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地区为儒家文化发源地，人们向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然而，随着大运河的贯通，燕赵、秦晋、荆楚、江浙等外地文化被传播到济宁。以儒家文化为特征的济宁人，对来自全国各地带有各自本地区、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客商们友善相待，友好交往，正可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由于民族传统的不同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本地人在与外地人的相处中，或许在语言交流、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着相互不太适应的问题。但是，作为不同形态而又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相遇，不但没有发生对抗性的冲撞、抵触或排斥，而是产生相互渗透与交融，即人们在不否定传统文化的前提下，经过一定的磨合，不断吸纳融会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学习借鉴外地客商先进的生产、生活、交易等行为的方式方法。久而久之，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约定俗成了一定的模式和概念。于是，运河文化便产生了。
众所周知，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主要作用于人们的意识形态。运河文化则是以传统文化为母体，吸纳融会外来优秀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兴文化，主要作用于人们的社会行为。但是，从精神与物质、意识与存在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说，两者确又存在一些可比的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我们不能不佩服古圣先贤们随顺自然的大智慧，我们不能不感恩传承并留下传统文化的中华祖先们。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且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必定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也必然地存在一些保守、落后的东西。比如，传统文化极力推崇守旧，主张“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等；传统文化在义利观方面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抑制百姓通过商业或其他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传统文化“重义轻利”，忽视经济，主张“文不经商，士不理财”，从而抑制个性，压制思想自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京杭运河贯通济宁，始于元、兴于明、盛于清。济宁商贸业的发展恰与运河的通航状况同步。商贸业兴盛之初，人们或许仅将其视为新生事物。当商贸业进一步繁荣，为济宁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进而促进城市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之时，人们便将此现象称为运河文化现象。运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与运河的通航状况和商贸业的兴盛过程呈正比地同步发展。运河文化从京杭运河贯通济宁的元代开始出现，到清末基本形成，仅有数百年时间，为十分年轻的带状文化形态。也许正因其年轻，才思想新、观念新，少有传统文化中的那些因循守旧、封建落后的因素，充满了朝气与活力。运河文化形成较晚，且以资本主义幼芽即将破土萌发的时代为背景，所以，运河文化的核心是发展商品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是沟通、交流和创新。
运河文化虽然内含传统文化的基因，但其毕竟是在吸纳融会了其他地域先进文化之后而生成的一种活力四射的新的文化形态。当运河文化悄然走来之时，本地固守的传统文化不得不退却几分。在充满浓重商业气味的运河文化面前，不愿墨守成规的人们、不甘于贫穷落后的人们、不安于农桑现状的人们和追求思想解放、追求富裕生活的人们，逐步接受了它、选择了它。“重义轻利”等一些旧观念被打破，“文不经商，士不理财”等一些旧信条被抛弃，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因河兴商，因商兴市，济宁人在实实在在地享受着运河文化的实惠。皮毛业、烟草业、酱菜业以及各种各样的日用器具制造等手工业蓬勃兴起，以生产更多的商品参与社会交流，从而吸引了大批外地客商前来批购。商品经济越是发展，从业人员就越是增加。从自然经济中解脱出来的人们，生活日趋富裕，购买力逐步增强，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城市繁荣的基础。
清朝末年，随着商业性农业和加工业的发展，济宁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以烟草种植和加工业而发达的济宁地区，“其出产以烟叶为大宗……西客（指山陕商人）利债滚剥遍天下，济宁独不能容，贫农之财不外出，宜其殷富也”。
