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境内现存石刻非常丰富，主要有汉画像石，各种碑、墓志铭等，其中以汉代画像石和汉碑最具特色，是国内罕见的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汉画像石刻
汉画像石是我国汉代地下墓室、地面祠堂、阙等建筑物上带有雕刻画像的一种建筑构石，是汉代先民创造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济宁是我国汉画像石主要遗存地之一。在全国以山东省发现最多，在山东又以济宁市最为丰富，数量之多，艺术之精，内容之丰，属国内罕见。济宁汉画像石在其所辖的十二县（市）区均有分布，且类型齐全，石椁画像、墓室画像、祠堂画像、石阙画像都有发现。嘉祥武氏墓群石刻最有代表性，国务院1961年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武氏祠汉画像石超过了同时期埃及的石刻和希腊的瓶画，当为世界一绝。微山县两城镇素有“汉画像石之乡”的赞誉。曲阜、邹县收藏的汉画像石被众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所瞠目。
据统计，济宁共出土或发现画像石1300余石：微山县480余石，嘉祥县约230石，邹城市约220石，曲阜市约160石，济宁中区和任城区约80石，金乡县约38石，兖州市约30石，泗水县约20石，鱼台县约20石，梁山县约20石，汶上县约18石。各地出土或发现的汉画像石，以微山两城镇、嘉祥武氏祠、嘉祥宋山小祠堂3处数量最多。雕刻制作年代最早的是邹城王村乡龙水村石椁画像，据考证当在汉武帝之前。济宁汉画像石大多数属于东汉时期，特别是东汉中晚期。
济宁汉画像石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俗等各个方面，主要有历史人物故事、现实社会生活、崇信神仙祥瑞等题材内容，常见画面有三皇五帝、伏羲女娲、夏代禹桀、文王及十子、古代圣贤、孔子见老子、孔门弟子、周公辅成王、扁鹊针灸、忠臣义士、忠孝烈女、神话传说、车骑出行、楼阙燕居、恭迎谒拜、庖厨宴饮、乐舞百戏、博弈游戏、水陆攻战、胡汉战争、狩猎捕鱼、生产劳作、曲艺杂技、亭台水榭、飞禽走兽等。刻法有浅刻、浅雕、浮雕等，形式不一，风格各异。展现了汉代经济、军事、科技、社会生活、风尚习俗、儒学治国思想等广阔画卷。可以说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是研究汉代社会历史、艺术文化的“百科全书”。
武氏祠汉画像石，由碑文、石阙铭和画像题记推断，当建造于东汉桓帝末年至灵帝初年（168年前后）。武氏墓群位于嘉祥县武翟山北麓，是武梁、武开明、武班、武荣的墓地，俗称“武梁祠”或“武氏祠”。祠内石刻包括石阙、石狮、墓碑、画像雕石等，早在宋代已见著录。后历经洪水漫淤，石室废圮，埋没地下。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金石学家黄易详加考查并发掘、收集，得画像石20余块，次年金石家翁方纲捐资建房保存，后又陆续发现不断增加。除流散国外2石及运存济宁2石外，尚存石阙、石狮各一对，石碑2块，画像石43块，隶书题记1069字。画像石多用减地阳刻法，雕刻精细，造型生动，内容丰富多彩，取材广泛，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东汉时期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典章制度、宗教信仰，不仅是一组精美的古代石刻艺术珍品，也是研究东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加强对这些珍贵艺术刻石的保护管理，设置了文物管理所，并建有陈列室和长廊，将嘉祥县境内其他地方出土的百余块画像石一并保护。
汉碑
全国共发现存世及原石毁佚但有原石拓片的两汉碑刻约400种，其中济宁域内有88种之多。全国现存汉碑70余石，其中济宁收藏38石，故有“全国汉碑半济宁”之誉。济宁两汉碑刻以曲阜市为最多，共发现36种，济宁市中区和任城区共18种，嘉祥县12种，微山县9种，邹城市6种，汶上县4种，金乡县2种，梁山县2种，鱼台县1种。这些碑刻内容，包括圣贤帝王、义士烈女以及历史故事、社会生活等，是当时的社会生活、民俗风尚的真实记录，是一项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还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隶书的演进过程，为研究和学习中国书法提供了楷模。
济宁汉碑不仅数量集中，而且雕刻精美，书法艺术精湛，出现了景君碑、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孔宙碑等全国著名汉碑。
景君碑。为任城景氏三碑之一，全称“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简称“景君碑”。东汉汉安二年（143年），立于济宁城南景村景君墓前。大约在元代天历年间（1328～1330年），对汉碑保护有杰出贡献的梁九思将其移入济宁州学。1929年，济宁县教育局局长王大恕集资建小金石馆，将其移入。现存济宁市博物馆汉碑室。
