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宁这一文化深厚的地域间，无论是历史、文化、教育方面，还是农、医、工、商、科技等方面的名家名著，不是汗牛充栋可以形容的。此遴选数种济宁人和曾在济宁做过官的名家经典著述，作一简介。
《春秋》
春秋时期孔子修编。《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纪事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根据鲁国史书修撰，以鲁国为主，记录了春秋242年的历史。
《春秋》是孔子基于诸侯纷争、礼崩乐坏、世道衰微、君臣父子名分紊乱的社会现实而作，以此著述警戒乱臣贼子。故《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寓褒贬，别善恶，有深刻的政治寓意。孟子还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通过鲁国史实来表现周朝王道之义。所以杜预在《春秋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史记》载“《春秋》以道义”。《春秋》本着“拨乱世，反诸正”“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原则进行编写，具有针砭时弊、规范世人的意义。《春秋》实际上融入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寄寓着孔子的“微言大义”。
《论语》
春秋战国之际孔子裔孙孔伋领纂。孔伋字子思，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子思之学上承孔子，下启孟子，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子思也成了一代儒宗，光大了孔子的事业。《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结集而成。孔子弟子中，有可能纂辑《论语》者，曾子首当其冲，然而，《论语》记其临终之言，曾子应当未曾主持其事。正如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中所说：“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因此往往认定《论语》为曾子弟子所为。孔子以后，众弟子将孔子言论材料汇聚一起，最后主要由一人进行整理、选辑、编订，这位整理编订者在孔门之中应地位尊隆，还应是曾子门人，符合这种条件的人只有子思。子思纂辑的《论语》，有着清晰的思想主旨和内在逻辑，既符合乃祖孔子原意，又与其师曾子保持一致，还与自己的思想通贯。
《论语》全书二十篇。是记载孔子思想言论的文献典籍，是研究孔子及其弟子的基本资料，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它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
《孟子》
《孟子》一书由战国时期孟子及其弟子记录并整理而成，是中国儒家典籍中的一部，记录了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的治国思想和政治策略。《孟子》在儒家典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四书”之一。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的主要作者是孟子，同时也有诸如万章等孟子弟子的参与。因此，清人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说：“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口授而笔之于书甚明。”
今本《孟子》七篇，东汉应劭《风俗通·穷通篇》、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孟子》有十一篇，赵岐遂以为《孟子》十一篇有真伪之分。他说：“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仿而托也。”由于赵岐没有作注解，《孟子》“外书”四篇后世人多弃而不用，最终便归于亡佚。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给人是仁者的谆谆告诫，《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给人的是侃侃而谈。《孟子》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材料，从文学的角度则对后世散文写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数书九章》
宋代著名数学家秦九韶著。《数书九章》，十八卷，共81题，分为9大类，每类各9题，9题又各立名目。这9个大类是：大衍类，叙述“大衍求一术”；天时类，有关天文历法推算、降雨降雪量的计算；田域类，土地面积；测望类，勾股、重差及其他测量；赋役类，田赋、户税等；钱谷类，粮谷转运和仓库容积；营建类，工程施工；军旅类，兵营布置及其军需供应；市易类，商品交易与利息计算。《数书九章》以习题集的形式成书，并于每题答案之后，以“术”说明解题方法，以“草”说明演算步骤，重点题有图示。
