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佛山石窟造像
白佛山石窟造像位于东平县东平街道于寺村东邻的白佛山之阳。白佛山又名峗山、金螺山，俗名白虎山，海拔370米。2001年6月，白佛山石窟造像被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造像群主要包括东、中、西等4个龛窟及露天造像，现存138尊，其开凿年代从大隋开皇七年（587年）至北宋开宝年间（968～975）。
白佛山石窟造像
主窟即隋窟，俗称大佛洞，是自然洞经加工凿修而成，高6.8米，宽5.5米，进深4米。东西壁平直，后壁呈弧形，平顶。窟口有元至元六年（1340年）砌垒石墙一道，中留拱形小门。正中雕有释迦牟尼圆雕坐像一尊，身高4.72米。佛像高坐莲台，双膝下垂，面目端庄，双目微合，神态凝重，肃穆伟岸，气韵非凡。佛身着袈裟，线条粗犷流畅，右手举起，高不过眉，五指并拢向上，掌心向外，手作施无畏与愿印。此像既有中国其他石窟隋代造像共有的特点，更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保存如此完美实属少见。主像两侧，即东西两壁排列着小龛，每龛造像多在1～5尊不等，大者高0.5米，小者仅有十几厘米，或端坐莲台，或合掌而立，神态各异。龛旁刻有像主题记，笔法雄健，字体有从隶到楷过渡阶段的风韵。东壁最下方有一长方形龛，内雕《涅槃图》，主像头南直身仰卧，上身袒露，肋骨裸暴，十余弟子们围坐身旁，或低首致哀，或仰面号啕，或捧头，或抱脚，神态悲凄，恰似一幕活生生的吊丧景象。窟外崖壁还刻有“大隋开皇七年寺主王子华□□□”等两则题记，应是此窟开凿年代的证据。
小佛窟位于隋窟的西侧上方20米处的峭壁上。窟有两入口，一向南，一向西。南口下方为断崖，只有从西口攀援人工石窠（当地群众称抠罐子鼻）方可出入，亦为自然洞加工修凿而成。内有造像3尊，中为一圆雕坐像，身着袈裟，袒胸，衣纹纤细，高肉髻，两耳垂肩，面目丰满颀长，嘴似菱形，唇润颐丰，整个头部的表现匀称和谐、比例协调。佛像右手平举，掌心向外，左手下垂至膝部。整组造像雕刻精细，通体光亮，形态逼真。
宋窟位于小佛窟东侧，其北、东、南三壁共有造像12尊。其中最为可贵的是东壁上雕造的鉴真大师高浮雕像，造型与面目酷似鉴真肖像，雕刻细腻，线条流畅，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对这位使者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崇敬和爱戴。壁间还有一则题记，由此推断该窟的开凿时间应为宋代。唐龛位于主窟的西侧，以石壁凿拱形龛，造像为“一佛二弟子”组合。
清代学者陆增祥曾到此考察，把白佛山隋窟中的部分造像题记及窟外部分题记载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中。
白佛山石窟除造像及题记外，周围摩崖上还有一些赞美白佛山石刻的诗文。其中以明代万历年间所刻《白佛山赞》为最佳。其为阴刻，汉隶字体，脉出《张迁碑》书风，笔力雄健，俊秀挺拔，古拙朴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另外还有明清重修碑记6块。
白佛山石窟造像曾是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美术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列有专条。近几年，这里开发建设成为一处融文化、自然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佛”字形广场已经建成，白佛山山门居中，广场中轴线上伫立着东原宝鼎和圣水观音巨型雕塑。广场前建设了东平博物馆、文秀大剧院、万里图书馆和画家村，相继接待过日本、波兰、加拿大、美国、新加坡等国际学者考察团体，每年都有大量国内外游人前来白佛山观光旅游。
洪顶山摩崖刻经
洪顶山摩崖刻经位于东平县旧县乡屯村铺村东洪顶山西面半山腰的崖壁上，被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洪顶山“大空王佛”刻石
此摩崖刻石以佛教题材为内容，是山东省境内最早的摩崖刻经，为北齐河清二年（563年）和河清三年（564年）所刻，比邹城市的四山刻经早7年，比泰山经石峪的刻经早10年。山东境内的刻经均受到洪顶山刻经的影响。