景君碑高223厘米，宽78厘米，厚19厘米。圭首，有圆穿。碑额刻篆书“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2行12字，字径6厘米。碑阳刻隶书行文17行，满行33字，字径3厘米。主要叙述了墓主人的姓氏、籍贯，颂扬其德学才能、功绩勋业，对他的死表示哀悼。东汉时门生宗党之风盛行，门生故吏集资立碑极为普遍。景君碑碑阴刻字4列20行，前三列，每列18行，刻集资立碑的门生故吏、亲友的官职和姓名，之下又刻“行三年服者八十七人”，最后一列，两长行通贯全碑上下，刻四言韵语18句。
根据碑文的记载，景君不知其名，是任城景氏族人，他克己治身，刚柔相济，能文能武，兴利惠民，历任大司农、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宰、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北晋城镇）太守、北海（治所在今山东昌乐县西）相。景君在北海相任期内，功绩卓著，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他死后，“农夫释耒，商人空市，随舆饮泪”，乡党故吏悲哀，有87人穿三年孝服并守墓三年，反映了景君生前威望极高。
景君碑书法规整，雄健古雅，是汉隶的典范之作，为后世学习汉隶的范本。书体虽为隶书，但仍存篆意，曳脚处以篆佐成尚处于篆书向隶书的转变过程中。康有为评价此碑“古气磅礴盖和帝以前书皆有篆意”。景君碑是研究汉隶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该碑在研究汉代官制、礼仪制度、丧葬习俗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简称“乙瑛碑”。纵198厘米，横91.5厘米，厚22厘米。隶书18行，每行40字。碑文记鲁相乙瑛上书朝廷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掌管孔庙祭祀之事。刻立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旧存孔庙同文门内，现存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此碑刻结体方整，法度严谨，用笔方圆兼备，平正中有秀逸之气，是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作品。历代书家赞誉甚多。清方朔云：“字字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何绍基称此碑：“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宋赵明诚《金石录》、明郭宗昌《金石史》、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书都有著录。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修孔子庙器表”“韩明府孔子庙碑”等，简称“礼器碑”。纵170厘米，横78.5厘米，厚20厘米。隶书16行，其中正文13行，每行36字。碑阴3列，每列17行。碑右侧4列，每列4行；碑左侧3列，每列4行。碑文赞颂了鲁相韩敕免去孔子母亲颜氏、孔子妻亓官氏之族人差役，造立孔庙礼器，修饰孔庙的功绩。刻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碑原在曲阜孔庙，现存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此碑为汉代隶书的代表作之一，金石家评价甚高。碑文字迹清劲秀雅，有一种肃穆而超然的神采。
郑固碑。全称为“汉故郎中郑君之碑”，是东汉郑固的墓碑，立于东汉桓帝延熹元年（158年），现藏济宁市博物馆。
郑固碑碑首呈圭形，有圆形穿，穿的直径为2厘米。碑额刻篆书两行：“汉故郎中郑君之碑。”碑的右下角残掉，残断部分目前镶在该碑南侧的墙壁上，人们称之为“德字残碑”或“郑固残碑”。郑固残碑高196厘米，宽80厘米，厚21厘米。碑文书体为隶书，共15行，每行19字，字径3厘米。残石现存19字。碑文保存较好，字迹较清晰。
据碑文记载，郑固，字伯坚，性情温和，崇尚儒家人伦，注重个人品德修养，颇得时人赞誉。他在20岁左右就在本郡供职，并历任诸曹掾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等职。延熹元年（158年）二月官至郎中，四月二十四日因病去世，享年42岁。
