功郎、青州别驾，累迁荥阳太守、襄州刺史，晋封男爵、黄门侍郎、侍讲、尚书、侍中等官，卒赠尚书右仆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谥曰文献；其最后的或最高的官衔不是高阳太守，且从未任过高阳太守(《魏书》、《北史》贾思同传)(4)思勰成书，约在永熙二年至武定二年间或稍后；但思同却在武定二年的前四年即兴和二年(公元540)便死去了；且其晚年官阶相当高、责任相当重、国家又处于多事之秋，甚至连他的专门所学，即杜氏春秋辩论稿也未完成；更不会有余暇“丁宁周至”(《齐民要术序》)完成这一部“卷首皆有目录”(《齐民要术序》)的且冠有长篇自序的农书。(5)思勰称刘仁之为“老成懿德”(《种谷第三》)，似较仁之为后辈；而思同则较仁之先卒(贾思同卒于兴和二年，刘仁之卒于武定二年，各见《魏书》本传)，年龄可能大于仁之，官爵也大于仁之，学术和道德的修养都较优于仁之，就他当时的地位看，当不会如此相称。(6)思同早岁为元勰属官，历时仅甚暂，且元勰早已于永平元年(公元508)为宣武帝杀害(见《魏书》卷二十一本传)，果思同真的原名思勰的话，似也没有长期“把名字改换”的必要。退一步说：他真的改换名字了，何以原书还题思勰而不题思同?又当时魏收撰魏书时，距思同时代极近，何以在思同传里，绝不提及改换名字的事?甚至连见于著录的贾思同碑文(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一跋贾思同碑)，也未见提及这事。--根据这些理由，可以说：贾思勰并不会是“即贾思同”，他们彼此是两人，思勰年辈较后于思同，当齐民要术成书时，思同已不及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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