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封建国家实施南粮北运，解决王朝官兵的粮食供给和国库存储的重要措施，也是封建国家巩固政权、维护统治的需要，同时反映了作为封建国家政府行为的特征。
自元代开浚会通河，江南漕船经山东运河可直达通州算起，至清末宣布废弃漕运止，元明清三代相继推行漕运制度前后绵延500多年。地当“南北之冲”的济宁，堪称“南控徐沛，北接汶泗”的“河渠要害”之地，济宁运河运输业因此而兴盛繁荣达500多年。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命脉，运河在历代漕运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这条当时唯一的南北运输大动脉，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南北（包括东西）物资大交流，密切了全国市场的联系，促进了古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同时加速了内河与海上交通的发展，推动了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
会通河开通之时，便是南北漕运之始。当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朝廷决定开挖济州河时，同时决定在济宁设置“汶泗都漕运使”，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又立都漕运司于济宁鲁桥。济州河开通后的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朝廷“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每年经济宁运送漕粮达30万石。但因水浅舟大，“恒不能达”，“更以百石之舟，舟四人，故夫数增多”，因而元致和元年（1328年），又“增济州漕运司军二千人”。至此，元代在济宁一地就设置漕舟3000多艘，役夫、运军共14000多人。
济宁古城南门前运河上的航船
明代京杭运河运量大增。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朱棣命“平江伯陈章于湖广江西造平底浅船3000艘，以从河运，岁运300余万石”。“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漕运至北京的粮食达500万石以上。明宣德七年（1432年），北运漕粮最高达674余万石。明代“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至多，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军十二万人”，每船运米约500石。明成化八年（1472年），漕粮运量“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按明成化八年（1472年）规定的北运漕粮400万石推算，山东运河的船舶年通过量约在8000艘次以上。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以后，黄河屡决，运道受阻，漕粮运量不断减少，但年运量仍保持在200万石以上。明代从运河全线征收的钞关税，竟占到全国税收的90%。清代虽总数增加，但从运河征收的钞关税的比重已由50%降至30%。
济宁顺河门水运码头
清代漕运承袭明制。清顺治二年（1645年），“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400万石”。清初100多年间，京杭运河漕粮运量基本上保持在每年400万石的水平。
济州河因处水脊之故，闸口众多，故名“闸河”。南北船只至此必须落帆停船等候过闸，有的货船准予就地卸货转销各县，因而济宁是运河中段最繁忙的水旱大码头和山东最大货物集散中心，河道帆樯如林，两岸货堆如山，街面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据《济宁直隶州续志》载，济宁是“水陆交冲，舟车云合，郊原沃衍，冈阜星稠”，“冲繁遂甲山东”。明清时期，济宁曾是运河全线的7个对外商埠和重要码头之一。