据考证，郑固碑原立于汉代任城县（今济宁市）郑氏家族墓地（原济宁师专）。郑氏家族为汉代任城县的望族，见之于文献及文物资料者已有若干郑姓人物。金元时期，郑固碑被移入任城文庙，当时碑的下部已残，并被土掩于地下。据《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清雍正六年（1728年），济宁人李化鹏在济宁文庙泮池左侧掘土得残石一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月，定海人兰加瑄在济宁文庙取土时，将郑固碑掘出，经对照，方知雍正年间所出残石为郑固碑右下角残掉部分。1929年，济宁县教育局局长王大恕在铁塔寺集资建房五间，将济宁文庙郑固碑等散置汉碑移入，名为小金石馆，俗称汉碑室。1985年，小金石馆交由济宁市博物馆管理。
郑固碑书体端庄典雅，具有结体内敛中紧、横画左右开张的特点。清金石学家万经评价其“笔法坚劲”。翁方纲评其“密理与纵横兼之，此古隶第一”。杨守敬称“是碑古健雅洁，在汉隶亦称佳作”。它与景君碑成为后世学习汉隶的范本。
任城县桥亭记碑
刻立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简称“桥亭记碑”。此碑由清人张弨移至济宁州学戟门之下。1929年，济宁县教育局长王大恕于铁塔寺东侧建房五间，名为小金石馆，该碑与汉碑八种均移入其内。1985年起，交由济宁市博物馆管理。
该碑圆首，青石质地，高230厘米，宽78厘米，厚14厘米，除下部几字稍有残损外，其余均保存完好，字迹清晰。撰文者游芳及书丹者王子言，生平事迹无法稽考。碑文中所提任城县（今济宁市城区）尉裴迥，为河东人，《唐书·宰相世学表》称其官至员外郎。碑额为篆书，刻“任城县桥亭记碑”。正文为隶书，书体端庄遒丽，书势轩昂，神韵飘逸。书者虽不见经传，但其书法艺术的高妙却为后世墨客所称道。清代金石学家王昶称之为“唐碑之佳者”。宋代以降，《金石录》《山左金石志》《济宁州志》《金石萃编》等金石著作都曾对该碑进行过著录、考释。
《桥亭记》碑为山东现存最早的唐碑之一，它详细地记载了任城周围的环境风貌，同时叙述了为迎接唐玄宗封禅泰山而精心修筑的桥、亭。该碑所述桥、亭地望，即今济宁市南郊。
《桥亭记》碑对研究唐代任城城市发展及唐代书法艺术成就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是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
南旺河湖图石刻
汶上县南旺分水龙王庙内原存一段石碑，上刻河湖图一幅。观其残段，原碑应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文字部分，下部为图刻部分，从中间断裂，上部遗失，仅存下部图刻及三五个文字，字迹完整者为“徂”，残存者似为“利”“重”的大半部分。半截残碑1978年移于汶上县文化馆，今存县博物馆。图高95厘米，宽86厘米，详细刻绘了以南旺分水口为中心，上自开河，下至长沟的运河口道，三湖水柜及有关闸渡等。虽因年久风蚀，图刻斑驳，但内容颇丰，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水利史图谱资料。
京杭大运河旧称漕河。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受命疏通运河，采纳白英老人策，筑戴村坝，开挖小汶河，引汶济运，确立了南旺分水口的地位，又浚泉修湖，创立水柜，才确保了漕运的畅通。但因年久积习，疏于管理，于是“吏职旷”而有泥沙“堙塞之患”，“水土平”而有民众“冒耕之患”，“官防碍”而有盗决之患（《重修南旺湖记》）。特别是自正德三年（1508年）以来，“因堤岸倾颓”，“节被豪右占侵”（《南旺湖东界石禁约》），“湖废而运道遂失”。为保证漕运，除加强修浚措施外，并制订章法，“安装图牒以正疆界，昭典宪以慑豪强，饬官联以慎法守”（《重修南旺湖记》）并“勒石纪成”。时有工部都水清吏司管理南旺闸座订事李梦祥绘《南旺湖图》一幅，并与工部尚书兼都察院都御史樊继祖合撰《南旺湖图说》一文，并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五月立石。此碑可能就是当年李梦祥所绘《南旺湖图》。
碑图产生年代当在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至二十三年（1544年）之间。
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钦差漕河兵部右侍郎王以旂通过对南旺湖的多次按考，以济运新河（小汶河）和大运河为界，把南旺湖分段命名。运河以北、济运新河以东，湖面广大，地势渐高，且湖中耸有蜀山，便取名为蜀山湖；运河以北、济运新河以西的湖面，形似马蹄，故称为马踏湖。蜀山、马踏二湖由此始见河渠经传。碑图中南旺、蜀山、马踏三湖均标示分明，据此，碑图当产生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后。
《重修南旺湖记》记述：“西湖环筑堤岸，以丈计凡万五千六百有奇，随堤既开大渠，与堤共长，而湖内纵横复穿小渠二十余道，使相联络引水入漕。东湖以东，地势渐高，无需防遏，止于官民界分，植柳竖石以杜侵冒。”此说与图中所绘西大渠“南旺西湖水隔”及东湖拱排柳树完全相符。