摩崖刻石内容十分丰富，有造像、刻经、佛名。所刻佛名有“大山岩佛”“大空王佛”“高山佛”“安王佛”“观世音佛”“大势至佛”“释迦牟尼佛”“具足千万光相佛”“安乐佛”等。此外，其他内容的刻字达20篇之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刻石群体，总面积近1400平方米，可谓琳琅满目，气势宏伟，蔚为大观。
镌刻佛经文主要有4片，大致分南北两部分，有十余篇，主要刻有《文殊般若波罗蜜经》《仁王经》《摩诃衍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的一些篇章，共计1500多字。经文字径一般在20至50厘米之间。所有刻字除少量双钩线条刻法之外，均为圆底阴刻。书体多为隶书，有学者评其为“带隶意的楷书”或“带楷意的隶书”。两部分刻字风格各异，北壁刻经文字较大，均在50厘米上下，文字风格接近于泰山经石峪，但比经石峪字体结构紧密，凝重中多几分飘逸；南壁刻经字体较北壁小，汉隶风韵，朴厚劲媚，方正中多变化，极似《张迁碑》。《张迁碑》原址即位于洪顶山北面不远处，由此可见该碑对洪顶山刻经是有所影响的。
其他内容的摩崖刻字则大小不等，有横式、竖式，风格多变，情趣百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一块平滑巨岩上的“大空王佛”4字，高11米，宽4.2米，仅“佛”字就高约5米、宽4米，笔画宽达20多厘米，可谓我国北齐以前的汉字之最。整个字刻用笔大起大落，端庄雄浑，末一竖笔呈“飞白”状，又使其多几分“飘逸洒脱”之韵味。大字旁有“安道壹书刊”等刻字。
洪顶山摩崖刻经发现有“僧安道壹”题名3处。安道壹为北齐名僧，“尤工书法”，其名还见于山东省邹城铁山、尖山摩崖刻经。洪顶山诸刻字，书体风格与邹城市的铁山、尖山刻字多有相同之处，由此可以判定：洪顶山摩崖刻经与铁山、尖山刻经年代一致，同出于安道壹之手。洪顶山摩崖刻经内容之丰富，刻技之高卓，保存之完整，在中国同时代摩崖刻石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与泰山经石峪相媲美。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洪顶山摩崖刻字除有泰山、铁山刻字之遒劲、凝重、高古之外，自身还有体势紧凑俊逸、秀拔洒脱之特点。邹城铁山摩崖的《石颂》中曾称赞安道壹的书法：“清跨羲（王羲之）诞（韦诞）、妙越英（张芝）繇（钟繇）”；清代包世臣称他“更有贞珉镌般若，便齐李（李斯）蔡（邕）起三峰”。不少中外书法研究家倡议：既有了书圣王羲之，再可立安道壹为书仙。可见其书法之精绝。
洪顶山摩崖刻经未见于赵明诚的《金石录》，北齐以后的金石著作及地方志亦不见记载。它长期隐于山中，不为人知，直至1995年7月才见诸《中国文物报》，立时在全国引起轰动。洪顶山摩崖刻经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年代，已说明其是山东摩崖刻经中的首开者。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这一重要发现不仅会解开“安道壹”之谜，而且对研究佛学、中国文字史、书法史，确认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书写者，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从佛教、历史、书法、艺术、社会等各方面，都值得我们深入地去研究、揭示、了解、探究、体味这份珍贵的遗产。
国宝《张迁碑》
明代，东阿县旧县村（当时东阿县属东平州）出土了一件稀世文物——《张迁碑》，它的拓片作为我国八件书法精品之一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精选院，并影印在故宫编印的《国宝》一书中。原碑现保存在泰安岱庙内。
《张迁碑》又名《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灵帝（刘宏）中平三年（186年），谷城（今东平县旧县村）旧吏韦萌等人为已升迁的张迁刊石表颂作的去思碑。按“故”字应作“前任”解，即前作谷城长后升为荡阴令。汉代大县曰“令”，小县曰“长”。此碑出土后，移至州城，立于州学内，1956年移至县政府礼堂后并建亭保护，1965年移往泰安。石碑刻字完好可读，是汉碑中难得的珍品。《张迁碑》高约9.5尺，宽约3.2尺。在透雕的龙首下，碑文区之上，刻有“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个字，并列两行，是以篆书笔法书写的扁形篆字。远观像图画，如岩上古松，盘根错节，龙干虬枝，枯藤缠绕，奇古异常。近看刻字入妙，静动各异。碑阳文16行，每行42字，共计567字，其主要内容是歌颂张迁的功绩。碑阴是捐资者姓名，共3列，每列19行，共41个人名，计323字。此碑一出土，就为历代金石、书法界所推崇。顾炎武、包世臣、康有为等都有论述，对它的书法艺术评论更多。如有的说它“起收笔以方笔为主，看似外方内圆，内捩外拓”；有的说它“隶法朴茂”，“字体方整中多变化、朴厚中见遒劲”；也有的称誉其独具一格，“篆书体多长，此额独扁，亦一格。”已故东平籍书法家吴澄航评论说：“书法结体方正，用笔朴拙刚劲”，“具有骨力雄健的特点，属于汉碑古拙派”。
