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文化是自元代京杭运河开通以来，在几百年的漕运实践中积淀、发育、成长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的外延较广，内涵丰富，涉及思想、文化、科技、经济、社会等诸多个领域。漕运文化的兴起与繁荣，对于弘扬和创新中国的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促进了人们观念的更新与提升
运河上的漕船
京杭运河开通后，商贸事业逐渐兴旺，沿岸各地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这种经济形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最明显的是，人们的开放意识和商品意识普遍增强，“弃稼穑、事商贾”的人越来越多，从而造就了运河沿岸的商业辉煌。在商贸活动的实践中，也强化了人们的公平意识、诚信意识、互助意识等，形成了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繁荣
由于运河漕运的便利，原来属于地域文化的一些工艺产品迅速扩散，并在相互交融中不断完善、提高，形成了运河文化发展的隆起带。就美术而言，木版年画于元代由山西传到张秋。运河开通之后，全国各地商人纷纷到此经商，山、陕两省尤甚，木版年画制作工艺也随之传入张秋，并在这块适宜的土地上繁荣发展。明、清两代，这里的木版年画得到长足发展，后来传到聊城。清朝中后期，仅聊城清孝街就有画店20多家。如五福祥、义和祥、同顺和、裕兴和、福源成等都是当时有名的画店，它们的年画行销大半个中国。再如民间舞蹈“五鬼闹判”，相传是元末明初运河开通之后从江苏南通一带传播而来，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伞棒舞也是运河畅通带来的产物。刻版印书业是在明朝初期由陕西的能工巧匠带到聊城，据传“友好堂”是出现最早的一家刻版印书作坊，其作坊主即为陕西人。就建筑而言，精雕细刻的山陕会馆，则为山西、陕西商人所建；武林会馆、苏州会馆，则具有浙江和江苏的建筑风格，集东、西、南、北建筑之精华。
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团结
京杭运河贯穿中国南北，其流域涉及多个省份、多个民族。通过漕运，南北方人民频繁交往，生活习俗相互影响，方言俚语逐步掺和，这对于促进民族的融合与团结、语言的交流和统一都有重要作用。
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漕运文化产生于漕运实践，而又反作用于漕运和经济社会发展。由于漕运的需要，漕运科技随之发展，并且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船闸设计、漕船制造、堤坝砌筑等，都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些大型船闸，仍然沿用了运河漕运船闸的建造原理。漕运的兴盛，加快了物资、人员的交流，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运河沿岸商品经济的兴起与繁荣，改变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格局，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也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