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业空前繁荣，是济宁运河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济宁为大运河“水陆交汇、南北冲要”的咽喉之地。京杭运河改道济宁并全线贯通后，作为运河中枢，凡“贸易于两涯于三吴者，联樯大舶，必驻济宁”，呈现出“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城之下”的商业繁荣兴旺景象。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商小贩们纷纷抢滩济宁市场，进行物资交换、商品贸易、劳动力的等价交换、技术交易等。在外地客商的带动和影响下，济宁人也纷纷走进商场，或经商，或务工，“江淮货币，百货云集，其民务为生殖，仰机利而食，不事耕桑”。大运河昼夜不息，流淌的不仅是水，更重要的是人流、物流、资金流、文化流和信息流。大运河如此川流不息，融南汇北，生生不息地激活了济宁市场，直把济宁的商贸业推向空前之兴盛，创造并繁荣了商业文化。
济宁，盛唐时曾是“万商往来，四方绵历”的繁华闹市。到北宋，商业依然繁荣，每年税额达5万贯左右。此后，由于长期的战乱和灾荒便逐渐衰落。元代会通河沟通了京杭运河，济宁商贸业又重新得以振兴。在元文宗时（1328～1329年），济宁路商税额即达白银12403锭，成为中书省21路和7个直属州中商税额超万锭银子的7路之一，居第四位。据《明史》记载，到明代中叶，济宁就已发展成一座“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江淮百货云集，多贾贩，民竞刀锥，趋末者众”的商业性都会。此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济宁的城区也不断扩大，在城南靠近运河码头一带，又形成了周围长达16公里的郭城商业区。其间，店铺林立，市肆栉比，“其居民之鳞集而托处者不下数万家，其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江淮、吴楚之货，毕集其中”，是全城商贸的中心。作为转运贸易的主要码头，济宁是鲁西南地区最大的商货集散地。据万历《兖州府志》载，当时兖州府地区所用的商品货物，毕由济宁转输而来，“江南之材，从河入漕；山西之材，从沁东下，由济濮故渠入漕……总之，服食器用，鬻自江南者十之六七”。而鲁西南生产的煤炭、棉花、梨枣、毛皮、药材、粮食等也都运集济宁，通过运河转输江南等地。对于济宁城市的商贸状况，万历年间州人陈伯友曾记道：“济当南北咽喉，子午要冲，我国家四百万漕艘皆经其地。士绅之舆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者，又鳞萃而猬集。即负贩之夫，牙侩之侣，亦莫不希余润以充口实。冠盖之往来，担荷之拥挤，无隙晷也。”从中可见济宁商贸之盛况。
明清之际的战乱之后，济宁商贸业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和发展，规模与繁盛程度大大超过明代。据《济宁直隶州志》记载：乾隆年间，济宁南门里大街和大闸口一带，“百货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经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商户发展到上千户，大的行栈店铺有三四百家，从业人员达万余人，经营饮食服务等业者也不下万人。州城内外，通衢要道，运河、越河两岸，行栈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场繁荣，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两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近百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工商业大城市之一。运河两岸铺面作坊鳞次栉比，商会牙行竞相争市，戏楼酒馆灯红酒绿，商贸业的兴盛繁荣景象为历史之空前。
济宁老南门里大街
清乾隆时期，济宁的工商贸业更加繁盛。据乾隆间《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济宁城里属于工商专业化的街衢即有竹竿巷、粉坊街、纸坊街、炭沟街、糖坊街、打绳巷、打铜巷、曲坊街、油篓巷、烧酒胡同、船厂街等不下三四十条。出入济宁所见是“南船北马，百货萃集，人物殷实，繁华之司，浸淫乡里”。仅“本大货多”的行业就有“十八行”，所征课税银“一千二百一十八两有奇”。此时济宁城内有大小布店25家、绸缎店21家、药店4家、竹木铺14家、杂货铺35家，仅以店铺的商税银即达7900余两，为康熙时的6倍。至嘉道时期，烟草、皮毛、铜器、竹器、杂货、布绸、粮食、煤炭、药材、酿造、茧丝、车辆等都是济宁著名的颇具经济实力的工商行业。
粮食业。此业在济宁商贸中最为兴盛。明清以来，由于交通便利，四方粮贩来此集散，大粮行达36家，从业人员不下千人，加上一些小型行栈，其资本占城区商业总资本的35%。粮行分河市、旱市，运河西岸的坝口为河市，较大粮行9家，日成交上千石。散布于西关、北关、东关、大东关的20余户为旱市，规模均较河市粮行小。
烟草业。道光时济宁从事烟草加工业的有6家，雇佣工人4000余名，“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加工出的烟草制品，遍及全国各大主要市场。
药材业。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济宁裕茂等4户药材行栈被赐为代给国家收缴俸禄的商号后，名声大噪，各地药商纷纷前来经商。从乾隆以后，济宁逐渐形成鲁西南地区药材集散中心，城内有药材行栈百余家，零售药店50余家，经营来自全国各大药材市场的药材，每天经销多达几十万斤，是全国十大药材市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济宁药材业依然繁荣。行栈有钱记、周豫公、恒源、洪太、信诚、瑞记、德兴，店铺有天德堂、广育堂、济仁堂、世宝堂、赞育堂、保合堂等，计105家。