《数书九章》的主要成就，一是提出了“大衍求一术”。秦九韶总结了天文学家推算“上元积年”的经验，推出“大衍求一术”，使一次同余式问题解法成为系统化的数学理论。这中间，“推记土工”“推库额钱”“分粜推原”“程行计地”“程行相及”“积尺寻源”“余米推数”诸题，在工程、籍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比早前的《孙子算经》前进了一大步。“大衍求一术”被称为“中国的剩余定理”。“在欧洲，直到1743年和1801年，数学家欧拉和高斯才对一次同余式进行深入研究，并重新获得了与大衍求一术相同的定理。”二是获得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亦即“正负开方术”。《数书九章》中有20多个需要进行“开方”——求解方程的问题，次数最高的有十次方程。“正负开方术”发展了增乘开方法，完整地解决了高次方程求正根问题，被称为“秦九韶程序”。比西方“鲁菲尼——霍纳方法”早了五百多年。《数书九章》对后世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河防一览》
明代潘季驯著。潘季驯，字时良，明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举进士。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明隆庆四年（1570年）、明万历六年（1578年）、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四次出任总河。他一生主要政绩是在治河上。明万历七年（1579年），曾汇集前后奏章辑为《宸断大工录》十卷，后又依次增减编为此书。
本书十四卷，有敕谕图说、河议辨惑、河防险要、修守事宜、河源河决考，各一卷，辑有关前人河务文字及本人治河奏疏八十篇成九卷。
该书系统阐明他“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水理论，其治黄即治运的思想尤为难得。内中治河篇什，不仅保留了大量原始的治运珍贵资料，还包含了丰富的治黄治运技术的措施，可谓运河文献中的瑰宝。
《山东全河备考》
清代山东济宁道叶方恒撰。叶方恒，字嵋初，号学亭，江苏昆山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山东济宁道。
本书四卷，是其督理山东济宁河道时所辑，专言漕河山东段。首卷《图志》，卷二《河渠》，卷三《职制》，卷四《人文》。汇辑编纂了明代王恕《漕河通志》、王琼《漕河图志》、车玺《漕河总考》诸书有关山东的内容，并略加当时漕河山东段之形势。
《治河奏绩书》
清代靳辅著。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由官学生考授国史院编修。历任内阁中书、兵部郎中、右通政、国史院学士、内阁学士、安徽巡抚，三任河道总督。
本书四卷。卷一为《川泽考》《漕运考》《河决考》《河道考》。卷二为《职官考》《堤河考》及《修防汛地埽规》，并附河夫额数、闸坝修规、船料工值。卷三为靳辅所上奏章及部议文件。卷四为各河疏浚事宜及施工缓急先后之处。其《川泽考》《漕运考》所载，于黄河自龙门以下，至淮、徐注海，凡分汇各流，悉考古证今，颇为详尽。于注河各水及河所潴蓄各水，亦缕陈最悉。《河道考》于临河要地及距河远近分条序载，较志乘更详。堤工修筑事宜，则皆靳辅所亲验，立为条制。靳辅自康熙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凡三膺总河之任，疏议独多。其专以治上河为治下河之策，虽据一时所见，与后来形势稍殊，然而所载修筑事宜，亦尚有足资参考和借鉴的，与张伯行《居济一得》一样绝非纸上空谈。
《居济一得》
清代张伯行著。张伯行，字孝先，晚号敬庵，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康熙进士，曾任河道总督及礼部尚书等官职。此书写于总督河道期间。
本书共八卷。前七卷，论述东河的河道、闸堰、水源，及修筑、疏浚、蓄泄、启闭之法，论及诸水利病，条分缕析，疏证甚为详尽。最后一卷，为河漕类纂，则仅撮其大概，似因伯行督理河工，漕政论述便有所简略。内中三禁、三束、四防、八因诸条，皆为亲历之真知灼见。伯行平生著述，此书最切于实用。
《木皮散客鼓词》
清代贾凫西著。贾凫西，名应宠，字思退，一字晋藩，号凫西，晚年喜说木皮鼓词，自号木皮散客。约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约卒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祖籍山西洪洞，先世于明中叶移居曲阜。生于普通书香人家，但科举仕途却不得意，40岁后才考上贡生，大约崇祯九年（1636年），以明经起为河北固安县副职，后升县令，迁户部主事，又升为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不久被人所忌，便辞归故里。居家20多年间生活闲散，无所拘束，创作了一些鼓词。鼓词是明清时期流行于北方的一种说唱曲艺形式，由一人持鼓板（木皮）边敲边说，边说边唱。贾凫西不仅写鼓词，而且说鼓词。他不仅说于街坊市肆，而且“说于诸生塾中，说于宰官堂上，说于郎曹之署”。由于贾凫西的鼓词不在于歌功颂德，而是嬉笑怒骂，抒发胸中不平，因而受到“亵渎圣贤”的非议、毁谤，以致“不容于乡”，不得不移家滋阳（今山东兖州），死后就葬在滋阳城西牛王村。