张迁碑的拓片很早就成为人们收藏和馈赠的珍品，也成为临习的范本。《熙朝新语》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卢学士文弨有张迁碑，拓手甚工。涧泉（姓秦，乾隆壬申年状元）爱而乞之，卢不与。一日乘卢外出，入其舍攫取而去。卢归知之，追至其室仍夺回。未半月秦暴亡。卢往奠毕，袖中出此碑，哭曰：早知君将永诀，我当时何苦如许吝耶，今耿耿于心，特来补过。取贴向灵前焚之。”临习《张迁碑》成为一种良好的风气。清末东平举人杜琴堂，研习篆隶，兼备楷行，被誉为“无杜不成堂”（意为无琴堂的字不成像样的客厅）。20世纪30年代东平临摹《张迁碑》很有成效的张昭元，概括出64字的隶书歌诀：“枯老古拙，如龟如鳖；蚕不并头，雁不双设；展横缩竖，突出波磔；逆入平出，一波三折；外方内圆，内敛外拓；重浊轻清，斩钉截铁；如锥划沙，屋漏壁折；意先笔后，不拘法贴。”吴澄航习隶书也很有成就，其书法苍劲古拙，独具风格，作品多次在省、市、县展出，并作为馈赠礼品由代表团带到海外。当代的一些著名书法家，如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吴小如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原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山东大学著名教授蒋维崧先生等都曾专心临摹过《张迁碑》，并对其书法艺术给予极高的评价。
《张迁碑》碑文（局部）
另外，也有不少人对此碑从文字内容上进行分析评述，或指出雕刻中的讹误疏漏，或对字句进行注释。在《抱经堂文集》中，卢文弨指出张迁碑文字中的错讹近20处，并指出立碑时间上的疏忽：“其纪立碑岁月在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之二月，盖丙寅岁也。若唐鹿州宝室寺钟铭云：‘大唐贞观三年摄提在岁’云云。案是岁为己丑，次年乃庚寅，而亦云摄提何也？”在《思益堂日札》中周寿昌指出，张迁碑的“‘既且’为‘暨’字，讹析为二……后见亭林亦如此说，益以自信”。他还批驳了浙江巡抚阮文达的误解：“阮氏独谓‘既且为终始’，繁称博引，此为欺人之谈，后学有识，断不受其欺也。”“碑文多以四字成句，何独于此作五言？”谌志生写的《张迁碑释读》对碑文作了详细注释，见解独到，如《抱经堂文集》中疑而未解者：“文后忽赘‘诗云旧国，其命惟新’二语，不晓所谓。”谌文则解释说：“语见《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惟’同维，语助词，维新即‘新’。意谓周自后稷开国，历夏、商两朝，故称旧邦，也就是‘旧国’。‘命’是天命，指上帝初命文王建帝王之业。”二百多年前的疑点迎刃而解了。由此可见，研究《张迁碑》后继有人，令人欣慰。
司里山摩崖造像
司里山摩崖造像位于东平县戴庙镇东北部的司里山山顶，被批准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司里山又名棘梁山、立良山。
司里山峰顶北部突起两块平顶峭壁巨石，呈东西并列状，中间有约1米宽的裂隙将其分开。佛造像主要集中在两峭壁巨石的东、西、南三面，遍刻有不同时代、不同体态的佛陀造像千余尊，比较完整清晰可辨者有600余尊。
东崖则多为北齐、唐、宋时期的造像。其中东崖南面的北齐“一佛二弟子”造像为主体佛刻，佛头与摩崖顶端齐，佛像高近7米，面相宽圆浑厚，两耳垂肩，高鼻深目，眉间有突起白毫，表情凝重，衣纹流畅呈平直阶梯状。主佛左右侧的弟子等高刻立于莲花基座之上。从此组佛造像的组合到雕刻形象特点看，属北齐时代的造像风格。北齐“一佛二弟子”主像是早于皇建二年的造像。东崖的东面横凿长浅龛二层，下层造像较小，题记有北齐乾明年号，上层有北齐《般若波罗蜜多经》刻石一片，与泰山经石峪字体相近，该石刻被后世打磨严重。
司里山摩崖造像