又据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南旺湖东界石禁约》记述：“全湖疆域……周围栽立界石，以防盗耕”“东至太晏桥头界石起，由小河跨运河至秦家旧闸南界石止，计长四十里”。南至秦家旧闸界石起，由山家营跨河西岸至孤柳树西界石止，计长四十里。西自孤柳树界石起，跨运河由弘仁桥西北界石止，计长三十四里。北自弘仁桥北界石起，跨黑马沟，由北岸至太晏桥头东界石止，计长四十里。此圈定范围与碑图绘制范围和地名均相符合，据此证明碑图和《重修南旺湖记》《南旺湖东界石禁约》均属同时期形成。
明嘉靖微山湖中运河管理告示碑
此碑是2009年6月微山县文物普查队在赵庙乡调查时发现的。该碑高147厘米，宽76厘米，厚11厘米，圆首方座，边刻花草纹，左上角断裂。碑阳刻字为4.7厘米见方的楷书，8行，满行23字，共计160字。碑文较为清晰，个别字难以辨认。题碑者应为钦差督治漕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以旂（1486～1553年，字士招，号石冈，江宁人）。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黄河南徙，于河南睢县北野鸡冈决口，由涡河经亳州入淮。兵部侍郎王以旂奏开浚山东诸泉，入野鸡冈新开河道，以济徐、吕二洪漕运。明嘉靖二十年五月，命王以旂督理河漕。碑文是：
钦差督治漕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题。
□新埈昭阳湖赤□湖官地已定立疆界，巡抚都御史会同总理河道衙门严督管河、管闸、解□□等，□恃□□□□治□□□，仍敢恃顽占□□□仍利微□□□□□沮（阻）挠，即便拿问。递年□□□□□□人宫□□□□明懝贓罪。□盗决湖防者，查照漕河禁例为首□□甲□从（充）军，军人犯者徙于边卫。
嘉靖二十年十二月□□日工部都水司主事侯□立石。
1267年元朝定都北京，为了南粮北运，需开通水运航道，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挖济州河，济宁向南疏洸水至鲁桥，再向南疏泗水经南阳至鱼台转东南至徐州（赵庙位于鱼台和徐州之间）。明嘉靖年间，受黄河决堤淤积影响，运河河道被迫向东转移至微山湖东岸。该碑在这里被发现，对于研究湖中运河的历史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昭庆寺唱和碑
昭庆寺在微山县夏镇西北，西依昭阳湖，建筑在一个周长150米的土堆上，原名高村寺，金大定三年（1163年）赐名昭庆寺。寺内大殿壁上，镶嵌着周天球、刘贽的唱和石刻。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夏天，“夏镇新河”开凿，主管记事的周天球与宪使刘贽在昭庆寺饮宴。酒逢知己，不禁作诗应答，助酒兴，畅情怀。
周天球吟道：“破殿余双树，平原剩一丘。萧条龙象圮，清寂驷车留。半偈无僧说，孤尊有客酬。稍令尘目醒，可负化城游。”刘贽和之：“古寺依衹树，清幽近比丘。班荆怜并坐，渝茗得相留。灰劫知无极，怀襄绩来酬。浮生碌碌耳，空作野萍游。”
周天球又吟道：“嘉树阴能合，荒台席更移。风来广漠冷，月出破云迟。对酒难良夜，忘忧得少时。玄言坐相洽，已托使君之。”刘贽又和曰：“落日消炎景，阴从多树移。咽风蝉噪急，翻月鸟归迟。庾亮登高夕，周顒爱佛时。相逢喜同调，微语得深知。”
二人唱答应和，遂成五律四首，周天球趁着酒兴书写下来，挥洒自如，行笔流畅。后人勒石两块，嵌于昭庆寺壁上。
周天球，字公瑕，号幼海，著名书画家，太仓人，徙居吴县，与文徵明是好友，史称“善写兰草，尤善大小篆古行楷，一时丰碑大碣皆出其手”。他在微山县的书迹，还有《薛河石坝记》《漕运新渠记》等。志书记载，《昭庆寺唱和碑》被后世书家评为神品。
圣母池泉碑
微山县两城乡大运河东岸，有座凤凰山，山势高峻，绵延起伏。凤凰山南麓有座伏羲庙，庙后6眼清泉，一年四季泉水上涌，流水不息。其泉名皆与伏羲、女娲有关，如“羲凤泉”“圣母泉”“西龙泉”等。泉边立有8块明清石碑，其中一块碑的碑额题有“圣母池泉”4字，下有碑文，曰：
西龙泉前五十步，平地出水面，南流二十里，至桥头新河至南阳闸，出水入运。
凡阻绝泉源者，照例问发充军；军人犯者，调边卫。
隆庆五年仲夏吉日
钦差提督河道兼理泉闸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刘半立。
此碑圆首，青石质，高1.5米、宽0.6米、厚0.2米。从碑文中知，泉水流向西南，经南阳闸而入运河，任何军民不得断绝、阻碍水流，违者处罚。当时负责河道水利的官员很重视运河水源的保护，以保证运河水源充足，运输顺利。
“安澜门”石匾
石匾长112厘米，高63厘米，厚18厘米，行楷阳文，书法水平较高。据考，此匾原为微山县夏镇东城门匾。明隆庆三年（1569年）新开运河竣工，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在夏镇的运河西岸建城，驻扎军队，保护漕运。工部主事杨信负责筑城，当时仅完成南、北、西三面。由于东面紧挨河岸，因而缓建城门。翌年，余继善接任工部主事，完成东门。至此，城墙四面皆有城门城楼。各城门上镶石匾，东门曰“见泰门”，西门曰“瞻华门”，南门曰“延庆门”，北门曰“拱极门”。后来南、西、北三门没有事故、灾害，只有紧挨河岸的东门不甚安稳，河水涝涸、漕运失事、失盗遭窃时有发生，因而将东门原石匾拆下，更名“安澜门”，意在“仰赖神佑，安定波澜”，以求河道、漕运平安。