酿造业。这也是济宁颇具实力的行业。建于乾隆年间的玉堂酱园，到道光年间已是拥有作坊300余间、雇工三四百人的大型手工工厂了。资本也由嘉庆年间的白银1000两增至30万吊（约合银10万两）。所产酱菜、酒醋、油品除经销本地外，还远销京师、直隶、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数省。辛亥革命后，济宁城区又出现一批酱园。1925年，济宁有资本万元以上的酱园两处，周围各县区小酱园不下百余户。到1943年，济宁共有酱园21户，较大者有马泰盛、福源、庆泰、公聚长、顺兴酱园等。
杂货业。其在鼎盛时期有120家。杂货业有行栈批发、零售和果品店、海味店之分，经营商品主要是来自外埠的红白糖、江大米、纸张、海味、调料及迷信品，并兼营土产、干果等。零售店设有作坊，经营糖果糕点。批发行栈，年经营百多万元（银币），成交额大，与外埠结算一般都是通过银号汇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城区内的杂货行栈有东隆昌、复聚长、协盛、庆和、同聚、同孚、同德、和顺、德大恒，杂货铺有振祥、春茂，果品店有如葆、兰芳斋、宝康、衡康、四美、金昌、公茂、马大兴，海味店有三如、玉和、合盛和等，共计120家。
绸布业。主要为绸缎、棉布（细布和土布）两市。土布市设在慈灯寺，细布市在大闸口河南岸。绸缎业多为坐商，批零兼营苏杭及潍坊、周村丝绸和由沪、津、青等城市输入的布匹。棉布业以经营嘉祥、菏泽一带农村土纺土织的鲁锦为主，除少数布庄收购外运外，当地销售主要由为数众多的摊贩经营。布业兴盛时，绸布店39家，摊贩上百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著名的字号有魁顺、增基、大纶、同昌祥、麟祥、振泰等。
北果业。分为北果行和北果商店。北果行，最早的可追溯到明代，起初10余家多为枣行，尔后有花生行、干果行、瓜子行、糖稀行等，发展到75家。经营商品来自鲁中、鲁西及苏北，远销京、津、江、浙，并大量出口。年成交量，花生、瓜子、大枣在五六十万公斤以上，山楂、耿饼二三十万公斤，其他品种也在几十万公斤不等。北果商店零售兼少量批发，除摊贩外，大小店铺亦有几十家。著名的行栈有长庆公、利通、旭昌、宝丰盛等，著名的店铺有四合公、长兴、广兴、鼎利公、厚昌、义太祥等。
茶叶业。茶庄最早出现于明代，20世纪中叶仍有30多家，多在运河两岸。茶叶店散布于市区各主要街道，如明末赵树屏家的茶行，除供应本城消费外，近销至鲁西南各县，远销至济南、天津、唐山等城市。天吉茶店的顾客多来自北路的泰安、莱芜、淄博一带，批发兼零售。还有朱润斋经营的庆和公茶行、陈文朴的复裕茶行、姜履卿的源和原茶行、李继茂的茂盛祥茶行、刘润东的源和茶行、马建泉经营的德记茶庄，振兴、永贞、如一、森记、六合、信盛、元大、鼎丰、锦春、永祥、北天兴、东天兴、乾兴等茶店。较出名的茶行有28家之多。
陶瓷业。共分土陶和瓷器两类销售。土陶多在街头摆摊，精细瓷器多由较大店铺经营。瓷器店多设在大闸口河北及小闸口河东一带。新中国成立前有刘瑞兴、庆昌祥、大同、振记、瑞昌、合记、德兴昌、庆大昌等37家。
食盐业。清朝时，济宁州属额引35258道，后减为26442道。其经营方式采取凭引分片开设盐店，城区盐店约10处。20世纪30年代前，食盐业除零销外，批发由官商合办，称“盐公店”。济宁的食盐主要运销苏、鲁、豫、皖边界各县。
商业文化的特性是商品流通与交换，农业文化的特性是生产。大运河贯通之后逐步兴起的运河文化，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农业文化之中融进了商业文化，这主要表现在棉花、烟草、林果业生产的商品化，以及建筑在农业商品化生产之上的棉、丝纺织业及其他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等方面。农业、手工业生产商品化发展的结果，使商品经济不断增长，而商品经济的发达，则是导致自然经济瓦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因而可以这样说，商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融合，在当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济宁运河文化先进性的本质所在。
济宁运河文化的先进性，是其以开放的姿态、虚心的态度，学习吸纳各地文化精华的结果。正是在先进的运河文化的影响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传统封闭的农业自然经济被打破，商品经济大发展，孕育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昭示着社会生产关系势必发生变革。“本业抛农务，群情逐贸迁，刹蓝多用染，屑草半为烟”，形象地描绘了在商品经济推动下，济宁经济奇迹般地发展，也透视出了萌发中的资本主义幼芽。
《山东通志》载：在济宁直隶州，乾隆五年，“黄孙康雇孙四种园，每月工价小钱二千文，并无文约，系属短雇”。清末民初，玉堂酱园发行了自己的钱票，济宁电灯公司发行起自己的股票。由此证明，当年的济宁经济社会，确已萌发了资本主义的幼芽。但是，由于当时封建的生产关系仍然占有主要地位，在资本主义萌芽所出现的生产单位里，封建势力大量存在，使得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生产，仍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又由于封建统治者对资本主义萌芽进行无情的摧残与打击，致使其发展异常缓慢。尽管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毕竟是济宁社会经济中的新因素。它的出现，标志着济宁封建经济已逐步走向缓慢解体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