漕船本来是运送官粮的，明朝廷悯其运军、役夫之苦，准其携带一定数量的土宜货物沿途捎卖，以博取微利，并且逐步放宽了其所带货物的限制。到清代又进一步放宽，“凡漕船载米，毋过五百石，永著为例。旋准各船头工、舵工，人带土宜三石，水手每船带二十石。嘉庆四年，定为每船多带二十四石”。到清嘉庆四年（1799年），每船所带土货总数达130石以上。各省漕船，清代“原数万四百五十五号。嘉庆十四年，除改折分带、坍荒裁减，实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另外还雇佣大批民船，“漕船到水次，即有牙侩关说，引载客货，又于城市辐辏之处，逗留迟延，冀多揽货，以博微利，运官利其馈献，奸商窜入粮船，藉免国课”。私利所趋，每船捎带的货物，实际上都大大超过官方规定的数字。随船运入济宁的货物，不仅有南方的竹材、木材、布匹以及江西的瓷器、湖北的桐油、浙江的红白糖，还有山西的木材和北方的毛皮等等。从济宁运出的货物有棉花、烟叶、各种干鲜果品以及粮食、煤炭和各种手工业产品等。居首位的当然是粮食，约占50%左右。数以千万计的官船和民船，来回捎带货物，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和运河沿岸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漕运的衙门大多建在闸上，因此航行的管理一般也都在闸上进行。
明代规定各种船只航行都必须持有文引，接受检查。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凡运粮、马快、商贾等船经由津渡，巡检司照验文引，如果势豪之人不服盘诘，拿送巡河御史郎中究治。但漕船以后只接受有关漕运衙门检查运军所带私货，其余衙门俱免投文盘诘。其他如马快船、驿船都要经巡河御史、管河管洪管闸等官盘检，将多带私货及附搭客货、私盐没收入官，并治罪。除载有进贡御用之物的船舶外，其他船只均不得使用响器，违者治罪，响器没收。
运河中皇室所用黄船畅通无阻，各种船只都要回避退让，其随从船则两岸分行，“不许混挤以阻粮运”。其他船只都要编号顺序而行，景泰时军民船只“编号相兼而行”，后改为“军民船只各自编号”。明嘉靖元年（1522年）为了禁止民载船只假冒权要欺凌运船，户部重申旧规：民载船只北行者由吕梁洪主事，东行者由临清管闸主事记录乡贤姓名、编成次序，除运纳军需钱粮验有官给明文外，其余但系官货船只于桅上大书号数，给予呈贴，跟随运船分岸鱼贯而行，民船不许越帮，争占搀越者治罪。
在运河航行各种船只通过闸座都要遵守闸座启闭规定，唯有进鲜船不在此例，随到随开，随到随过。各种官民船只过闸有一定顺序，漕运繁忙期间是：漕船——贡船——官船——民船。明景泰四年（1453年）规定：官船和民船各占一日轮流过闸，后来规定，九月以前每过粮船十只兼过一只民船，十月初一以后民船不许进闸，至运粮船过尽方许放行。过闸规定也常被破坏，如前所述，势豪官员多不守闸规，抢关而出，各处公差官员亦“多不遵禁令，上洪过闸务为搀越，致粮船违期限，军士无休日”。
1998年78岁的梁山县老教师王诚志因曾祖父是清末漕运船主，听祖、父辈说过一些安山闸管理的事：
安山闸，建于明成化十八年，坐落在安山镇三里长街的东端，闸上一华里，闸下（西）二华里，居于大街的闹市、进入东平城的大道上。从时间上看，安山闸的修建早于南、北邻闸几十年，这就说明其作用远远大于邻闸。
闸上有闸官。闸官归兵部系统，但不是绿营，因为山东漕督官衔灯和执事牌写着“兖、沂、曹、济兵部黄运河道”，衙门设在济宁州。闸官官位不高，任务不少，专管接送粮船，并保证河内停船的安全。特别是下板积水和起板放水，一点不能马虎。闸官虽不是小衙门，但也有官顶执事，他的官衔是地方武装的“外委”，蓝顶亮帽、护裙、箭靴，接官迎照都递“手本”。很早的说不清，到晚清同治、光绪时期，安山闸官刘志忠，人称将爷，办公地点在大王庙内，纱灯上写着“安山闸”三个大字，每年的春秋两季，闸官到济宁河督衙门会操，布置接送粮船的任务。
粮船来时，闸官刘志忠接到常仲口，迎着先头官船放三声铜炮，单膝跪地，双手举着“手本”高喊：“东平州城西安山闸官刘志忠带领催漕与步兵迎接大人！”如果船头桅杆上吊着的大铜锣“铛！铛！铛！”连响三声，中军官手中的蓝旗摇动，差人高喊：“起身！”这样就算接着了，回闸就行了。如果船上锣不响就未接着，有意刁难想要你的钱，就得后退一段再接。官衔是把总或外委，是最下级的军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少尉。刘志忠的后人一直保留着那三个铜炮，邻里婚丧时借用。1959年大炼钢铁时方才销毁。
闸官还要对越河进行管理。凡是有节制闸的地方都有越河，在河西岸，这是大运河的特殊设施。其作用一是分洪护闸，二是便于清理河道。粮船过境河道戒严，商民船都得到越河里等侯。安山越河进口处在闸东二百米，口宽一丈，石护口上搭小桥。出口在闸西四百米处，越河南筑堤呈织布梭形。现在那一段住户仍叫越河圈。分管越河的人叫副爷，也就是河差李将爷的副手。在闸官的领导下专管分洪和堤岸管理以及进入越河的商船、民船，收取码头钱作为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