第九节 古石刻
济宁境内现存石刻非常丰富，主要有汉画像石，各种碑、墓志铭等，其中以汉代画像石和汉碑最具特色，是国内罕见的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汉画像石刻
汉画像石是我国汉代地下墓室、地面祠堂、阙等建筑物上带有雕刻画像的一种建筑构石，是汉代先民创造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济宁是我国汉画像石主要遗存地之一。在全国以山东省发现最多，在山东又以济宁市最为丰富，数量之多，艺术之精，内容之丰，属国内罕见。济宁汉画像石在其所辖的十二县（市）区均有分布，且类型齐全，石椁画像、墓室画像、祠堂画像、石阙画像都有发现。嘉祥武氏墓群石刻最有代表性，国务院1961年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武氏祠汉画像石超过了同时期埃及的石刻和希腊的瓶画，当为世界一绝。微山县两城镇素有“汉画像石之乡”的赞誉。曲阜、邹县收藏的汉画像石被众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所瞠目。
据统计，济宁共出土或发现画像石1300余石：微山县480余石，嘉祥县约230石，邹城市约220石，曲阜市约160石，济宁中区和任城区约80石，金乡县约38石，兖州市约30石，泗水县约20石，鱼台县约20石，梁山县约20石，汶上县约18石。各地出土或发现的汉画像石，以微山两城镇、嘉祥武氏祠、嘉祥宋山小祠堂3处数量最多。雕刻制作年代最早的是邹城王村乡龙水村石椁画像，据考证当在汉武帝之前。济宁汉画像石大多数属于东汉时期，特别是东汉中晚期。
济宁汉画像石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俗等各个方面，主要有历史人物故事、现实社会生活、崇信神仙祥瑞等题材内容，常见画面有三皇五帝、伏羲女娲、夏代禹桀、文王及十子、古代圣贤、孔子见老子、孔门弟子、周公辅成王、扁鹊针灸、忠臣义士、忠孝烈女、神话传说、车骑出行、楼阙燕居、恭迎谒拜、庖厨宴饮、乐舞百戏、博弈游戏、水陆攻战、胡汉战争、狩猎捕鱼、生产劳作、曲艺杂技、亭台水榭、飞禽走兽等。刻法有浅刻、浅雕、浮雕等，形式不一，风格各异。展现了汉代经济、军事、科技、社会生活、风尚习俗、儒学治国思想等广阔画卷。可以说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是研究汉代社会历史、艺术文化的“百科全书”。
武氏祠汉画像石，由碑文、石阙铭和画像题记推断，当建造于东汉桓帝末年至灵帝初年（168年前后）。武氏墓群位于嘉祥县武翟山北麓，是武梁、武开明、武班、武荣的墓地，俗称“武梁祠”或“武氏祠”。祠内石刻包括石阙、石狮、墓碑、画像雕石等，早在宋代已见著录。后历经洪水漫淤，石室废圮，埋没地下。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金石学家黄易详加考查并发掘、收集，得画像石20余块，次年金石家翁方纲捐资建房保存，后又陆续发现不断增加。除流散国外2石及运存济宁2石外，尚存石阙、石狮各一对，石碑2块，画像石43块，隶书题记1069字。画像石多用减地阳刻法，雕刻精细，造型生动，内容丰富多彩，取材广泛，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东汉时期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典章制度、宗教信仰，不仅是一组精美的古代石刻艺术珍品，也是研究东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加强对这些珍贵艺术刻石的保护管理，设置了文物管理所，并建有陈列室和长廊，将嘉祥县境内其他地方出土的百余块画像石一并保护。
汉碑
全国共发现存世及原石毁佚但有原石拓片的两汉碑刻约400种，其中济宁域内有88种之多。全国现存汉碑70余石，其中济宁收藏38石，故有“全国汉碑半济宁”之誉。济宁两汉碑刻以曲阜市为最多，共发现36种，济宁市中区和任城区共18种，嘉祥县12种，微山县9种，邹城市6种，汶上县4种，金乡县2种，梁山县2种，鱼台县1种。这些碑刻内容，包括圣贤帝王、义士烈女以及历史故事、社会生活等，是当时的社会生活、民俗风尚的真实记录，是一项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还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隶书的演进过程，为研究和学习中国书法提供了楷模。
济宁汉碑不仅数量集中，而且雕刻精美，书法艺术精湛，出现了景君碑、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孔宙碑等全国著名汉碑。
景君碑。为任城景氏三碑之一，全称“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简称“景君碑”。东汉汉安二年（143年），立于济宁城南景村景君墓前。大约在元代天历年间（1328～1330年），对汉碑保护有杰出贡献的梁九思将其移入济宁州学。1929年，济宁县教育局局长王大恕集资建小金石馆，将其移入。现存济宁市博物馆汉碑室。
