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是块古老的土地，历史悠久。远古时代，这里就活动着东夷氏族部落。西周春秋时期，今东平境内有宿、须句、鄣等部落方国，奉行和沿袭周王室创立的宗法制度。西汉之后，东平曾为国、为郡、为路、为府、为州、为县。东平地灵人杰，“圣人门前倒流水”，古代曾出现多个在今山东地区影响较大的名门望族。
夏侯氏
西汉时期，经学世家兴起，并于东汉进入鼎盛时期，儒家经典著作被奉为经书，博士是经学权威。以经学起家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占据极大优势，具备雄厚的发展潜力，占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经学世家东平夏侯氏的重要人物有：
夏侯始昌 师从辕固，学习《齐诗》。不仅精于《诗》《书》，而且兼通五经，教授传业，深受武帝器重，拜为昌邑王太傅。其弟子后仓精于《诗》《礼》，创立汉代《礼》学四大流派之一后氏学。
夏侯胜 昭帝时被征召为博士，迁光禄大夫，官至太子太傅。夏侯胜以始昌为族叔，投其门下。治经倾向鲁学，提倡《谷梁春秋》，创立了汉代《书》学四大流派之一大夏侯学。夏侯胜拜名儒为师，博采众长，其学问远超过其族叔夏侯始昌。夏侯胜90岁辞世时，太后为其穿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
夏侯建 师从夏侯胜和欧阳高，兼取两家学说，结合诸儒学问，研究诸经与《尚书》之出入差异，另辟蹊径，创立《尚书》小夏侯学说。先后担任议郎、博士，后官至太子少傅。“大小夏侯”建学馆，广延学子，再掀治学资政文学运动。夏侯建之子夏侯千秋，传承父学，历经少府、太子少傅等职。
夏侯兼 夏侯胜之子，宣帝时任左曹太中大夫。夏侯兼之子夏侯尧，曾任专管皇室供给的长信少府，后迁至掌管全国财政收支和货币的大司农，专管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大鸿胪。夏侯蕃，夏侯胜之曾孙，曾任太原太守、济南太守、长信少府等职。夏侯赏，夏侯胜之弟，西汉时曾为专门掌管民政的内史。
吕氏
吕姓最早定居东平的是三国时魏国大将吕虔，其后裔繁盛，遂成东平望族。因年代久远，后裔分迁往各地。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东平郡共有吕姓4159户人家，17295人，至隋代大业五年（609年），东平郡吕姓达到86090户，444741人，为东平兴盛时期望族之一。吕氏在东平历史悠久，多有显官。
吕僧珍 字元瑜，南朝梁大臣，平定建康后，任南彭城太守，后封平固县侯，历任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南兖州刺史、领军将军等。他曾在家乡任职，其品德受人尊重，有“千万买邻”之说。死后诏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忠敬侯”。吕僧珍始终以东平人自诩，不忘祖籍。
吕显 字子明，少年时好学，后步入仕途。后燕时任河间太守，北魏时任巨鹿太守。吕显以清廉著称，子孙都做官。
吕温 字和叔，吕显之子。贞元进士，北魏时任上党太守。曾被派往吐蕃，后进户部员外郎。为宰相李吉甫所忌，贬道州刺史，转衡州，死于任所。有《吕衡州集》（又作《唐吕和叔文集》）。
吕罗汉 吕温之子。历任羽林中郎、少卿、殿中尚书、秦州刺史、益州刺史等职，以武艺精干知名。
吕思礼 北魏时历任相州功曹参军、关西大行台郎中，北周时历任行台右丞、都官尚书（中央司法机构长官，相当于后来的刑部尚书）。
吕氏祠堂
吕元膺 姿秀仪美，才华出众。建中初，被选为贤良，任安邑尉，长春宫判官，出任蓟州刺史。元和中，升任给事中，又改任同州刺史。元膺直言快语，曾任太子侍读，升御史中丞，拜鄂岳观察使。一次夜半登城，守城人不许，他的随从说：“这是中丞大人。”守城人答：“夜里辨别不清。”仍不许。元膺第二天即提拔这位守城人为将军。元膺后任吏部侍郎，死后赠吏部尚书。
吕彦直（1894～1929） 清朝末年，东平县彭集镇吕家庙村诞生了著名建筑大师吕彦直，遂广为人知。吕彦直，字仲宜，又字古愚，生于天津，幼年时曾去法国，后由北京政府公派赴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建筑工程。1921年回国，在上海最早开设中国建筑事务所。吕彦直颇具建筑设计天才，1925年，应征设计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其建筑设计方案荣获首奖。在建造中山陵时，他积劳成疾，因病去世。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建筑设计大师，中山陵后设浮雕吕彦直像，并附有其生平简介。
梁氏
北宋郓州（治须城，今老湖埠子坡）有40万以上人口，在山东境内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地区。崇宁元年（1102年），郓州达130305户，792126人，户均6.1人。这一时期，山东地区通过科举、入仕、军功、文化等方式成长起来一批缙绅官僚、军功地主阶层，成为北宋政权所倚重的支柱。他们或以科举起家，或以文化立族，或兼而有之，宋代对山东地区影响最大的当数东平梁氏家族。东平梁氏原本是五代后期没落的官宦家庭，自梁颢考取状元，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梁氏家族通过科举中第、家庭教育、大族联姻等方式，维系了家族昌盛。在金灭北宋过程中，梁氏家族被迫南迁，大部分居住在江浙一带。
梁颢 出身宦家。曾祖涓，唐末考取明经科，任成武县主簿。祖维忠，后唐长兴初年考取明经科，历任登州司户参军、须城县令、天平节度使判官等职，赐三品衔。兄彖、象均为进士。颢于雍熙二年（985年）考取状元，时年23岁。曾任右拾遗、直史馆，鱼台县令兼大理评事，开封府推官，三西关西道判官、太常博士、右拾谏，峡路（今河南三门峡以西）安抚使、归掌三班、右谏议大夫、兼户部使，翰林学士，兼理审官院三班，后任开封知府。病逝时42岁，著有文集15卷。
