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运河开凿的历史背景
先人们很早以前就已发现并利用水道交通运输。因其具有经济而省力的特点，故而备受历代王朝的关注，并由广大民众一代接一代地努力，逐步发展了水道交通运输。从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起，中国人民以其勤劳、智慧和坚强的毅力，由短到长，由局部到整体，不断地对其开凿整修。历经1600多年的时间，直至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终于完成了一条由杭州直达北京全长约1800公里的人工大运河。
自唐、五代时期以后，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东渐与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开通疏浚连接南北方重要交通运输干线的大运河，已经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共有的认识和奉行的基本国策。北宋一开国即十分重视开发运河交通与运输，通过先后整治开凿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以及江淮运河、江南运河、两浙运河等重要运河水道，把江浙、两淮、荆湖等南方地区与河北、京东、京西以及京畿等北方地区连接起来。到南宋时期建都杭州，南宋政权亦大力疏浚江南河道供其所需。
元代是京杭运河全线沟通的时代，开凿会通河、济州河、通惠河等水道，遂使大运河直接贯通南北，使前代呈多枝型分布的运河至此转变为单线型运河。从而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域更加直接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隋唐以后运河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规模。
元至元初年（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于燕京（今北京），先称中都，后改称大都，使全国政治中心再移至北方，并逐步实现了大统一。由于北方地区的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发展滞后。而同时期的南方则获得新的开发，社会经济有长足的发展，故“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亟须开辟打通连接南北方的交通大动脉，南北大运河的贯通也就势在必行。
但自南宋末年，黄河泛滥溃决，先夺泗水，又夺淮入海，导致原有运河河道多淤浅不能通航。到元朝初年，南北诸运河只有江南运河、淮南运河以及御河部分河段能较顺利行舟。元初的漕路即由江南运河入淮后，溯淮入黄至今河南封丘西南约15公里之中滦镇转为旱路输运，到达淇门再入御河，运至直沽（今天津）沿白沙河至通州，最后陆运至大都。由此水陆相交，反复装卸，既费时且费力。因此，在原有运河的基础上，开凿新的便捷的运河河路，裁弯取直，使之南北直航，便成为元代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随着元朝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南北大运河的贯通具备了必要的条件。
济州河、会通河的开凿与京杭运河的贯通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伯颜统军南征，议立水运驿站，即委派郭守敬勘察汶、泗、卫相邻地区之水道。漕运副使马之贞这时建议于济州城南汶、泗合流处至大清河开凿新河，引汶、泗诸水以通漕。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丞相伯颜攻占南宋临安，以江南水运发达，主张广开漕运。他上书朝廷说：“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属，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载，比之车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由此致达，诚国家永久之利。”正式向世祖忽必烈提出开凿南北沟通的大运河，受到忽必烈的重视。此后，元朝廷即筹备资金、征调夫役。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二月，世祖诏差奥鲁赤及刘都水及精算术之人往济州确定开河夫役，又令大名、卫州新附军赴济州助役。工程从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正式施工，至次年八月竣工，开凿自济州至安民山长达150余里的运河河道，并筑坝遏汶、泗水入运河行运。济州河通航后，设都漕运司的管理机构。