景君碑高223厘米，宽78厘米，厚19厘米。圭首，有圆穿。碑额刻篆书“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2行12字，字径6厘米。碑阳刻隶书行文17行，满行33字，字径3厘米。主要叙述了墓主人的姓氏、籍贯，颂扬其德学才能、功绩勋业，对他的死表示哀悼。东汉时门生宗党之风盛行，门生故吏集资立碑极为普遍。景君碑碑阴刻字4列20行，前三列，每列18行，刻集资立碑的门生故吏、亲友的官职和姓名，之下又刻“行三年服者八十七人”，最后一列，两长行通贯全碑上下，刻四言韵语18句。
根据碑文的记载，景君不知其名，是任城景氏族人，他克己治身，刚柔相济，能文能武，兴利惠民，历任大司农、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宰、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北晋城镇）太守、北海（治所在今山东昌乐县西）相。景君在北海相任期内，功绩卓著，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他死后，“农夫释耒，商人空市，随舆饮泪”，乡党故吏悲哀，有87人穿三年孝服并守墓三年，反映了景君生前威望极高。
景君碑书法规整，雄健古雅，是汉隶的典范之作，为后世学习汉隶的范本。书体虽为隶书，但仍存篆意，曳脚处以篆佐成尚处于篆书向隶书的转变过程中。康有为评价此碑“古气磅礴盖和帝以前书皆有篆意”。景君碑是研究汉隶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该碑在研究汉代官制、礼仪制度、丧葬习俗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简称“乙瑛碑”。纵198厘米，横91.5厘米，厚22厘米。隶书18行，每行40字。碑文记鲁相乙瑛上书朝廷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掌管孔庙祭祀之事。刻立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旧存孔庙同文门内，现存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此碑刻结体方整，法度严谨，用笔方圆兼备，平正中有秀逸之气，是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作品。历代书家赞誉甚多。清方朔云：“字字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何绍基称此碑：“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宋赵明诚《金石录》、明郭宗昌《金石史》、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书都有著录。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修孔子庙器表”“韩明府孔子庙碑”等，简称“礼器碑”。纵170厘米，横78.5厘米，厚20厘米。隶书16行，其中正文13行，每行36字。碑阴3列，每列17行。碑右侧4列，每列4行；碑左侧3列，每列4行。碑文赞颂了鲁相韩敕免去孔子母亲颜氏、孔子妻亓官氏之族人差役，造立孔庙礼器，修饰孔庙的功绩。刻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碑原在曲阜孔庙，现存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此碑为汉代隶书的代表作之一，金石家评价甚高。碑文字迹清劲秀雅，有一种肃穆而超然的神采。
郑固碑。全称为“汉故郎中郑君之碑”，是东汉郑固的墓碑，立于东汉桓帝延熹元年（158年），现藏济宁市博物馆。
郑固碑碑首呈圭形，有圆形穿，穿的直径为2厘米。碑额刻篆书两行：“汉故郎中郑君之碑。”碑的右下角残掉，残断部分目前镶在该碑南侧的墙壁上，人们称之为“德字残碑”或“郑固残碑”。郑固残碑高196厘米，宽80厘米，厚21厘米。碑文书体为隶书，共15行，每行19字，字径3厘米。残石现存19字。碑文保存较好，字迹较清晰。
据碑文记载，郑固，字伯坚，性情温和，崇尚儒家人伦，注重个人品德修养，颇得时人赞誉。他在20岁左右就在本郡供职，并历任诸曹掾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等职。延熹元年（158年）二月官至郎中，四月二十四日因病去世，享年42岁。
据考证，郑固碑原立于汉代任城县（今济宁市）郑氏家族墓地（原济宁师专）。郑氏家族为汉代任城县的望族，见之于文献及文物资料者已有若干郑姓人物。金元时期，郑固碑被移入任城文庙，当时碑的下部已残，并被土掩于地下。据《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清雍正六年（1728年），济宁人李化鹏在济宁文庙泮池左侧掘土得残石一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月，定海人兰加瑄在济宁文庙取土时，将郑固碑掘出，经对照，方知雍正年间所出残石为郑固碑右下角残掉部分。1929年，济宁县教育局局长王大恕在铁塔寺集资建房五间，将济宁文庙郑固碑等散置汉碑移入，名为小金石馆，俗称汉碑室。1985年，小金石馆交由济宁市博物馆管理。