贾凫西的《木皮散客鼓词》，现存《历代史略鼓词》和《太师挚适齐全章》两种。主要有揭露封建统治阶级争名夺利，揭露封建社会极端不合理、不平等，揭穿封建传统观念虚伪性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贾凫西的《木皮散客鼓词》，其思想倾向是进步的，对封建统治阶级及其腐朽本质采取批判态度，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因素。艺术上成就独特：叙述历史故事不枝不蔓、剪裁精当，讽刺笔法酣畅淋漓、入木三分，语言亦庄亦谐、宜俗宜雅，有着“字成鬼哭，丝动石破”的强烈艺术感染力。对我国整个通俗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清代著名戏剧家孔尚任曾把贾凫西《太师挚适齐》鼓词和《历代史略鼓词》末尾的《哀江南》曲，几乎一字不差地全部收进了他创作的传奇《桃花扇》之中。
《桃花扇》
清代孔尚任著，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据《桃花扇本末》中他的自述，“凡三易稿而书成”，前后历近20年。第一稿成于石门山隐居读书期间。族兄孔尚则（方训）和岳父秦光仪讲述的南明亡国逸闻——秦淮名妓李香君血溅诗扇的故事，深深触动他开始酝酿《桃花扇》的创作，勾画出剧情轮廓。第二稿陆续成于淮扬治河期间。三年河工时续时停，孔尚任有时间访得一些明朝遗老以及南明遗迹，为写作《桃花扇》积累了丰富材料，也深刻影响到他的民族意识。第三稿成于扬州回京之后。此时的孔尚任对朝廷已经失望，利禄之心日渐淡薄，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桃花扇》创作上，终于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完稿。剧本一问世，立刻引起巨大反响，“时有纸贵之誉”。随后各戏班争相上演，岁无虚日。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津门诗人佟蔗村出资刻板印行了《桃花扇》。
《桃花扇》全剧共40出，分上下两本，各20出。另有“试”“闰”“加”“续”各1出。“试一出”的《先声》和“加二十一出”的《孤吟》，是上下两本故事的引子；“闰二十出”的《闲话》与“续四十出”的《余韵》，加在上下两本之后，是故事的余波。
孔尚任以他的愤慨之笔，尖锐地揭穿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腐朽，成功地塑造了主角李香君虽处于被轻视受侮辱的卑贱地位，却有着纯洁高尚的心灵，美丽聪慧、正直果断、疾恶如仇的光辉形象。《桃花扇》的创作，显然受到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等人“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影响，采用了历史意识强烈的史家视角，将鲜明的爱憎寓于正反人物的描写之中，表达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在艺术上，全剧结构严谨、穿插细密、线索分明、浑然一体；人物与情节主次分明、详略适当，而又密合无间、映衬得宜；以词曲写景抒情，用宾白叙述事实，文情相生、情景交融、辞采缤纷、唱白并妙。总之，《桃花扇》既宜于舞台表演，又可供阅读欣赏，在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一部成就卓越的作品，在我国戏剧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初剧坛上，人们把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长生殿》相提并论，时称“南洪北孔”。
《山东运河备览》
清代山东运河道陆耀撰。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成书，是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一部专著。
本书内容首载山东运河图说四篇。以年表形式记述元至元十六年到清乾隆四十年（1279～1775年）运河工程沿革和主管官员姓名、任职年份；由南至北依次记述泇河厅、运河厅、捕河厅、上河厅、下河厅及泉河厅、沂河厅等河段的河道工程和航运管理，尤其详细记述了峄县至临清间49座单式船闸启闭运用、济运水源、水柜蓄泄的经验教训；元代14名、明代25名、清代14名治运有贡献官员小传；前人论述黄运关系、运河大势、经理漕河、疏浚泉源、清理水柜、南旺大挑、加速漕运等方面著作的系统辑录。
《小豆棚》
清代著名笔记小说家、曾子第67代孙曾衍东著。曾衍东（1751～约1830年），字青瞻，一字七如，号铁鞋道人，又号七如道人、七道士。山东嘉祥人。
笔记小说《小豆棚》，曾衍东在《自苦》中说：“五年笔墨《古榕草》，半世功名《小豆棚》。”是其一生最重要著作。全书共收200余篇短篇文言小说。这些作品，时间上以本朝为主，略及明季遗闻；地域上，则山东济宁一带为多，作者所历福建、广东、湖北、江苏、四川等十数省亦有涉及。材料来源大半得自亲历、亲见、亲闻，少量取自时人记载或前人野史笔记。绝大多数作品为作者所独创，在思想和艺术性上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和时代特点。《小豆棚》所写故事，内容比较驳杂，有揭露抨击时政、反映民生疾苦、反对封建礼教、歌颂纯真爱情、劝世醒俗等内容。此外，《小豆棚》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补正史之不足，有的为古代科普知识等。艺术上，叙述与描写手法有意踵武《聊斋》，刻画人物通过音容笑貌、内心活动、生动细节、典型场景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叙事避平铺直叙，情节腾挪跌宕、妙趣横生，语言简洁优美、生动形象。
