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凿的原因
在聊城市境内，历史上有两条大运河穿境而过，一条是隋代大运河，一条是元代京杭运河。
隋代大运河为隋炀帝时期开凿。据记载，隋大业四年（608年）正月，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城西南隅）”。永济渠长1900公里，它和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共同组成了长达2700公里的隋代大运河。自隋至唐、宋，这条大运河作为全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促进中国当时的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兴盛，起到过重要作用。永济渠为隋、唐时期的称谓，宋代称御河，元、明、清称卫河，到民国时期始称卫运河。它是冀鲁豫和京津地区一条流域面积较大的河流，也是元代以前中国最重要的漕河，在聊城境内流经冠县西北部的北陶镇一带。北陶镇即隋、唐时期永济县城，曾是重要的漕运码头。在隋、唐、宋时期，聊城境内的永济渠（御河）两岸及周边是比较富庶的地区。
元朝建立之后，定都在大都（今北京）。为了南粮北运、以供京师，重新开凿运河，成为当时元朝统治者的一件大事。元朝建立之初，从江南运往大都的粮食，先由浙江西部集中在江南运河的两岸，过长江后，再由瓜洲古渡（今扬州瓜洲镇境内），经淮南山阳渎河道运至淮安，进入淮河，转涡水向西北入黄河。再从黄河逆水西行至中滦（今河南封丘）旱站，然后陆运90公里至河南省淇县的淇门。由淇门入御河北运，经过山东的临清、天津到通州，然后再用车辆运往大都。这条线路有两大缺陷：一是由淮河转涡水，再入黄河逆水而上至中滦，路程较长；二是水、陆交替运输，效率低下，粮食散撒、腐烂时常发生。因此，元朝统治者开始考虑开凿直穿山东到大都的新运河河道。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派著名水利专家都水监郭守敬到冀、鲁等地的汶、泗、卫（河）相邻地区勘察寻访，采纳了漕运副使马之贞的意见，建议朝廷开挖南自济州城南汶、泗合流处始，北至大清河的一段新水道，名曰济州河。至元十三年（1276年），丞相伯颜上疏：“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属，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载，比之车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致达，诚国家永久之利。”（《元朝名臣事略》卷二）郭守敬、伯颜的建议得到忽必烈的高度重视，开始筹备资金，征调夫役。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正式开挖济州河。
御河遗址
忽必烈命兵部尚书李处巽等南自任城（今济宁市）开渠至安民山（今梁山县境内），全长75公里，称为济州河。济州河建成后，南来船只进入济州河，北行到安民山转入大清河，由大清河顺流而下至利津，入渤海，再转而北上抵直沽（今天津）。这条线路只运行了3年，终因积沙阻塞海口、清淤困难而停运。后又改为自安民山入大清河，至东阿县重新弃船登岸开始陆运。经寿张、茌平、聊城达临清，由临清再装船入御河北上天津。这条线路虽然使运输线路大大缩短，但因水陆交替，给漕运带来极大不便。因此，开凿由安民山至临清的新河道（即京杭运河聊城段），势在必行。
开凿的经过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月，丞相桑格上奏：“安山至临清，为渠二百六十五里，若开浚之，为工三百万，当用钞三万锭、米四万石、盐五万斤。其陆运夫可三千户复罢为民，其赋入及刍粟之估为钞二万八千锭，费略相当，然渠成亦万世之利。请以今冬备粮费，来春浚之。”（《元史·世祖纪》）太史院令边源也上奏“引汶河水达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贩”（《元史·河渠志》）。寿张县令韩仲晖在奏折中也明确提出打通从东阿至临清的这段水路，使南来漕船直接驶入御河。这些建议，在促使皇帝下决心开挖这段运河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运河筑堤