郑固碑书体端庄典雅，具有结体内敛中紧、横画左右开张的特点。清金石学家万经评价其“笔法坚劲”。翁方纲评其“密理与纵横兼之，此古隶第一”。杨守敬称“是碑古健雅洁，在汉隶亦称佳作”。它与景君碑成为后世学习汉隶的范本。
任城县桥亭记碑
刻立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简称“桥亭记碑”。此碑由清人张弨移至济宁州学戟门之下。1929年，济宁县教育局长王大恕于铁塔寺东侧建房五间，名为小金石馆，该碑与汉碑八种均移入其内。1985年起，交由济宁市博物馆管理。
该碑圆首，青石质地，高230厘米，宽78厘米，厚14厘米，除下部几字稍有残损外，其余均保存完好，字迹清晰。撰文者游芳及书丹者王子言，生平事迹无法稽考。碑文中所提任城县（今济宁市城区）尉裴迥，为河东人，《唐书·宰相世学表》称其官至员外郎。碑额为篆书，刻“任城县桥亭记碑”。正文为隶书，书体端庄遒丽，书势轩昂，神韵飘逸。书者虽不见经传，但其书法艺术的高妙却为后世墨客所称道。清代金石学家王昶称之为“唐碑之佳者”。宋代以降，《金石录》《山左金石志》《济宁州志》《金石萃编》等金石著作都曾对该碑进行过著录、考释。
《桥亭记》碑为山东现存最早的唐碑之一，它详细地记载了任城周围的环境风貌，同时叙述了为迎接唐玄宗封禅泰山而精心修筑的桥、亭。该碑所述桥、亭地望，即今济宁市南郊。
《桥亭记》碑对研究唐代任城城市发展及唐代书法艺术成就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是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
南旺河湖图石刻
汶上县南旺分水龙王庙内原存一段石碑，上刻河湖图一幅。观其残段，原碑应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文字部分，下部为图刻部分，从中间断裂，上部遗失，仅存下部图刻及三五个文字，字迹完整者为“徂”，残存者似为“利”“重”的大半部分。半截残碑1978年移于汶上县文化馆，今存县博物馆。图高95厘米，宽86厘米，详细刻绘了以南旺分水口为中心，上自开河，下至长沟的运河口道，三湖水柜及有关闸渡等。虽因年久风蚀，图刻斑驳，但内容颇丰，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水利史图谱资料。
京杭大运河旧称漕河。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受命疏通运河，采纳白英老人策，筑戴村坝，开挖小汶河，引汶济运，确立了南旺分水口的地位，又浚泉修湖，创立水柜，才确保了漕运的畅通。但因年久积习，疏于管理，于是“吏职旷”而有泥沙“堙塞之患”，“水土平”而有民众“冒耕之患”，“官防碍”而有盗决之患（《重修南旺湖记》）。特别是自正德三年（1508年）以来，“因堤岸倾颓”，“节被豪右占侵”（《南旺湖东界石禁约》），“湖废而运道遂失”。为保证漕运，除加强修浚措施外，并制订章法，“安装图牒以正疆界，昭典宪以慑豪强，饬官联以慎法守”（《重修南旺湖记》）并“勒石纪成”。时有工部都水清吏司管理南旺闸座订事李梦祥绘《南旺湖图》一幅，并与工部尚书兼都察院都御史樊继祖合撰《南旺湖图说》一文，并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五月立石。此碑可能就是当年李梦祥所绘《南旺湖图》。
碑图产生年代当在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至二十三年（1544年）之间。
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钦差漕河兵部右侍郎王以旂通过对南旺湖的多次按考，以济运新河（小汶河）和大运河为界，把南旺湖分段命名。运河以北、济运新河以东，湖面广大，地势渐高，且湖中耸有蜀山，便取名为蜀山湖；运河以北、济运新河以西的湖面，形似马蹄，故称为马踏湖。蜀山、马踏二湖由此始见河渠经传。碑图中南旺、蜀山、马踏三湖均标示分明，据此，碑图当产生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后。
《重修南旺湖记》记述：“西湖环筑堤岸，以丈计凡万五千六百有奇，随堤既开大渠，与堤共长，而湖内纵横复穿小渠二十余道，使相联络引水入漕。东湖以东，地势渐高，无需防遏，止于官民界分，植柳竖石以杜侵冒。”此说与图中所绘西大渠“南旺西湖水隔”及东湖拱排柳树完全相符。
又据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南旺湖东界石禁约》记述：“全湖疆域……周围栽立界石，以防盗耕”“东至太晏桥头界石起，由小河跨运河至秦家旧闸南界石止，计长四十里”。南至秦家旧闸界石起，由山家营跨河西岸至孤柳树西界石止，计长四十里。西自孤柳树界石起，跨运河由弘仁桥西北界石止，计长三十四里。北自弘仁桥北界石起，跨黑马沟，由北岸至太晏桥头东界石止，计长四十里。此圈定范围与碑图绘制范围和地名均相符合，据此证明碑图和《重修南旺湖记》《南旺湖东界石禁约》均属同时期形成。