世界梁氏宗亲会历届理事长监事长
梁子美神道碑
梁固 梁颢之子。幼年好学，有大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考取状元。曾任密州（今诸城）监丞、著作郎、户部判官，掌管户部勾院。为人爽直，善与人交往，尚义气，重信誉，有吏才。逝年32岁，著文集10卷。为颂扬梁颢、梁固父子状元，东平县州城建有“父子状元”牌坊。
梁适 梁颢之次子。曾将自己的著作和父亲的遗文辑录成册献给宋真宗。先后任昆山县知县，中央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第二长官枢密副使，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中书门下省（政事堂）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在中书令下与左右丞相、中书侍郎同级），还做过太子太保、太傅等，正一品官。
梁彦昌 梁适之子，进士，曾任通判、德顺郡守、东平监等职。彦昌为人忠厚，政誉很好，喜欢写诗，有诗集《汶阳杂稿》10卷。
梁子美 梁彦昌之子，初任将士郎，后主管直密阁。授职户部尚书兼开封府尹时，皇帝说：“你家四世为京城尹，在达官贵人中是少有的盛事。”后授中书侍郎，最后任郓州太守。东平县老湖镇梁林村梁氏墓地前立有梁子美神道碑。
梁焘 梁固之孙，其父梁倩官至兵部员外郎直史馆。梁焘进士及第，历任明州通判、贵州知府、提点京西刑狱、工部郎中、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郓州知府等职，有“好贤乐施”的赞誉。
梁楷 南宋画家。嘉泰年间任画院待诏，后离职而去。擅长画人物、佛道、鬼神，其用笔简练而又放纵，称为“减笔画鼻祖”。东平县城平湖广场塑有梁楷铜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命名外星球上一环形山为“梁楷山”，在水星西经183.5度、南纬39.5度，直径105公里。
梁氏家族后人分布在国内不少地方，也有很多人在国外定居，其中不乏党政官员、专家学者、能工巧匠等。
严氏
金朝末年，政局动荡，蒙古族南下攻金，民众拥戴有号召力的人物为首领以求自保。后来这些地方首领纷纷降附元朝，成为万户，掌管地方军政大权。因这些万户可以世袭，俗称“世侯”。东平路是金、蒙和南宋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连年战乱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流离失所。严实被授为东平路行军万户之后，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掌管元代东平路近50万人口。严实成为汉人中最早也是山东境内最大的世侯。随着北方政局的稳定，特别是因益都世侯李璮的叛乱，元朝廷遂撤世侯，东平严氏衰落。
东平严氏重要人物有：
严实 早年担任长清县令，后出任东平行台，官居一方。为维护在东平的统治，严实一方面通过纳贡、助军、输粮、设驿、置长官等方式换取蒙古的支持，另一方面采取积极措施恢复生产，安定百姓，为社会恢复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严实还招贤纳士，开办府学，储备人才。元初东平路开办府学不下30余所，朝廷的许多名臣要员均出自东平府学。
严忠济 严实第二子。元初袭父职任东平路行军万户，兼管民长官。在位20年间，遵行其父施政之法，多有建树，尤其重视教育，招致生徒几百人，齐鲁儒风为之一变，四方之士闻风而至。
严忠嗣 严实第三子。在其兄忠济继承父职的第十个年头，忠嗣被授东平路人匠总管，后官至东平路管军万户，常随兄忠济奉旨出征。
严忠范 严实第四子。元初时历任东平行军万户、兼管民长官、兵刑部尚书、行中书省事、国信副使等职。曾被忽必烈据为人质，后与其兄忠济同为东平路行军万户，在其兄被罢官后，代兄职。至元十二年（1276年），与霍希贤一起出使南宋京都临安（今杭州）。
王氏
明代是家族文化发展兴旺的时期。由于运河重新开通，商品经济发展，与外界的交往增多，文化氛围更加浓厚，科举入仕者较多。这些仕官家族数代进士及第，入仕为官，有的成为当朝举足轻重的人物，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产生一定的影响。
王宪 字维刚，经会试、殿试中为进士。初任知县，又拜为监察御史（中央监察机构都察院属官），后擢升为大理寺丞，再升为都察院副长官右佥部御史。嘉靖元年，被任命为三边总制，又因功加授为太子太保，后又被授予兵部尚书。
王氏祠堂
王汝孝 王宪之子，明中期嘉靖丙戌进士，先后任礼部郎中、翰林修撰、山西提学副使、陕西参政、河南左右布政使、顺天（今北京）巡抚等职。汝孝才华横溢，学问渊博，为官清廉，历官南北，皆有声迹。
王氏族人在国内分布数省，在国外也有其后裔，且在社会各界多有建树。东平县梯门村西王家林有王宪墓，村内有王氏祠堂。
东平望族在故乡影响巨大，他们中的杰出人物留下的文化建树颇丰。遗留至今的家族文化，包括古文化典籍的整理收集和传播，笔记、文集、诗歌的记载保存和流传，方志、家谱、族谱、碑记的编辑和撰写，家学、家规、家训、家风的形成和发扬，至今仍有很高的研究和应用价值。出身名门的杰出代表人物均具有富含哲理性的精神理念：忠于国家，为官清廉；不畏强暴、正直敢言；体恤百姓、勤劳节俭；乐善好施、父慈子贤。这些对于促进东平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特别是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