为确保新开运河线路合理实用，忽必烈派漕运副使马之贞与边源沿途勘察。通过实地勘察，测知从安民山至临清有125公里，其落差达30米。他们根据地势高低，沿河设计了相应的河闸节制水位，以便行船，并将新开运河的线路绘图、所需工程费用一并上呈。忽必烈阅后大喜，决定立即开凿新运河。于是派遣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共同主持管理开挖新运河之事。拨款150万缗、米400万石、盐5万斤供开新渠之用。从临近郡县征调民工3万开挖新河。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六月主干河道竣工。因河起于须城安山，初称安山渠。后因时人誉此河“通江淮之运，古所未有”，故忽必烈赐名“会通河”。会通河通航后，因南北落差较大，为调节水位，节制水源，保证运河的正常通航，在以后的10余年里，又在会通河上修了十几座闸坝，逐步完善了会通河的功能，保证了漕运畅通。
运河聊城段的漕运
运河聊城段的漕运，伴随着政治变革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起而盛、盛而衰的过程。其路线几经变迁，到清代基本固定，大致为南自张秋入运河，中经现东昌府区，出临清北接卫河，至直沽溯潞河达于京通州仓。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江浙停止征漕，改纳现银，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漕运制度。
漕粮征收
漕粮征收是漕运的最初始阶段，也是漕运的主要内容之一。元、明两代，特别是明代，漕粮征收已有定制。清初沿袭明制，漕粮征收有正兑、改兑、改征、折征四种方式。
清乾隆中期，因为米价下跌，各州县多改征折银。正兑、改兑、改征、折征之外，还有截漕及拨运等名色。截漕一般不运京师，主要用于中途。拨运漕粮一般也不运京师，大部分从天津直接运往蓟州等地，供作军饷及其他官用。
在收兑与征耗方面，虽然在清代改正了大部分弊端，但仍然存在着屡改屡不止的现象。民间征漕之米多时，交纳之数高于应征数量的3倍。道光后，河运改为海运，也多次计划改征折色，但最终也没有完全改变漕粮的征收方式，直至漕运废止。
漕粮兑运
派定水次与交兑上船 朝廷在漕粮兑运前，有漕各州县，在兑米前首先取米4升装成2袋，作为样米，加印封固，解送仓场验收。康熙晚期改为每船装米一石作为样米，由粮道加封，交漕运总督和仓场侍郎分别验明，样米仍作正米收受。漕粮征收入仓，然后派船兑运。
漕船派兑水次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固定的，如规定某些帮船专门负责某水次，兑运某府、州、县漕粮，从不变动；另一种是轮兑，就是规定某些帮船今年兑运甲地漕粮，明年改兑乙地，将帮船和州县各分为六限轮兑，六年一轮，周而复始。清朝初年，为避免和预防运丁与各州县管漕书胥相互勾结和串通，采用轮兑制。但这种办法在其后的运转过程中，也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帮船和派运水次距离有时过远，往返不便，耽误时间；二是帮船所属卫所不归兑粮府县管辖，对运军的约束督催不便。
20世纪80年代的会通河城区段
顺治十二年（1655年），朝廷改变轮兑方式，各省漕粮先由本地所辖卫所派兑，船只不足时再调派异地卫所所属帮船兑运。从此，各帮船兑运州县漕粮，也有了固定的程序。据光绪《漕运全书》卷十载：临清卫山东前帮，负责夏津、武城、馆陶、临清、利津、蒲台（现隶属滨州部分地区）6州县的漕粮兑运。临清卫山东后帮，负责章邱（即章丘）、青城（今高青）、新城（今桓台）、平原、齐东（今邹平）、临清6州县的漕粮兑运。东昌卫帮负责长清、济阳、利津、聊城、堂邑（今属东昌府区）、博平（今属茌平县）、茌平7县漕粮的兑运。