明嘉靖微山湖中运河管理告示碑
此碑是2009年6月微山县文物普查队在赵庙乡调查时发现的。该碑高147厘米，宽76厘米，厚11厘米，圆首方座，边刻花草纹，左上角断裂。碑阳刻字为4.7厘米见方的楷书，8行，满行23字，共计160字。碑文较为清晰，个别字难以辨认。题碑者应为钦差督治漕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以旂（1486～1553年，字士招，号石冈，江宁人）。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黄河南徙，于河南睢县北野鸡冈决口，由涡河经亳州入淮。兵部侍郎王以旂奏开浚山东诸泉，入野鸡冈新开河道，以济徐、吕二洪漕运。明嘉靖二十年五月，命王以旂督理河漕。碑文是：
钦差督治漕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题。
□新埈昭阳湖赤□湖官地已定立疆界，巡抚都御史会同总理河道衙门严督管河、管闸、解□□等，□恃□□□□治□□□，仍敢恃顽占□□□仍利微□□□□□沮（阻）挠，即便拿问。递年□□□□□□人宫□□□□明懝贓罪。□盗决湖防者，查照漕河禁例为首□□甲□从（充）军，军人犯者徙于边卫。
嘉靖二十年十二月□□日工部都水司主事侯□立石。
1267年元朝定都北京，为了南粮北运，需开通水运航道，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挖济州河，济宁向南疏洸水至鲁桥，再向南疏泗水经南阳至鱼台转东南至徐州（赵庙位于鱼台和徐州之间）。明嘉靖年间，受黄河决堤淤积影响，运河河道被迫向东转移至微山湖东岸。该碑在这里被发现，对于研究湖中运河的历史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昭庆寺唱和碑
昭庆寺在微山县夏镇西北，西依昭阳湖，建筑在一个周长150米的土堆上，原名高村寺，金大定三年（1163年）赐名昭庆寺。寺内大殿壁上，镶嵌着周天球、刘贽的唱和石刻。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夏天，“夏镇新河”开凿，主管记事的周天球与宪使刘贽在昭庆寺饮宴。酒逢知己，不禁作诗应答，助酒兴，畅情怀。
周天球吟道：“破殿余双树，平原剩一丘。萧条龙象圮，清寂驷车留。半偈无僧说，孤尊有客酬。稍令尘目醒，可负化城游。”刘贽和之：“古寺依衹树，清幽近比丘。班荆怜并坐，渝茗得相留。灰劫知无极，怀襄绩来酬。浮生碌碌耳，空作野萍游。”
周天球又吟道：“嘉树阴能合，荒台席更移。风来广漠冷，月出破云迟。对酒难良夜，忘忧得少时。玄言坐相洽，已托使君之。”刘贽又和曰：“落日消炎景，阴从多树移。咽风蝉噪急，翻月鸟归迟。庾亮登高夕，周顒爱佛时。相逢喜同调，微语得深知。”
二人唱答应和，遂成五律四首，周天球趁着酒兴书写下来，挥洒自如，行笔流畅。后人勒石两块，嵌于昭庆寺壁上。
周天球，字公瑕，号幼海，著名书画家，太仓人，徙居吴县，与文徵明是好友，史称“善写兰草，尤善大小篆古行楷，一时丰碑大碣皆出其手”。他在微山县的书迹，还有《薛河石坝记》《漕运新渠记》等。志书记载，《昭庆寺唱和碑》被后世书家评为神品。
圣母池泉碑
微山县两城乡大运河东岸，有座凤凰山，山势高峻，绵延起伏。凤凰山南麓有座伏羲庙，庙后6眼清泉，一年四季泉水上涌，流水不息。其泉名皆与伏羲、女娲有关，如“羲凤泉”“圣母泉”“西龙泉”等。泉边立有8块明清石碑，其中一块碑的碑额题有“圣母池泉”4字，下有碑文，曰：
西龙泉前五十步，平地出水面，南流二十里，至桥头新河至南阳闸，出水入运。
凡阻绝泉源者，照例问发充军；军人犯者，调边卫。
隆庆五年仲夏吉日
钦差提督河道兼理泉闸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刘半立。
此碑圆首，青石质，高1.5米、宽0.6米、厚0.2米。从碑文中知，泉水流向西南，经南阳闸而入运河，任何军民不得断绝、阻碍水流，违者处罚。当时负责河道水利的官员很重视运河水源的保护，以保证运河水源充足，运输顺利。
“安澜门”石匾
石匾长112厘米，高63厘米，厚18厘米，行楷阳文，书法水平较高。据考，此匾原为微山县夏镇东城门匾。明隆庆三年（1569年）新开运河竣工，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在夏镇的运河西岸建城，驻扎军队，保护漕运。工部主事杨信负责筑城，当时仅完成南、北、西三面。由于东面紧挨河岸，因而缓建城门。翌年，余继善接任工部主事，完成东门。至此，城墙四面皆有城门城楼。各城门上镶石匾，东门曰“见泰门”，西门曰“瞻华门”，南门曰“延庆门”，北门曰“拱极门”。后来南、西、北三门没有事故、灾害，只有紧挨河岸的东门不甚安稳，河水涝涸、漕运失事、失盗遭窃时有发生，因而将东门原石匾拆下，更名“安澜门”，意在“仰赖神佑，安定波澜”，以求河道、漕运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