西崖多唐宋造像。有一佛二菩萨，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二天王二力士等组合像，其中唐代造像多为武周时期的造像，均展示出唐代成熟时期的造像特点。造像多通体磨光，面相浑圆丰满，着通肩双领下博垂式衣，佛座多圆形束腰仰莲座。司里山宋代造像几乎囊括了整个宋代的各个历史时期，造像多神情丰富、雕刻精细、五官比例适度，几乎近于真人形象，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更体现出了佛教造像的演变规律。崖东面下部罗汉造像均神态各异，动作丰富，栩栩如生。崖东南面最上端的尖拱形龛内有一佛一弟子像，佛像体稍前倾，目光俯视，双手合十，似在注视着世间的沧桑，雕塑形象十分生动可人。
司里山摩崖造像时间延续长、内容丰富，不仅有佛教造像，而且还掺杂有一定数量的道教、儒家的造像。如在东崖南面的下端就有一宋代“三教通连”造像，东刻“释迦牟尼”，西刻“文宣王”（孔子），中间刻以“老子”。每尊主像左右又各立一弟子像，这显然系道家所为，这些均是研究中国宗教史的珍贵史料。
司里山造像中铭文众多，几乎每像（龛）旁边都有刻字、纪年题记，铭刻字数长者达500余字。这些造像题记对于研究司里山古代佛造像，考证研究区域历史和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史，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从题记内容看，司里山摩崖造像者除较多涉及地方官吏和周边百姓外，还有许多京城的高官显贵、官僧以及山西等地的商人，足见当时的司里山佛地影响之大。
司里山摩崖造像不但在数量上称冠鲁西，而且在中国造像艺术的研究方面也具有一定价值。如北齐的“一佛二弟子”主体雕像，其高度在中原一带并不多见，堪称“中原北齐第一佛”。再如皇建二年的弥勒下生像，是弥勒佛形象的最早表现形式。弥勒像一般为趺坐像，而此处表现为站立势，较为特殊。另有唐代长安三年（703年）弥勒像，姿态为双腿下伸斜向内收的半跏趺坐式，这对于研究弥勒佛像演变规律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造像中的“无量寿佛”，体现了净土宗教信仰在当地民间的影响。宋嘉祐二年（1507年）的“三教通连”造像，则真实反映出宋代封建统治阶级力主三教调和、依附儒家理论的基本观念，虽然从此处造像排列位置看，还没有完全体现出佛、道二教依附儒家理论的思想，但司里山“三教通连”造像在中原地区同类题材的雕刻中属最早的一处，它对于研究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发展具有一定资料价值。
在西崖的唐代造像题记中，还发现武周时期的造字10余个，传说武则天造字19个，因此这对于研究武则天造字和中国文字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司里山摩崖造像向人们展示出许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一是宋代造像题记囊括了整个宋代的各个时期，在宋代大规模开凿摩崖石窟呈衰退趋势时，为什么东平却出现了如此众多的佛教造像（其他还有青峰山宋代摩崖造像等）？二是司里山山体不大，为什么却遍布寺观庙宇？根据碑刻看，主要有娘娘殿、玉皇殿、大雄宝殿、七神堂、镇武庙、吕祖阁、魁星楼等，这大概与司里山所紧倚的古运河文化有关。
司里山摩崖造像历时1500余年，好似一部中国摩崖造像艺术的教科书，又可称为一处“鲁西石刻博物馆”。它对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和美术、书法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过去人们对司里山摩崖的研究十分贫乏，著名的古籍无言注入，专题介绍的文章也很少见。现在人们可以从近几十年来的《齐鲁文化大辞典》《山东省志·文物志》《山东风景名胜词典》等书中见到相关描述。
理明窝摩崖造像
理明窝摩崖造像位于东平县斑鸠店镇堂子村附近的六工山山腰处。理明窝又名“李密窝”、建福寺，曾是隋末瓦岗寨首领李密藏身之处，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理明窝摩崖造像在半山腰2米多高的突出断崖上凿龛造像，呈“一”字形东西排列，长14米，共有大小造像49尊（包括供养人像），均为唐代造像。
理明窝摩崖造像
