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改变了文化交流的空间格局
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改变了传统区域文化发展、交流的空间格局，将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和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密切联系起来，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交融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地域广阔，山河纵横，其间最大的山川河流多东西走向，将先民分隔为以东西走向为主的几个大的区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这些区域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既各具特色，又不断交流、渗透和融合。从隋代开始，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打破了南北长期阻隔的局面，起到了沟通南北的巨大作用，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此后，南方丰富的物产源源不断地通过运河流向北方，而中原先进文化也不断地通过运河传播到江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由横向变为纵横交错发展。尤其是元代建都北京后，经明、清两代，北京一直保持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这其中运河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同时，由运河发展起来的漕运和水利，使运河一带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吸引了南北各地的客商往来、商品贸易，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各区域文化的代表者、传承者汇聚到运河流域，又经运河向外扩散，使运河的文化积淀越来越深厚。
运河促进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便利了内陆交通，加速了社会流动，使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变得快捷，因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大运河流域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运河开通后，全国各地、各个时期都有大量文人骚客与运河结缘，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因为大运河连通了几个主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所以不同时代的文人学士都与大运河结下了不同形式的情缘，写下了大量与运河有关的文字。同时，各个朝代也都有人为发挥运河的功能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也多数形诸文字。这些与运河具有密切关系的文字本身即成为运河文化的重要部分。其二，运河流域的文化教育因运河的开通而昌盛发达。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交通的便利是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重要条件。大运河的开通对运河流域也产生了这方面的影响。例如自元代会通河开通，聊城便成为运河流域的北方重镇，聊城及其周围各州县私塾遍布，书院林立，文人骚客、儒士缙绅来此会客访友，传播学术，交流信息，促进了聊城一带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达，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其三，各种民间习俗、会党信仰、宗教教义也借着运河交通之便，广为传播。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营造了新的环境与条件，促进了全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助推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宝兴堂印刷的部分书籍书影
运河形成了南北历史文化长廊
在漫长的岁月里，运河留下了无数令后人感慨不已的文化遗迹。古运河沿岸的古墩、古庙、古塔、古桥、老街、老店、老厂、老窑以及当时街市的繁华景象、市民的生活习俗，犹如长幅画卷展示在人们面前。运河是南北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纽带，与众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重要文学艺术作品、民俗传统有着直接而具体的联系。因此，可以说，流淌了近千年的运河使两岸滋养起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流淌了1700多公里的运河，串起了中国的大江、大河，沟通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造就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长廊。大运河本是封建王朝为了军事需要和京城粮食等物资需要而开挖的，但是，一旦挖成通航就成了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强劲动力，使运河流域发展成一条巨大的经济带。“船舶往来，商旅辐辏”。运河畅通后，沿岸孕育出杭州、苏州、扬州、济宁、聊城、临清等许多经济文化繁荣的城市。而随着商业的繁荣、手工业的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沿着这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开始会聚在运河沿岸。他们不仅前来开设商号，创办手工作坊，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习俗，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互交融、渗透、碰撞。
由人员流动带来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滋养，在运河沿岸众多的会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清代的聊城已是运河岸畔的重要商埠，南来北往的商舶络绎不绝，外地生意人接踵而来。长期背井离乡，思乡恋亲之情使他们萌生出一个迫切的愿望，要有一处“悦亲戚之情话，慰良朋之契阔”的场所。于是，在这里先后出现了武林会馆、江西会馆、苏州会馆、山陕会馆等。至今，山陕会馆保存完好。
临清社火
运河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运河是诸国朝贡的黄金路 贯穿南北的京杭运河不仅是明、清两朝的经济大动脉，而且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纽带。它成为东南亚诸国以及朝鲜、日本朝贡的首选路径。他们借朝贡之机，开展贸易，盛极一时。朝贡使者不仅把本国的特产进贡中国皇帝，而且在贡品之外还夹带了大量私货，沿途交易，获得丰厚利润。当然这也丰富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更有像浮泥王、苏禄王、古麻喇朗国王等慕中华文明，亲自率团朝贡，有的最终长眠于中国，成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千古佳话。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外国贡使和商人，把本国的特产及文化传播到了运河沿岸，同时他们也通过运河把中国的先进文化带了回去。所有这一切，都在运河两岸留下了鲜明、隽永的印记。
有益堂印刷的部分书籍书影
朝贡诸国不仅从中国获得大量的物品，也把中国文化带回了本国。他们从明朝求《大统历》，有的还派官生入明国学，这样，中国先进的文化教育和礼俗大大影响了海外诸国，提高了他们的文明程度，达到了明成祖“宣教化于海外诸藩国，导从礼义，变其夷习”的目的。
运河流域是西方传教士传教的首选地 一是西方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但真正打开传教局面的是利玛窦。他采取灵活务实的传教方针，结交中国士大夫，取得他们的支持，特别是他两度由运河北上进京，终于见到皇帝，并博得了皇帝的好感，取得了传教的合法权利。由于运河在南北交通中的特殊地位，所以他们都是由运河往来于中国南北，运河沿岸的商业城市也是他们早期传教的主要地方。为了便于传教，传教士以科学知识为敲门砖，从而将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来，有些传教士参与修历，从事科技工作，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媒介。通过运河往来于中国南北的传教士们，在移植宗教的同时，也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与此同时，传教士也把中国文化传入西方，促使“中学西渐”，从而谱写了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二是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明末来中国的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他们中的许多人知识渊博，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他们以科技知识为传教手段，在向中国人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也把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传人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天文和历法。传教士在传入西历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天文仪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望远镜。另外，传教士还把西方的地理、数学、物理、机械、军事技术、医药、音乐、绘画、建筑等知识传播到中国。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输送到了西方。传教士不仅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传到了西方，增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直接推动了西方人研究中国文化的热潮。西方传教士通过翻译儒家经典和对汉语言文字的研究、通信、著述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为了进一步沟通中西文化，传教士和欧洲学术界编译出版了一批中文文法著作和字典，成为欧洲人学习汉语和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书。他们还撰写了一大批介绍和研究中国的著作，内容涉及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地理等各个方面，从而使中国文化更加广泛地在欧洲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