运河沿线聊城境内的冠县、阳谷、东阿、莘县、高唐、恩县（今属平原县）、清平（今分属高唐、临清二县）等州县漕粮，则分别由济宁卫前帮、济宁卫左帮、济宁卫后帮兑运。同时，临清卫河南前帮还负责济源、河内、孟县、温县、修武等5县的漕粮兑运。临清卫河南后帮负责通许、神符、封邱、陈留、原武、汲县、新乡、获嘉、淇县、许州、武安、涉县、浚县、滑县、扶沟、杞县、洧川、鄢陵、中牟、济源、武陟、长葛等22州县漕粮的兑运。平山卫前帮则负责阳武、太康、中牟、杞县、洧川、兰阳、临漳、原武、济源、长葛、禹州、密县、新郑、郑州、荥阳、荥泽、汜水等17州县的漕粮兑运。平山卫后帮负责汤阴、临漳、睢州、杞县、尉氏、许州、孟县等7州县漕粮的兑运。有些卫帮在各州县漕粮的兑运上，有的一帮跨两县，也有的一州县漕粮均由不同二帮兑运。有些州县偏离运河，其漕粮无法直接兑运，须将粮米运至运河岸边有水可通漕船的地方再行兑运，称作“兑粮水次”。如朝城、观城2县的漕粮要运至张秋（明称安平镇）水次，东阿、阳谷、莘县等县漕粮要运至阳谷县七级镇水次。
漕船兑运前，漕运总督要颁发全单到粮道，由粮道颁发号单，开明船米并赠耗数目分发各州县，州县即照数交兑。同时，粮道还要将各漕船排好顺序，指定兑运地点，根据运军到各州县兑粮时间，依次到各水次兑运。如届期船到而州县无米，责任完全在地方。如军船未按规定时间赶到兑粮水次，则责任完全在各卫所领运官丁。
各州县在交兑漕粮时，以干燥洁净为原则。如仓米无潮湿掺杂等现象，即可交兑上船，由监兑官出具通关米结。如漕粮质量达不到兑运要求，未上船之前，责任在州县，运船可以不予受兑；如已兑米上船，再发现漕粮瑕疵，责任就在于领运官和运丁。
各州县和运丁在漕粮交兑之时，如因米色发生争执，责任不易确定时，则可由监兑官将漕粮取样封送漕运总督和巡抚检定，以便及时明确责任，加快漕运交兑时间。运河聊城段流域各州县漕粮交兑时间统定为第二年春季。
漕粮交兑完毕，由运官将本帮运船舟次、漕粮数量、开兑时间、开行日期，到通、回空期限及查验漕粮质量记录等内容，依次填写完整清楚，由地方官盖印证明后，即可离开水次，按既定日程开始北上。
各帮漕船开行顺序 由于运河聊城段闸多坝繁，河道狭窄，容易出现拥堵、搁浅等现象，清朝廷专门制订了各帮船行进次序。在正常情况下，依次为：山东德正帮；河南之通州、天津二帮（乾隆五十三年济左等帮在通州、天津二帮之前）；山东之济左、济右等九帮；河南之德左、临前、临后等八帮；江南帮船；浙江帮船；湖广帮船；江西帮船。
航行次序系根据距离京通路程远近，山东、河南帮船在前，湖北、湖南、江西帮船最后。一省之中，又按各府路程远近排定行船次序。一府之船又编成一、二、三、四等帮，按帮的次序开行。为防止各帮抢先打乱航行次序，朝廷屡次颁发不得潜越的禁令。在特殊情况下，也有所改变。如在行进过程中，前帮船因失风沉溺，抢救需时，后帮船可越次先行。
行船期限 为保证漕粮及时抵达通州，清朝廷在行船期限上也有严格的规定。据清代《漕运全书》记载，各省漕粮开船日期、过淮渡黄日期、到通日期都有明确规定。而山东漕粮，特别是聊城一带漕粮因不涉及过淮和过黄，其开船日期是次年二月，到通（州）日期是当年三月一日。嘉庆五年（1800年），聊城一带漕粮也曾一度改为冬兑冬开，到十五年（1810年）又改为春兑春开。日期虽然屡次变更，但纵观清代漕船行运时间，仍以春兑春开时居多。
漕船不仅有固定的开船、至通日期，每日航行里数根据顺流逆流和运道难易也有具体的规定。漕船运粮北上，谓之“重运”，到通（州）卸粮南归，谓之“回空”。聊城漕粮，其顺流速度一般每日为20公里，逆流10公里。但在临清境内，虽然运道不过数十里，因闸坝繁多，航行困难，则定过临时限为3日。漕船回空时，每日规定航行里数较重运为多，亦因顺流逆流而有所不同。
虽然清朝廷想尽了一切办法催使漕船顺利通行，但由于征兑、自然灾害、河道淤塞、漕船携带土杂过多等原因，航行违限也几乎成了惯例。嘉庆十八年（1813年），山东大旱，东昌府一带几乎绝收，征收稽迟，影响了漕粮的征收，因而耽误了兑运日期。
起剥、拉纤 京杭运河上有闸近百座，绝大部分设在山东境内，故运河山东段有闸河之称。而山东境内汶上县南旺以北，因地势落差较大，所以运河聊城段设闸较密，且双闸频频出现。由于各闸间水位悬殊，因此漕船过闸极为困难。聊城区域运河上就有荆门上下闸、阿城上下闸、七级上下闸、周家店闸、李海务闸、通济闸、永通闸、土闸、会通闸等，到每年干旱季节，水源枯竭，漕船经常搁浅。为此，官府专门设置了剥船和纤夫，以保证漕船顺利通行。
清朝初年，在通州、直隶、山东、淮安和黄河渡口等处，设置剥船，固定起剥。但有时为了应急，各固定剥船还要远调他处。如聊城剥船，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就曾调赴北运河进行剥运。嘉庆十五年（1810年）调天津杨村剥运。有时，南方漕船至鲁，赶上运河水枯，则又调直隶等处剥船赴济宁、东昌等地接运。咸丰二年（1852年），浙江等省漕船因故延误，朝廷担心会因此影响第二年的漕运，故速调拨杨村剥船赶往临清接运，保证了浙江等省漕粮次年的及时征兑。