商业和商品生产带来经济变化的事实，使运河文化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了一定位置。这一点，济宁人清楚，那些财大气粗的秦晋商贾富豪们更清楚。清乾隆年间，他们在东昌府（今聊城市）东关建造的山陕会馆的殿堂上，竟然堂堂正正地悬挂出一幅这样的楹联：
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
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读春秋
济宁与聊城为沿运的两个相邻城市。楹联出现在聊城，但却代表了包括济宁在内的驻足山东沿运各城市的秦晋商帮们的心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此楹联并未惹恼众多的儒学尊崇者和孔夫子家乡的乡党里仁们，或者说人们竟然予以默认，任其堂而皇之地悬挂至今。这到底是为什么？
无独有偶。在会馆内祭祀财神的一座配殿上，还铭刻着另一副楹联。联曰：
位津要而掌财源万里腰缠毕至
感钱神以成砥柱千秋宝载无余
楹联的观点多么鲜明，可谓一语中的。两相对照，其意不言自明。通过这两幅楹联，足以看出秦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差异。就社会形态而言，封建制较之奴隶制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制度，而集中代表了封建阶级利益的儒家文化，则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只是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即将破土之时，儒家文化才显得不那么适应了，特别是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物质文明来说，所起到的作用远不如运河文化那样大。当然，运河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融汇了包括齐鲁文化、江浙文化、秦晋文化等多种文化成分在内的多元兼容性文化。但是，运河文化的形成，绝不是多种文化成分的等量相加，而是有条件、有选择地渗透和融会。明显的事实是，在多种文化渗透、融会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占了本地传统文化的上风，革故鼎新、创新发展的理念占了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等旧理念的上风，商业文化占了礼仪文化的上风……总之，运河文化的出现，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是社会变革之前奏，更是人们更新观念、寻求美好生活之选择！
在运河文化的推动和影响下，济宁的工商业获得长足发展，经济大振，既富裕了当地百姓，也为封建政权增加了财政收入。据《元史·食货志》载，元文宗（1328～1329年）时，在中书省21路和7个直属州中，上缴国库商税额超过1万锭银子的7路，其中济宁路的商税额为12403锭4两1钱，居第4位。这是一个令人刮目的位次！
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为历史上的济宁提供了对外开放的条件。它不仅促进了国内各区域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促进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不仅是中外经贸往来的桥梁，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在往来如梭的大运河上，各国来华的使官、旅行者、传教士等，多在此系缆停泊，济宁也同沿运的其他城市一样，汲取并融汇着南来北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迅速地崛起和繁荣起来。
马可·波罗像
元代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世界上许多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僧侣来中国求学求法，同时，中国的文人、僧侣也前往他国游历学习，中外交往一度频繁，东西方文化也因此得以融合与渗透。
元代来中国的外国旅行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身为巨商的父亲和叔叔曾在元至元三年（1266年）到中国并见到了世祖忽必烈。他们回到威尼斯后，带回了关于东方和中国的种种见闻，令马可·波罗为之向往。元至元八年（1271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来到中国，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之旅。在中国期间，他曾先后担任枢密副使、淮东道宣慰使、扬州总督等职。他精通中国文化，曾游历了包括济宁在内的中国沿运河许多城市，每到一地，总要考察当地的风俗民情、物产资源等。回国后，马可·波罗把自己在中国的见闻著成《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书中详尽地记述了关于元代运河的状态，包括运河的运输、沿岸城镇、风俗民情、经济状况等，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沿运城市的繁荣景象，把元代初期的中国介绍给了西方国家，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此书也为我们今天研究运河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又一位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从威尼斯来到中国，在广州登陆后，由泉州至福州，再由福州经仙霞岭，下钱塘江入杭州到金陵（今南京），从扬州沿运河北上经济宁等城，最后到达汗八里（今北京）。