第十节 名家名著
在济宁这一文化深厚的地域间，无论是历史、文化、教育方面，还是农、医、工、商、科技等方面的名家名著，不是汗牛充栋可以形容的。此遴选数种济宁人和曾在济宁做过官的名家经典著述，作一简介。
《春秋》
春秋时期孔子修编。《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纪事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根据鲁国史书修撰，以鲁国为主，记录了春秋242年的历史。
《春秋》是孔子基于诸侯纷争、礼崩乐坏、世道衰微、君臣父子名分紊乱的社会现实而作，以此著述警戒乱臣贼子。故《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寓褒贬，别善恶，有深刻的政治寓意。孟子还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通过鲁国史实来表现周朝王道之义。所以杜预在《春秋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史记》载“《春秋》以道义”。《春秋》本着“拨乱世，反诸正”“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原则进行编写，具有针砭时弊、规范世人的意义。《春秋》实际上融入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寄寓着孔子的“微言大义”。
《论语》
春秋战国之际孔子裔孙孔伋领纂。孔伋字子思，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子思之学上承孔子，下启孟子，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子思也成了一代儒宗，光大了孔子的事业。《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结集而成。孔子弟子中，有可能纂辑《论语》者，曾子首当其冲，然而，《论语》记其临终之言，曾子应当未曾主持其事。正如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中所说：“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因此往往认定《论语》为曾子弟子所为。孔子以后，众弟子将孔子言论材料汇聚一起，最后主要由一人进行整理、选辑、编订，这位整理编订者在孔门之中应地位尊隆，还应是曾子门人，符合这种条件的人只有子思。子思纂辑的《论语》，有着清晰的思想主旨和内在逻辑，既符合乃祖孔子原意，又与其师曾子保持一致，还与自己的思想通贯。
《论语》全书二十篇。是记载孔子思想言论的文献典籍，是研究孔子及其弟子的基本资料，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它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
《孟子》
《孟子》一书由战国时期孟子及其弟子记录并整理而成，是中国儒家典籍中的一部，记录了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的治国思想和政治策略。《孟子》在儒家典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四书”之一。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的主要作者是孟子，同时也有诸如万章等孟子弟子的参与。因此，清人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说：“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口授而笔之于书甚明。”
今本《孟子》七篇，东汉应劭《风俗通·穷通篇》、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孟子》有十一篇，赵岐遂以为《孟子》十一篇有真伪之分。他说：“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仿而托也。”由于赵岐没有作注解，《孟子》“外书”四篇后世人多弃而不用，最终便归于亡佚。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给人是仁者的谆谆告诫，《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给人的是侃侃而谈。《孟子》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材料，从文学的角度则对后世散文写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数书九章》
宋代著名数学家秦九韶著。《数书九章》，十八卷，共81题，分为9大类，每类各9题，9题又各立名目。这9个大类是：大衍类，叙述“大衍求一术”；天时类，有关天文历法推算、降雨降雪量的计算；田域类，土地面积；测望类，勾股、重差及其他测量；赋役类，田赋、户税等；钱谷类，粮谷转运和仓库容积；营建类，工程施工；军旅类，兵营布置及其军需供应；市易类，商品交易与利息计算。《数书九章》以习题集的形式成书，并于每题答案之后，以“术”说明解题方法，以“草”说明演算步骤，重点题有图示。