在漕粮运输中，运河聊城段往往是交通的“瓶颈”。因此，聊城一带运河经常有天津漕船来此支援。官拨漕船应接不暇时，也会临时协拨部分民船服务漕运。据光绪《漕运全书》卷14记载：乾隆四年（1739年），恰遇天旱，运河水量不足，漕船行进迟缓，朝廷遂令地方官吏雇备民船协助剥运，并要求将协剥船米货物数目及雇船价格呈报督抚及漕河官吏，雇价由地方官酌定。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十四年（1844年）、二十五年（1845年），运河临清段淤浅，雇民船轮流剥运。又令漕船各带小划子一只，以备自行剥运。
沿途纤夫原由运粮旗丁自行觅雇。但各汛催漕千总为使漕船迅速出汛，有时代为招雇，其费用根据雇用纤夫数量给予经费保障。清后期，为了控制纤夫支出费用，开始将纤夫数量、工费根据不同路段重新核定。聊城北始临清、南至张秋段，每夫每华里给制钱一文半，每夫合钱570文。天雨路泞之时，工价再酌情给予增加，但每华里最多不得超过4文。水大之时，纤道每每被淹，则在逆水急流之处设置引纤小船，插立标记，等候顺风时牵挽；或用小船在河中下锚，齐集纤夫挽行。若遇河淤水小之际，则用挖浅行船之法。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临清卫河水贫，清朝廷专门特派专员督挖攒运。嘉庆九年（1804年），运丁在运河山东段内外自行起挖，并用小划轮流剥运。
漕粮储存
在运河聊城段上，漕粮的交付多为中转和接兑。在明代，张秋、七级、阿城、临清等运河城镇均设有水次仓，以转运或短时囤积漕粮。清代沿袭明代长运法，水次仓存粮不是很多，主要用于驻防军队和运军的口粮支出。据《四部丛刊》第三编《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八册“水次仓”条中载：“凡傍近邑转漕京师者则输之安平（即张秋）水次以发兑，每岁冬有部使专利号监临之。”张秋水次仓多达9座，分别是：曹州仓、曹县仓、定陶仓、郓城仓、寿张仓、范县仓、濮州仓、朝城仓、观城仓。七级也有5座水次仓，分别是东阿仓、阳谷仓、平阴仓、肥城仓、莘县仓。临清水次仓共有3座：临清仓、广积仓、常盈仓。三仓相连，建于运河东岸。仓院内每10间库房连在一起，称为“一连”，大仓共有81连，小仓亦有20连。每连都有编号，如博、厚、高、明、悠、久、智、仁、圣、义、中、和等。三仓均建于地势高且平坦之处，仓门有“门军”把守。临清作为南粮北运的中转地，每年有数百万石粮食在这里卸船、入仓、装船或短期储存。
清代水次仓的储粮规模一般不超过10万石，主要来自附近州县的田赋征解。据《大清会典》记载，临清仓额征粮69389石。清代水次仓除储存运军口粮、征收税银外，还应用于灾荒年景的救济平籴。
清后期，由于改折之风的盛行以及农民起义不断，水次仓存粮日少，逐渐走向衰败。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运河被拦腰截断，此后漕运逐渐废止，运河沿岸的水次仓也因此衰落。
漕运管理
漕运管理机构是随着运河的兴起和发展而产生并逐步完善的。元朝建立之初，为适应当时的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始设立专管漕政的专门机构军储所，后改为漕运所。至元五年（1268年）改称漕运司；十二年（1275年）改称都漕运司；十九年（1282年），济州运河开通后，设立京畿都漕运使司；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使司，并分司于临清。都漕运使司及临清分司皆设运使、同知、副使、运判、经历、知事以及提控案牍同吏等官吏。
明朝建立之后，漕运管理更为严格，其机构设置及官员安排，均与地方关系不大。而运军大都用地方所设卫所驻军。史载，“山东都司把总一人，领十九卫所”。其中有当时东昌府（今聊城市）辖区内的平山卫和东昌卫。
清朝建立之后，基本沿用明朝制度。漕运总督、粮道、巡漕御史、监兑官、押运官、领运官、催攒官、漕仓监收官等，都由朝廷统一委派，与地方关系不大。境内各水次仓设置与管理与明代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