济州河开通后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水源不足。后来，朝廷采纳漕运副使马之贞的建议，于兖州立闸坝约束泗水西流，于堽城（位于山东宁阳境）立闸堰导汶水入河，使二水合于任城之会源闸，以闸堰调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将金口坝改为滚水坝，增建黑风口三孔引水闸，在河上建杏林闸、土娄闸、孙氏店闸以节制水势。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于河上建吴泰闸、宫村闸，引水入济河。次年，再于引汶斗门上筑土坝，扩大引水量。此后又建济州上闸、安山闸、石佛闸等以调节水势，保证了运河畅通。
济州河开通之后，又开凿了自安民山西南起，经寿张西北过东昌（今山东聊城），再西北经临清与南运河相连接的会通河。
早在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伯颜委派郭守敬勘察新运道时，郭守敬即对淮河以北至御河间的地形地貌及河流水道做过全面细致的考察，并绘图上报朝廷，为后来开凿会通河在技术上奠定了基础，也为元朝廷决策开凿山东段运河起了重大促进作用。济州河开通之后，输运入京的物资先由大清河至利津行漕，出海后行海道转运至京，比之原来经河南走御河大为捷便。但后来大清河入海口为泥沙淤积，通航不便，再改由东阿陆运过临清入御河。此段陆路虽不算很长，但中经茌平一带洼地，地势低平，每逢夏秋霖雨便泥泞不堪，车马阻滞，输运艰难。为此，开凿会通河也就成为摆在元朝廷面前的急迫任务。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太史院令史边源和寿张县尹韩仲晖先后建言自安山穿渠至临清通御河。次年，丞相桑哥复再次正式提出此议，征得了世祖的同意。于是漕运副使马之贞与太史院令史边源奉命进一步做实地勘察，并预算工程费用，绘图上报。朝廷下诏征发东平邻近郡县夫役3万人，拨钱150万缗、米4万石、盐5万斤作经费，命中书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督役，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动工，当年六月功成，共开河道250余里，并由元世祖亲自赐名“会通河”。会通河的凿通，标志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漕运自此改由会通河，元朝廷把原来的利津海道运粮万户府改为临清御河运粮上万户府，把原来由东阿至临清的陆运人夫亦改为兵丁户，专门护送会通河上贡物品，又设置会通汶泗河道提举司，专职管理济州、会通运河。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运河遭雨淋堤岸崩塌，河道淤浅，马之贞又建议选调站户3000人，专以修护堤岸、疏浚河道。以后又每年选差都水监官员一人，以都水监名义率属吏及技术工程人员，巡视维护河道。后来又以缓急次序改诸处木闸为石闸，修建工程直到元泰定二年（1325年）才告基本结束。
山东运河因地势高亢，整段河道全靠设闸控制水势，自临清至沽头共设闸门31座，故而又被称为闸河。特别是为补充水源，先引汶济运，建堽城枢纽，又引泗济运，建金口枢纽，使汶、泗二水皆会于济宁之会源闸，分流南北，供运河行运。同时又经常清淤河道，并对入河船只的载重作出限制以保证航运畅通和运输安全。初开会通河时，只允许150料（料为古代测舟船之载重单位，一料约合当时60斤）船通航，后权豪富商造三四百料或500料大船于河中运行，致航道常患堵塞。为此，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中书省以会通河“大船充塞于其中，阻碍余船不得往来”，命于运河北端临清和南端沽头、金沟3处各建隘闸一座。隘闸宽9尺，以限制200料以上大船过往，违者没收船只物货并治罪。但后来却有改建长船以过隘闸者，即此船宽虽符合规定，但却加长船身至八九十尺，甚者超过百尺者。这样，船身过长，入闸行运常不能自由回旋，仍常阻塞河道。为此，都水监会同地方官、管闸官及监察御史等官员，又议定于南北隘闸下约80步各立两石则（即石标尺）以验量行舟，两石则相距65尺，过往船只若超过两则距离，则不许入闸。另外，严禁权势乘舟不候规定水深即令开船。又禁漕船于河内临时筑土坝，积水行舟，损坏河闸。还严禁守闸官吏恃势讹诈不及时开闸放行或营私舞弊等。
