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以后的历代王朝，都定都北京。当时北方的经济比南方薄弱，京师所需粮饷，全靠经济发达的江淮地区供给。漕运的粮道由杭州始，经江南运河，过镇江入扬州运河，到淮安转入黄河，逆河西上，至河南省中泺镇卸载，车载牛驮180里至卫河的淇门，再转船通过隋运河故道抵京。这条运河大大偏西，不仅曲折路长，船车转卸异常麻烦，而且逆黄河而上，风险很大，每年都要避开洪峰。至元二十年（1283年），督漕运副使马之贞建议，利用汶、泗天然河道连通北京、江淮。中书省准奏，由兵部尚书李奥鲁赤主持兴工开河。除疏导了济宁以南的泗水航道外，新开了从济宁到东平路安山镇的济州运河。这条河挖成后，南来船只可从东平转入济水东北行，由利津泛海至天津，经通惠河（永定河）抵京。此次改线，使路程大大缩短，且无陆运之苦，这是东平地区直通运河之始。
济州运河开通不久，由于利津入海口泥沙淤积严重，被迫停航。南来的粮船只好在东平卸船，经过250里的陆运，转临清再由御河上船，走隋运河故道去北京。但这段陆运必须经过茌平洼地，夏秋季节，雨水霖潦，道路泥泞，车载牛驮艰难万状。据《济宁直隶州志·河渠志》记载，这250里的陆运，共设置8个递运所，每所需要民工3000人，牛车200辆，给当地农民带来很大的负担。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寿张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边源相继谏言：“开河置闸，引汶水达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贩。”元世祖旨，准“诏出楮（纸）币一百五十万，米四百万石，盐五万斤，以为佣值，备器用。征旁郡丁夫三万”。并命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郎中李处巽主持兴工开河。此河从东平安民山起，分梁山泺的水源，经寿张到聊城至临清入御河，共计长250里，世祖赐名“会通河”。平地开河，缺乏水源，完全靠一系列的船闸节制。共设船闸31个，工程浩大，共用民工251万余个。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起，至泰定二年（1325年）止，先后31年，多次治理方告完备，这是京杭大运河治河史上最大的工程之一。
修建戴村坝的情景复原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河南省原武县决口，沿太行山东，经汤阴、濮阳直泄梁山水泊。元朝开挖的会通河东平段大部淤平。明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遂命工部尚书宋礼治理会通河。宋礼聘请农民水利专家白英老人参与运河河道治理，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征集民夫16万人，疏浚河道，增建闸坝。东平境内，从东南至西北，途径袁仲口、靳口、王仲口、安山镇、戴庙，全长90余里。不走元时故道，北移20里开新河，南面筑堤以防黄河淤垫，北面借汶水济运。济临运河是大运河上配套最完备、航运最完整的一段。戴村坝、东平湖水柜等工程被称为运河上的枢纽工程。
京杭运河东平段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当属戴村坝“遏汶济运”工程。整个戴村坝分水工程可形象地概括为三个“三位一体”。“大三位一体”包括戴村坝、小汶河和南旺分水口；“中三位一体”包括戴村坝、窦公堤和灰土坝三大段堤坝；“小三位一体”即石坝又分为玲珑坝、乱石坝和滚水坝三个部分。戴村坝宏观构思奇特，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人工筑坝，挡住汶河来水，分流南北以济运，设计精准巧妙，大坝整体呈“弓”字形，弓背迎水，减轻大坝压力，中、小“三位一体”高程不一，分段漫水，确保大坝在特大洪水面前安然无恙。施工工艺先进，坝建在沙滩上，利用全木桩支撑，桩间用糯米、杨树汁拌和的黏土填充，坝顶用巨石压顶，石块之间用铁钩、铁扣连接，固若金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9年春，小汶河筑坝堵截，戴村坝失去济运作用，汶河来水全部经戴村坝西流入大清河。为了拦沙、缓流，有利于大清河防洪安全，国家对大坝进行整修加固。1965年3月至5月，堵截玲珑坝缺口50米，用钢筋混凝土修复成原坝高程，对滚水坝也进行了灌浆处理，并将全坝的坝面用水泥勾缝。1967年4月至5月，将玲珑坝北段残缺部分抛铅丝乱石固脚，在临水面挖基换土、浆砌石截渗漏，坝面也进行了勾缝。1974年至1977年，对灰土坝全部用浆砌石护面及抛石固基加固，对太皇堤残缺部位进行了块石干砌护坡整理。三次整修，计用水泥1100吨，石料12440立方米，工日6.32万个，投资36.38万元。2001年夏秋之际，大汶河流域连下暴雨，肆虐的洪水将安卧600年的戴村坝主体部分，滚水坝与乱石坝结合部，吞毁铁扣，冲掉护石，刨出坝基木桩，撕开了150多米长的缺口，对整个大坝造成了严重损坏。洪水过后，东平县委、县政府立即与大坝管理单位黄河河务部门联系，共商修复大计，于2002年投资3000余万元，对戴村坝水毁部分进行彻底修复和加固。大坝两端的堤防作了堵漏补缺，并对堤面进行硬化处理。在大坝南端增建了戴村坝展馆和护坝房屋，使戴村坝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并为以后戴村坝的保护和利用，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京杭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中国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伟大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不朽之作，那么，戴村坝则是京杭运河的心脏。它从根本上保证了京杭运河的南北贯通，对明清两朝的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和南北文化交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六百多年来，戴村坝一直被视为我国古代水利建设的一大奇迹，受到广泛的称赞和推崇。《敕封永济神开河治泉实迹》中写道：“此等胆识，后人断断不敢，亦不能得水平如斯之准”，称此工程是“创无前而建非常也”。19世纪初，美国水利专家方维因，在参观戴村坝后，给予了很高评价：“此种工程，在十四五世纪工程学的胚胎时代，必视为绝大事业。”1965年，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山东省党政主要负责人时，曾提到戴村坝，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并称赞当年策划、主持修建这一工程的白英为“农民水利家”。我国许多水利史学家认为，该项工程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可与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相媲美，赞誉它为“江北都江堰”，并认为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水利建设的最高水准，在世界水利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清末戴村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