《数书九章》的主要成就，一是提出了“大衍求一术”。秦九韶总结了天文学家推算“上元积年”的经验，推出“大衍求一术”，使一次同余式问题解法成为系统化的数学理论。这中间，“推记土工”“推库额钱”“分粜推原”“程行计地”“程行相及”“积尺寻源”“余米推数”诸题，在工程、籍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比早前的《孙子算经》前进了一大步。“大衍求一术”被称为“中国的剩余定理”。“在欧洲，直到1743年和1801年，数学家欧拉和高斯才对一次同余式进行深入研究，并重新获得了与大衍求一术相同的定理。”二是获得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亦即“正负开方术”。《数书九章》中有20多个需要进行“开方”——求解方程的问题，次数最高的有十次方程。“正负开方术”发展了增乘开方法，完整地解决了高次方程求正根问题，被称为“秦九韶程序”。比西方“鲁菲尼——霍纳方法”早了五百多年。《数书九章》对后世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河防一览》
明代潘季驯著。潘季驯，字时良，明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举进士。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明隆庆四年（1570年）、明万历六年（1578年）、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四次出任总河。他一生主要政绩是在治河上。明万历七年（1579年），曾汇集前后奏章辑为《宸断大工录》十卷，后又依次增减编为此书。
本书十四卷，有敕谕图说、河议辨惑、河防险要、修守事宜、河源河决考，各一卷，辑有关前人河务文字及本人治河奏疏八十篇成九卷。
该书系统阐明他“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水理论，其治黄即治运的思想尤为难得。内中治河篇什，不仅保留了大量原始的治运珍贵资料，还包含了丰富的治黄治运技术的措施，可谓运河文献中的瑰宝。
《山东全河备考》
清代山东济宁道叶方恒撰。叶方恒，字嵋初，号学亭，江苏昆山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山东济宁道。
本书四卷，是其督理山东济宁河道时所辑，专言漕河山东段。首卷《图志》，卷二《河渠》，卷三《职制》，卷四《人文》。汇辑编纂了明代王恕《漕河通志》、王琼《漕河图志》、车玺《漕河总考》诸书有关山东的内容，并略加当时漕河山东段之形势。
《治河奏绩书》
清代靳辅著。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由官学生考授国史院编修。历任内阁中书、兵部郎中、右通政、国史院学士、内阁学士、安徽巡抚，三任河道总督。
本书四卷。卷一为《川泽考》《漕运考》《河决考》《河道考》。卷二为《职官考》《堤河考》及《修防汛地埽规》，并附河夫额数、闸坝修规、船料工值。卷三为靳辅所上奏章及部议文件。卷四为各河疏浚事宜及施工缓急先后之处。其《川泽考》《漕运考》所载，于黄河自龙门以下，至淮、徐注海，凡分汇各流，悉考古证今，颇为详尽。于注河各水及河所潴蓄各水，亦缕陈最悉。《河道考》于临河要地及距河远近分条序载，较志乘更详。堤工修筑事宜，则皆靳辅所亲验，立为条制。靳辅自康熙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凡三膺总河之任，疏议独多。其专以治上河为治下河之策，虽据一时所见，与后来形势稍殊，然而所载修筑事宜，亦尚有足资参考和借鉴的，与张伯行《居济一得》一样绝非纸上空谈。
《居济一得》
清代张伯行著。张伯行，字孝先，晚号敬庵，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康熙进士，曾任河道总督及礼部尚书等官职。此书写于总督河道期间。
本书共八卷。前七卷，论述东河的河道、闸堰、水源，及修筑、疏浚、蓄泄、启闭之法，论及诸水利病，条分缕析，疏证甚为详尽。最后一卷，为河漕类纂，则仅撮其大概，似因伯行督理河工，漕政论述便有所简略。内中三禁、三束、四防、八因诸条，皆为亲历之真知灼见。伯行平生著述，此书最切于实用。
《木皮散客鼓词》
清代贾凫西著。贾凫西，名应宠，字思退，一字晋藩，号凫西，晚年喜说木皮鼓词，自号木皮散客。约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约卒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祖籍山西洪洞，先世于明中叶移居曲阜。生于普通书香人家，但科举仕途却不得意，40岁后才考上贡生，大约崇祯九年（1636年），以明经起为河北固安县副职，后升县令，迁户部主事，又升为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不久被人所忌，便辞归故里。居家20多年间生活闲散，无所拘束，创作了一些鼓词。鼓词是明清时期流行于北方的一种说唱曲艺形式，由一人持鼓板（木皮）边敲边说，边说边唱。贾凫西不仅写鼓词，而且说鼓词。他不仅说于街坊市肆，而且“说于诸生塾中，说于宰官堂上，说于郎曹之署”。由于贾凫西的鼓词不在于歌功颂德，而是嬉笑怒骂，抒发胸中不平，因而受到“亵渎圣贤”的非议、毁谤，以致“不容于乡”，不得不移家滋阳（今山东兖州），死后就葬在滋阳城西牛王村。