一路上，他对京杭运河沿岸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作了调查。中途，鄂多立克“沿澄清的水道旅行”，经江淮运河、会通河，8天后到达了济宁。济宁当时是丝织业的商埠，盛产丝织品，还有许多其他商品。这一切，都在他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一书中，作了生动的描述。鄂多立克还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中，记述了沿运各城市的概况，并述及风俗、地理、经济等，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运河文化史料。
明代，朝贡使者往来于运河之上，留下了许多文化交流的佳话，如浡泥王、苏禄王、古麻剌郎国王等，他们向慕中华文明，苏禄王亲自率团来华朝贡，最终长眠于中华大地。明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华沿运河传教，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介绍到中国，使中国人首次接触到西方的先进科技。这种交往从明清至民国一直延续着，对沿运河区域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他出生于意大利玛塞拉塔城，19岁进入罗马学院，并加入耶稣会。利玛窦学识渊博，不仅通晓哲学和圣经典籍，在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娴熟希腊文和拉丁文，精于数学、天文和机械制造，而且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并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数次通过运河进京，经过一番波折最后才获得传教的合法地位。为了打开在华传教的局面，利玛窦提出了“科学”与“儒学”并举的间接传教方式，他身着中国的“儒服”，在风俗习惯、饮食起居、谈吐举止等方面都仿效中国人。他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把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介绍到中国来，使中国人首次体味到西方科技的进步，从而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同时，他还是介绍西方数学到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再次来中国，由广州登陆，转运河北上，在济宁恰遇正北游通州途中的著名思想家李贽，他们是旧时的忘年之交。74岁的李贽与漕运总督刘东星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进行了思想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这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着详细而生动的描绘。
与利玛窦一样，一些为了宗教而不远万里来中国的传教士，随着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入，他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翻译介绍到西方，使中国的儒家思想、政治制度、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伦理道德等逐渐为西方人所了解，并对欧洲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来中国的日本勘合贸易使团的成员，正使、副使、居座、从僧都是从京都五山的僧人中选任，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另外，也有一些文人随贡船到中国来学习、游历和从事文化交流活动。他们由宁波到北京，全走运河水路，济宁境内的名胜古迹和沿运河重镇是他们时常驻足的地方。正德年间担任日本勘合船使节的著名佛僧了庵桂梧、嘉靖年间朝贡使团的正使策彦周良等人都曾数次路经济宁；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二十八年（1549年）两次率团入明朝贡的策彦周良，皆由宁波登陆，沿京杭运河北上进京，再原路返回，途中多次登岸游览各地文物古迹，在济宁曾多次游历南旺分水龙王庙、太白楼、浣笔泉、南池、观澜亭等名胜。归国后，了庵桂梧撰有《壬申入明记》，策彦周良撰有《初渡记》《再渡记》，均以日记体形式详细记录了遣明沿途的一切活动及所见所闻，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策彦周良的《初渡集》和《再渡集》中关于山东运河及沿岸城市景物的记载，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与喜好，显现出日本文人良好的儒家文化修养。作为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他承担着那个时代赋予他的重任，汲取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在运河沿线留下了日本文化的影响。此节选策彦周良途经济宁时的一段日志如下：
