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
曲阜市，古称鲁县，周朝时期为鲁国国都，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被西方人誉为“东方耶路撒冷”。
曲阜为亘古风水宝地，据载，三皇五帝等人文始祖均曾在此劳作、生息或驻足，留有诸多遗址、遗迹和美丽的传说。
曲阜古城正南门
春秋末期，孔子出生在鲁国陬邑昌平乡。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在鲁国创办私学，聚徒讲学，传授“六艺”，诲人不倦，传播文化，鲁国俨然成了全国的教育中心。他适齐仕鲁，周游列国，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晚年，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创立了“重仁尚礼”的儒家学说，把中国文化推向一个高峰。
两汉时期曲阜为鲁国都。魏晋南北朝时为鲁郡治。
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诏改鲁县为“汶阳”。自鲁国灭亡改为鲁县，至是年止，曲阜以“鲁”为县名，历时长达833年。开皇十六年，诏改县名为“曲阜”。《尔雅·释名》说：“大陆曰阜。”东汉应劭诠释说：“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这就是“曲阜”名称的由来。
宋代迁曲阜县城至景灵宫附近，并改曲阜县为仙源县，以示纪念黄帝。宋高宗时，金兵入侵，将仙源县治及宫观、庙宇等建筑群及大批珍贵书籍化为灰烬，并恢复曲阜县旧名。
明代正德年间，河北农民起义军刘六、刘七“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数百，县治为墟”。明武宗诏令迁县治于鲁故城西南隅——以孔庙为中心重筑新县城，即现存明故城。
孔子死后，儒家学说从西汉至清末的两千年间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在孔子不断被加封的同时，孔子的嫡裔也一直备受执政者隆崇和优待。宋以前，孔氏嫡裔居住在阙里故宅，自孔宗愿被封为衍圣公始开府立第，以后不断扩建，至清代中期，孔府已成为占地约12公顷、房屋560余间的大型古建筑群落。
孔庙起初是鲁哀公以孔宅为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汉高祖“以太牢祀孔子”，汉桓帝鲁相韩敕以官钱修饰孔庙，才逐步改变了宅庙的性质，使之成为官设的庙堂。后来，历代皇帝多次下诏修孔庙、扩孔林、建孔府，其规模愈来愈大，规格愈来愈高。至清末民初，孔庙形成一个世界罕见的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庞大建筑群。孔庙的建筑既仿帝王宫殿之制，又有着特殊的思想文化内涵。孔子被尊为“至圣”，曲阜自然被视为“圣地”。前来朝圣拜谒的帝王公卿纷至沓来。汉高祖刘邦开帝王亲祀孔子先河，此后，历朝10余位皇帝先后到曲阜祭孔达19次，遣臣代为祭祀196次。而来祭孔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不可胜数，留下丰富的文化遗存。
孔子逝世后，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缅怀，其弟子有的庐墓，有的“各持其方树来种之”，奠定了孔林文化园林性质。其后，随着孔子地位提高和孔氏子孙繁衍，在历代帝王优崇下，林面积不断扩大。孔子后裔不断提高墓葬规格，树碑立碣，建牌立坊，镌造石仪，名士显宦纷纷篆额题文。后人还不断地栽植佳树名木，使孔林最终发展成一个占地183.33公顷、保存树木42000余棵、坟冢十余万个、碑刻4003通的大型人造园林。
曲阜古称圣域贤关，人文荟萃，英彦辈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4处，孔府、孔庙、孔林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曲阜先后被列为中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首批5A级旅游景区之一，成为独具特色的旅游胜地。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曲阜建立了经济技术、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有5个国家的6个城市与曲阜结为友好城市。
邹城
邹城，由古邾国演变而来，为中国儒学发源地。夏代属九州之一的徐州之域，秦朝开始设置“驺县”，历汉、晋、南北朝，及唐初改“驺”为邹，称邹县，沿袭至1992年10月，撤县设市，称邹城市。
邹城市历史文化悠久，峄山上的海蚀柱、海蚀岩穴、凫山顶端的贝壳化石等表明，约在五亿年前，峄山、凫山就曾闪现在孕育华夏大地的汪洋大海之中。3000万年以前，邹城大地就完成了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过程。据考古资料研究发现，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北辛文化时期，先民们就随着历史的演进，从群山环绕、海拔较高的沂水河源头和上游地区，逐步来到美丽富饶、气候适宜的邾娄大地定居下来，在这里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在漫长的艰难岁月中，他们捕捞渔猎，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同时，也与天、地、野兽进行着艰苦的斗争，用双手和智慧不屈不挠地征服着、改造着自然，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远古文明，推进了人类的进化和社会形态的发展，同时也为后人、为这块土地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存。从母系氏族社会，到夏、商、周三代，从春秋战国到先秦两汉……六七千年来的史迹绵延不绝。邹东凤凰山下，邹西凫山之巅，城南峄山前后，城北岗山脚下，都曾发现原始人留下的石刀、石斧、石铲、石纺轮等生产工具和陶鼎、壶、罐、骨针、骨锥、蚌刀等生活用具。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就达20余处。《尚书·禹贡》中有“峄阳孤桐，泗滨浮磬”的记载；《诗经·鲁颂》中有“保有凫峄，遂荒徐宅”的诗句。“峄”“凫峄”就是现今邹城市的峄山和凫山。