贾凫西的《木皮散客鼓词》，现存《历代史略鼓词》和《太师挚适齐全章》两种。主要有揭露封建统治阶级争名夺利，揭露封建社会极端不合理、不平等，揭穿封建传统观念虚伪性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贾凫西的《木皮散客鼓词》，其思想倾向是进步的，对封建统治阶级及其腐朽本质采取批判态度，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因素。艺术上成就独特：叙述历史故事不枝不蔓、剪裁精当，讽刺笔法酣畅淋漓、入木三分，语言亦庄亦谐、宜俗宜雅，有着“字成鬼哭，丝动石破”的强烈艺术感染力。对我国整个通俗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清代著名戏剧家孔尚任曾把贾凫西《太师挚适齐》鼓词和《历代史略鼓词》末尾的《哀江南》曲，几乎一字不差地全部收进了他创作的传奇《桃花扇》之中。
《桃花扇》
清代孔尚任著，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据《桃花扇本末》中他的自述，“凡三易稿而书成”，前后历近20年。第一稿成于石门山隐居读书期间。族兄孔尚则（方训）和岳父秦光仪讲述的南明亡国逸闻——秦淮名妓李香君血溅诗扇的故事，深深触动他开始酝酿《桃花扇》的创作，勾画出剧情轮廓。第二稿陆续成于淮扬治河期间。三年河工时续时停，孔尚任有时间访得一些明朝遗老以及南明遗迹，为写作《桃花扇》积累了丰富材料，也深刻影响到他的民族意识。第三稿成于扬州回京之后。此时的孔尚任对朝廷已经失望，利禄之心日渐淡薄，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桃花扇》创作上，终于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完稿。剧本一问世，立刻引起巨大反响，“时有纸贵之誉”。随后各戏班争相上演，岁无虚日。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津门诗人佟蔗村出资刻板印行了《桃花扇》。
《桃花扇》全剧共40出，分上下两本，各20出。另有“试”“闰”“加”“续”各1出。“试一出”的《先声》和“加二十一出”的《孤吟》，是上下两本故事的引子；“闰二十出”的《闲话》与“续四十出”的《余韵》，加在上下两本之后，是故事的余波。
孔尚任以他的愤慨之笔，尖锐地揭穿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腐朽，成功地塑造了主角李香君虽处于被轻视受侮辱的卑贱地位，却有着纯洁高尚的心灵，美丽聪慧、正直果断、疾恶如仇的光辉形象。《桃花扇》的创作，显然受到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等人“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影响，采用了历史意识强烈的史家视角，将鲜明的爱憎寓于正反人物的描写之中，表达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在艺术上，全剧结构严谨、穿插细密、线索分明、浑然一体；人物与情节主次分明、详略适当，而又密合无间、映衬得宜；以词曲写景抒情，用宾白叙述事实，文情相生、情景交融、辞采缤纷、唱白并妙。总之，《桃花扇》既宜于舞台表演，又可供阅读欣赏，在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一部成就卓越的作品，在我国戏剧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初剧坛上，人们把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长生殿》相提并论，时称“南洪北孔”。
《山东运河备览》
清代山东运河道陆耀撰。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成书，是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一部专著。
本书内容首载山东运河图说四篇。以年表形式记述元至元十六年到清乾隆四十年（1279～1775年）运河工程沿革和主管官员姓名、任职年份；由南至北依次记述泇河厅、运河厅、捕河厅、上河厅、下河厅及泉河厅、沂河厅等河段的河道工程和航运管理，尤其详细记述了峄县至临清间49座单式船闸启闭运用、济运水源、水柜蓄泄的经验教训；元代14名、明代25名、清代14名治运有贡献官员小传；前人论述黄运关系、运河大势、经理漕河、疏浚泉源、清理水柜、南旺大挑、加速漕运等方面著作的系统辑录。
《小豆棚》
清代著名笔记小说家、曾子第67代孙曾衍东著。曾衍东（1751～约1830年），字青瞻，一字七如，号铁鞋道人，又号七如道人、七道士。山东嘉祥人。
笔记小说《小豆棚》，曾衍东在《自苦》中说：“五年笔墨《古榕草》，半世功名《小豆棚》。”是其一生最重要著作。全书共收200余篇短篇文言小说。这些作品，时间上以本朝为主，略及明季遗闻；地域上，则山东济宁一带为多，作者所历福建、广东、湖北、江苏、四川等十数省亦有涉及。材料来源大半得自亲历、亲见、亲闻，少量取自时人记载或前人野史笔记。绝大多数作品为作者所独创，在思想和艺术性上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和时代特点。《小豆棚》所写故事，内容比较驳杂，有揭露抨击时政、反映民生疾苦、反对封建礼教、歌颂纯真爱情、劝世醒俗等内容。此外，《小豆棚》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补正史之不足，有的为古代科普知识等。艺术上，叙述与描写手法有意踵武《聊斋》，刻画人物通过音容笑貌、内心活动、生动细节、典型场景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叙事避平铺直叙，情节腾挪跌宕、妙趣横生，语言简洁优美、生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