元中期以后，会通河诸闸多有毁坏。为此，元至治元年（1321年）都水丞张仲仁奉朝廷之命疏浚整修由临清至彭城（今江苏徐州）的350公里河道，修建小桥98座、大桥58座，以通纤道。又沿河修石涵洞排两岸积水入河，并于河岸两旁种马蔺草以固溃沙，河两侧还多植树木。这是对运河进行的一次较大的维护浚修。但后来由于疏于管理，加上黄河溃决侵犯会通河道，遂使会通河陷入日渐加重的淤塞难通的境地，终患浅涩，不胜重载。故终元一代，漕粮北运仍以海运为主。到元朝末年，会通河竟废弃不用。
元朝定都大都后，为漕运之亟须，对京杭运河展开了大规模的开凿、维护与治理。元代之前，京杭运河各段虽时兴时废，但多有旧迹可循，唯会通河（含济州河）为平地新开，为前代所无。济州河虽为新开，而前代运道东有汶、洸之沟通，西有桓公沟及古济水之通航。后者金元时湮没，前者又重开，但并不是济州河的一段。元人常称济州至安民山一段为济州河，安民山以北至临清为会通河。二河沟通汶、泗及御河。南段自泗水接黄河。后来，二河常混称为会通河。明代很少提到济州河这一名称，二河成为一河之两段，管理维修及工程改建常统一考虑。
元代京杭运河图
元代京杭运河的改道，避免了其由江苏至河南开封、郑州等地再至山东临清的曲线绕远，而取江苏至济宁、临清而达河北的直线之捷。济州河与会通河的凿通即达此目的。尽管济州、会通二河的许多配套工程多年后才得以完成，也尽管在此二河开通前后，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以及江淮运河都在进行规模不等的维护与治理，但济州、会通二河的开通毕竟是元代京杭运河南北贯通的标志。元代南北大运河的贯通，以最短的距离，纵贯当时最富庶的东部沿海区域，最终实现了国家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大融合。
运河济宁段的漕运
漕运，是田赋运输的一种形式，具有赋役、运输的双重性质。通过漕运，既能开辟巨大的财政来源，又可随时运兵运粮，对政治、经济、军事的巩固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运河漕运制度正式形成于秦代，但直到宋代始建立起独立完备的运河管理机构。元、明、清三代，漕运制度更加完善，形成了上下垂直领导的管理体系。
京杭大运河在历史上即被称为“漕河”。元代运河初开，运量不大，设都水监专掌河渠堤防、水利、桥梁、堰闸诸政。元至正八年（1348年）在济宁、郓城设立行都水监，行都水监之下设有河防提举司。各段运河配置军队驻守。济州河开通后，则设济州漕运司，后改为都漕运司，兼管济州南北漕运，亦设运使、同知、副使、判官以及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兼照磨等官吏。
明代永乐年间以后，停罢海运，全赖河运，官司机构也逐步建立。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始设漕运总兵官“掌漕运河道之事”，河道由漕总兼任，首任即是平江伯陈瑄。明成化七年（1471年）始设总理河道，驻地济宁，与总漕平行。总河专管主持运道修治，总漕专理漕政，首任总河是刑部侍郎王恕。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运道由三段改为二段分理，以济宁为界，南北分治，各设工部都水郎中一员司理，并赐以玺书，假以事权，兼理河道驿使、捕盗、夫役之事。
清代漕运沿袭明制，逐渐建立起庞大的专门管理漕运事务的官僚机构。各级官吏按其职责分别负责，从漕粮征收、运输到安全，制度严明，自成一个独立体系。主管漕运的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下有粮道、漕运监督等。清乾隆二年（1737年）设四名巡漕御史，其中之一驻济宁，负责巡察山东台儿庄到北直交境处。
运送漕粮和其他宫廷物资的船只均为官船，由各省士兵运输，但也有属总漕的。明时漕运官船定制11770只，每船定载500石，行运官军12万人，每船10～12人。清初为10455只，以后减少到6200余只。后来允许这些官船带一定数量的土产、私货在沿途交易，数量愈来愈大。开始每船10石，最后增加到100～200石，回空还可搭货，因而大大增加了沿途商品交易量。
商船和民船在漕运部门办好手续后可航行运输，数量不亚于官船。明清两代在运河上航行的官、商船总数在2万余条，其中每天通过济宁的船只平均为100条（双向）左右。
元代开济州河与会通河后，两次在济州（济宁）造船5000艘。招募漕夫13000人。明永乐七年（1409年）山东建临清卫河船厂，下设济宁、东平等18个分厂，打造的船只多为浅船，而运河上航行的大部分船是在江南造的。明清限定运河漕船载重500石（25吨），长9～10丈，吃水3尺，一般两个桅杆。
古代运河漕运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