十六日辰刻，拨船。未刻，住沙河驿，舟行三十里，晡时下廪给。亥刻，乘月开船，船路四五里而超闸，泊于兹。今夜，梦天用和尚及江心文友、元明永公、大器琏公。又少焉，梦祝英尊君，时爱两雉雏，又梦吉田宗忠并室。
十七日巳刻，开船。船路二十里而有闸，故泊于中流，时酉。今夜，梦先师心翁和尚，又梦祝英君。
十八日辰刻，开船。船路十里而止，盖以处处多闸，且又水浅也。今夜，梦祝英，又梦骏河菊首座。
十九日寅刻，开船。巳刻，住鲁桥驿，舟行二十五里。午后，打廪给口粮。酉刻，开船，船路十里而有闸，故泊于此。
二十日卯刻，鸣鼓解缆，舟行少许而有新闸。戍刻，住南城水码驿。舟行五十里，闸多水浅，故迟了。
二十一日天气暄佳。赴正使和尚小斋之请，三英亦从尾。正使和尚为萱堂德林大师，见请斋之次，有烧香妙伽陀。谨依高韵云。
人间荩木偶篘灵，明不是明冥不冥。
何用斋僧涉饶舌，松风江月大乘经。
酉刻，下廪给口粮，即刻，携三英、宗桂上岸，登太白楼。在城之南门。有小门，门楣揭“谪仙楼”三大字。入此门则移步少许而有楼，面于南，横揭“太白楼”三大字。楼上按太白像，像上有额，书以“意不在酒”四字。又有诗板，诗曰《登太白楼》：
闲访谪仙迹，危楼瞰水边。
探奇东鲁地，省昝夜郎天。
饮酒欣佳益，承恩羡少年。
骑鲸声息断，徒负月华园。
沣阳李如圭。
《济宁游浣笔泉》：
济上清泉地，名贤自昔游。
豪吟须浣笔，纵饮却登楼。
树色千村暮，烟光一涧秋。
野亭聊寓意，怀古有余愁。
大明嘉靖丙申（按嘉靖十五年，1530）夏月吉旦，副都御史沣阳李如圭。
又楼中有“壮观”二大字，白字也，乃太白所亲书也，尾有“太白”二字。予偶哦谢眺“青山太白楼”句，以追怀故事。又自楼上下瞰，则有泉水，所谓“浣笔泉”乎？今大人营山庄。门揭“观澜亭”三大字。又有“重修太白楼记”，今匆勿不得写之。大光见惠山蓣一笼。
二十二日斋前，同大光赴混堂，门左右有“香水混堂”四字。又浴室额揭“香汤池”三大字。浴后，又登太白楼以极目，兴味有余。所恨与乡友不同此兴。
登太白楼二绝句：
一
流水绕城城绕流，李公此地昔曾游。
有何面目对遗像，不酒不诗空依楼。
二
夜郎京洛两茫茫，醉里乾坤到处乡。
纵倒银河酿成酒，终当不满翰林肠。
申刻，开船，船路十八里而泊于中流。日已晡，夹河有人家，前程长堤有盗贼之患，故歇于此。子刻，鸣鼓解缆。夜将曙之顷，梦侍前细川常恒大禅定门之座侧。又少焉，梦天用和尚、祝英尊君。
二十三申刻，住开河水驿，舟行七十里。今夜，梦祝英尊君、琏公侍史，又梦家兄筑前守。
二十四日巳刻，拨船。申刻，住安山水驿，舟行九十里。
明成化四年（1468年）来中国的贡使中，有一位日本室町时代最著名的水墨画家小田等扬，号雪舟。他仰慕中华文明，有时以杨为姓，自称杨雪舟、杨知客等。他于明成化四年（1468年）随天与清启为正使的朝贡使团来到中国，则“漫游齐鲁之间”，潜心钻研中国宋元以来的水墨画技法，结识了不少中国诗画名家。回国后，他在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创立了云谷画派，成为日本水墨山水画的一代宗师。这些日本文化人士在济宁期间受到地方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也深受儒家文化和运河文化的熏陶，对他们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促进两国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高丽官员崔溥，时任推刷敬差官，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济州，次年正月初三奔父丧乘船返里时，遭遇飓风，一行四十三人漂流海上，十七日至我国浙江台州附近登陆。因语言不通被疑为倭，后辗转被官府派员由运河转送至北京。三月初七日进入运河山东段，并航行十多日。回国后，承王命将自己的经历撰写成书，名为《漂海录》。书中有关济宁的内容虽然不多，但却也涉及一些如社会状况、文化风情、运河工程等方面的情况。
明朝某年，交趾国（今越南）一使臣去京朝贺，回程过济宁曾留有一碑，船至南阳镇停泊，又丹书诗碑一幢，诗曰：“尝闻书法入中华，新明殿试及师家。魑魅魍魉鬼吹灯，三僧何处是天涯。”据说此碑现珍藏在南阳镇一农户院中，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清朝建立之后，顺治十二年（1655年），荷兰使团来华朝见清朝开国皇帝，他们自广州北上，转运河而去北京，使团书记员约翰·尼霍夫把沿途的所见所闻，写进了他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一书中。他乘船沿运河来到济宁，“六月十三日，使臣阁下在济宁州过夜。……这个城房舍叠栉邻比，并有二座高塔。河两岸的郊区一望无际，人烟稠密。此处还有二道大水闸，闸水时深达六尺。这里所有的客栈和茶馆都拥有自己的戏旦来取悦顾客，顾客只需付六七文日本钱就可以坐着整天看戏”。
康乾时期，来自东南亚暹罗（今泰国）、苏禄（今菲律宾）和琉球（今日本冲绳县琉球群岛）等地的外交使节曾多次到北京朝贡，走的仍是明代外国使节进京的传统路线，在运河沿岸城市均受到当地官府的热情接待。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琉球国使官阮大鼎率众乘船沿运河北上，朝贡京师。返回途中，于3月5日卒于德州。属下都通事（即翻译官）魏献兰奏请乾隆皇帝，要求将阮大鼎葬于济宁，便于以后贡使往来省祭。乾隆应允，拨棺木银二十两，遣官致祭，护棺沿运河至济宁，于济安台以南择地一亩三分五厘，由济宁知州宋宗夏主葬，4月12日立石。此墓一直到清末尚在，后因战乱频至，水灾荡涤，终消失无痕。
所有这一切，都在运河岸畔的济宁留下了鲜明隽永的印记，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千年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