邹城是孟子故里，历史文化遗存丰富，1994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邹城是一块圣贤辈出的土地，她既孕育了中国的“至圣”孔子，又孕育了“亚圣”孟子，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儒家文化，素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的称誉。在我国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孟母，三迁择邻，断机教子，不仅培育了“功不在禹下”的历史文化巨人孟子，而且带动邹城相沿两千多年的办学之风，民以品学为荣，故而英贤辈出。开明国君邾文公，忧国不嫁的漆女，“一经传家”的西汉父子丞相韦贤、韦玄成，“凿壁偷光”刻苦好学的经学家、西汉丞相匡衡，“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主张社会进步的思想家仲长统，魏晋时期抗击匈奴的杰出军事家唐彬，文武兼备、尤通经史的西晋安北大将军刘宝，魏晋名医、医学名著《脉经》的作者王叔和等，都是这块土地培养出来的大贤巨擘。明清时期全县有知名书院10多所，其中创办于宋庆历三年（1043年）的尼山书院和创办于元元贞元年（1295年）的子思书院全国知名。文物古迹众多，现存各类文物古迹300余处。
济宁
济宁是著名的“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现辖兖州、曲阜、邹城、微山、梁山等12个县市区、1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1个省级旅游度假区，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830万。从现今市域来讲，济宁是“孔孟之乡”，仅说济宁城则就是“运河之都”。
济宁，夏商周时期为任国。西汉时置任城郡。东汉时仍置任城国。三国时改为任城郡。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年），复改为任城国。东晋时，置任城郡。南北朝时，置高平郡，任城属之。宋永初元年（420年），任城并入亢父县，属高平郡。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复置任城郡。隋唐时改为任城县。宋时，废济州置济阳郡，后又改为济州，治于巨野。金时，天德二年（1150年），济州治所由巨野迁驻任城县城。元时，至元八年（1271年），济州升为济宁府。至元十六年（1279年）济宁府升为济宁路。
济宁新世纪广场
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为济宁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条件。济宁地势较高，为运河全线制高点，直接决定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与否。为确保运河与漕运畅通，元、明、清三朝都把全国治河最高管理机构设在济宁，设督建衙，号令运河全线。济宁由此而形成中国运河之都，其建置由府升路。虽然为路，但对于号令运河全线来说，或许仍显其力度不够。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十月，朝廷于济宁设立中书省分省。当时的中书省辖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和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称为“腹里”，即京师的核心拱卫圈。于济宁置中书省分省，足见元代朝廷对济宁运河的高度重视。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十月，济宁分省置兵、刑、工、户四部，俨然京外“二朝廷”，为运河沿线其他城市所不及。正是在元代朝廷的高度重视下，济宁的政治地位、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高，逐步发展成为鲁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在运河全线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
济宁作为运河中枢，凡“贸易于两涯于三吴者，联樯大舶，必驻济宁”，到明代中叶，已发展成一座“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对外贸易的沿运七大商埠之一。万历年间州人陈伯友曾记道：“济当南北咽喉，子午要冲，我国家四百万漕艘皆经其地。士绅文舆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者，又鳞萃而猬集。即负贩之夫，牙侩之侣，亦莫不希余润以充口实。冠盖之往来，担荷之拥挤，无隙晷也。”
清朝以后，悠悠济宁城，百业兴盛，市面大千，“冲繁遂甲山东”（据《山东通史》）。商品经济的繁荣，“吸引了大批外商及官僚缙绅侨寓此地，或经商，或游玩，从事各种活动。所以，到了乾隆末年，城市人口已达10万以上”。人口的激增，又促进了消费和城市的发展。街道与民居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而增加，生活环境亦因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而提升。青堂瓦舍、楼台亭榭与寺庙古刹互为衬托，园林花圃、学堂文苑、书棚戏院与酒楼茶馆、门坊楼阁竞相生辉……每一条街巷的名字几乎都与运河相关联，每一条道路都显现着运河文化的特色。官衙顺街而建，寺院面河而立，民居傍水而筑，各具特点，风格迥异。特别是那些富有江南风韵的民居与园林的兴起，使济宁的“运河之都、江北苏州”之美誉声播遐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