此处造像共分为三期。第一期为长安三年（203年）造像。造像坐于莲台上，披双领下垂式袈裟，流畅写实具有质感，面部丰腴，眉眼细长，五官比例适度，眉间有突起白毫相，胸部突起，腹部略圆，身体上宽下窄明显，具有强健和力度美，身后饰葫芦形火焰状背光并施以彩绘，尤其雕像所刻画出的端庄大气、神态生动，充分体现了盛唐时期石刻艺术的高超技艺，可谓武周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经典之作。第二期为开元八年造像，是第一期造像的延续。它继承了第一期造像的风格特点，也属于唐代成熟期的雕刻作品，其总体风格特点与第一期基本一致。第三期为咸通十四年（873年）造像。也着通肩式袈裟，衣纹呈粗泥条状，身体面相圆胖，眼球较小突出明显，目光俯视，身段无优美可言，体现出了唐代后期造像走向衰落的特点。尤其第1号造像，竟然没有刻出耳朵，这在国内造像中实属少见，较为特殊。
综观这三期造像，在造像题材方面，多为弥勒、阿弥陀、释迦佛身形象，符合当时佛教题材信仰的主流。在佛像形体的设计方面，有的手施无畏与愿印、禅定印或金刚印等，有的附以供养人像，有的手托供品，有的双膝跪地，姿态各不相同，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唐代佛造像发展的基本轨迹。另外，整组造像的佛龛雕以规整的楣檐处理，还形象地雕有双层莲瓣帐装饰，更加烘托了佛家“清静”的教义氛围。
摩崖造像之南坡下还有建福寺、献佛寺，二寺相连，仅隔一墙。建福寺今存前殿、后殿和山门殿，基本完整，院内有“文殊问病”等内容的造像碑一通。此寺初建于长安四年，咸通二年增修扩建，五代、宋、辽、金、明、清都有重修。原殿内有塑像，并曾在金大定二十年维修。摩崖造像北山顶上还保存有明清建筑玉皇庙，内有珍贵的壁画。
青峰山摩崖造像
青峰山摩崖造像位于东平街道护驾村东青峰山西麓的摩崖上，系泰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峰山摩崖造像
该造像有两组，共24尊。第一组造像近于山巅，呈扇形分布在高十几米的3块巨崖上。有高浮雕造像21尊，中间为释迦牟尼高浮雕像，其左右各有一弟子像。这些造像多作跏趺状，姿态各异，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有的手捻佛珠，有的手持莲花，有的手握法器，有的合掌，有的搔首，有的抚胸。其中一尊罗汉双眉深皱，双手合十于胸前，口有微微颤动之感，似在默诵经文。造像的多数题记已模糊不可辨。第二组造像位于第一组造像的前下方近60米处，有造像3尊，置于圆拱形龛内，依“三世佛”像尊设计雕刻（又名三身佛），表示佛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此组造像由于龛深树遮，保存完好，衣纹清晰犹如新镌。在两组造像之间有一井，深数丈，掷石则应声，常年不涸，人称“神仙井”。在第二组造像旁原还有古寺庙建筑一处，今仅存残墙瓦砾，庙的石砌台阶蜿蜒曲折可通到山下，保存完好如初。
青峰山摩崖造像表现出自身独有的特点，其造像内容十分鲜明，雕刻娴熟细腻，对于研究当地的佛教造像艺术具有重要的价值。
华岩洞石窟造像
华岩洞石窟造像位于东平县梯门乡西沟流村西北的凤凰山之阳，是山东地区较为有名的一处佛教石窟造像，现为泰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石窟系自然石洞稍作加工而成，有一进一出两个洞口，呈“U”形，俗称“牛鼻子洞”。洞宽3米，高3.5米，进深约50米。石刻佛造像分布在洞内两边的石壁上，共有浮雕造像大小近百尊。造像内容主要有三世佛像、西方三圣像、菩萨像、天王像、十王像和罗汉像等。其中位于洞口南壁的关羽像，身着盔甲，一脚下踏，一脚横置，双手握帔巾抚于膝部，长髯垂至胸前，仪态威严，豪气冲天，其右边的周仓持青龙偃月刀侍立。窟中的十八罗汉像，或站或坐，或卧或斜侧；有的手持法器，有的双手扪天，有的肚腹凸圆，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华岩洞石窟佛造像为唐代晚期的作品。
华岩洞石窟造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造像洞窟虽主要是借助自然岩洞，但在创建佛窟的过程中，根据主题赋予了很多环境处理，使之俨如一处地上的佛寺建筑。如窟的顶部处理呈穹隆状，形似古建筑中的藻井，此种表现方式在摩崖石窟造像中较为特殊，这在山东地区的佛教造像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再如造像中的十王像，在中国北方地区很少见，而在四川地区相对来说较多一些，敦煌莫高窟虽也有十王像的内容，但多为壁画，特别是在日本有更多此类绘画像。十王像在不同地区的出现，反映了一个地区民间信仰的趋向。十王像在我国北方地区的陕北有一处，但形体较小，年代也稍晚。华岩洞石窟的十王像可以说是中国北方地区佛教造像中最早的一处，这对研究中国北方佛教石窟造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