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德州运河区域与中外文化交流
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不仅是明廷的经济大动脉，而且也是一条对外文化交流的纽带。往来如梭的大运河上，既有漕运的官船，亦有载人的客船，而更多的则是满载货物的商船。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逐运河之利，往来于德州南北等城市，使得德州迅速崛起和发展。
当年埋葬苏禄东王时的墓基石（摄于20世纪70年代）
正是因运河这条黄金商路，交通便利，条件优越，所以，它也成为东南亚诸国以及朝鲜、日本朝贡的首选路径。他们借朝贡之机，往来于运河之上，开展贸易，曾盛极一时，并留下了许多文化交流的佳话。
明朝建立后，周边小国即与明朝廷建立朝贡关系。明成祖即位之后，一改洪武时限制朝贡番国数量的办法，设驿馆鼓励海外诸国来朝。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以后，入华朝贡的国家数量激增，据《明史·成祖本纪》载，“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各国使臣和商人到京的一次就有1200人之多。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无论是从广州，还是从福建、浙江沿海登陆来朝入贡的外国使节，都是经过运河进京。这样，运河又赋予了中外文化交流新的使命。朝贡使节不仅把本国的特产进贡明帝，而且贡品之外还带有大量私货，沿途交易，获得丰厚利润。当然，这也使德州及广大沿运地区能够更多地享用海外名产，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更有像苏禄东王、西王、峒王等，亲率团入华朝贡，最终苏禄东王长眠于中华大地，成为中菲文化交流史上的见证。往来于德州及其他沿运地区的外国贡使、商人，把本国的特产及文化传播到了德州及其他运河沿岸，同时他们也通过运河把明朝的先进文化，特别是运河文化带回国。所有这些，都在运河两岸留下了鲜明、隽永的印记。
东王妃墓及王子墓（摄于20世纪70年代）
苏禄东王长眠德州运河岸
明代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大运河德州段的地位愈显重要，无论是闽浙，还是从广州沿海登陆的外国使节，都要沿京杭大运河途经德州等城市而进京。当时，德州是沿途中“商贾如织”的贸易中心之一，往来于运河上的外国使节、商人，多在此驻足。他们不但在此销货购物，而且徜徉其间，充分感受德州地域文化，并留下了许多活动的足迹和传说，成为德州运河文化的重要史料。其中，苏禄王来访并长眠于德州运河东岸，已成为德州运河文化与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
苏禄国位于今菲律宾西南部的苏禄群岛，与北婆罗洲（沙巴）东海岸遥遥相隔。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3世纪，中国与菲律宾人就有来往。当时的线路是：从中国大陆东南部出发，越过台湾海峡，经台湾南部，再渡过巴士海峡，到达菲律宾。唐、宋、元时期，中菲两国人民在贸易、文化交流方面已甚频繁。中国的商人和商船到达苏禄后，用丝绸、瓷器等换取当地的珍珠与土特产。据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载：“其地以石倚山为堡障，山畲田瘠，宜种粟麦；民食沙湖（糊）、鱼虾、螺蛤；气候半热。俗鄙薄，男女断发，缠皂缦，系小印花布。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织竹布为业。有酋长。地产中等降香条、黄蜡、玳瑁、珍珠、奇禽异兽……”9世纪时，苏禄岛港口停泊了来自中国、印尼、柬埔寨等国的商船。阿拉伯商人把苏禄的货品经过广州运往中国大陆，可见唐、宋时中国与苏禄已有贸易往来。元时，与中国贸易来往颇多，因马端临在所著的《文献通考》中多次提到“麻逸国”，即菲律宾的古名，但明朝永乐前，苏禄始终没有同中国建立官方联系。
明朝建立之后，积极推行睦邻政策，“宣德化而柔远人”。郑和下西洋，足迹非洲东海岸，每到一处，均向当地统治者宣读明皇诏书，并邀请其来明廷访问，还与当地统治者和百姓进行贸易。
永乐十五年（1417年）八月，苏禄东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率领340余人的庞大使节团，到明朝朝贡。此时，成祖虽然没有正式迁都北京，但北京实际已是政治中心，成祖常往北京。当苏禄王一行沿大运河北上之时，在北京的明成祖早已得到了消息，他听说苏禄国第一次入贡就组成最高规格的使团，而且三王并来，认为苏禄国三王“倾国来归，鳞次阙下”（张燮《东西评考》），要求运河沿线地方官照例为苏禄贡使提供口粮和相关的开销。八月初一，苏禄王一行带着珍珠、宝石、玳瑁等礼物终于到达北京，受到了明成祖的隆重接待。《明令典》载：“苏禄国，永乐十五年筵宴一次，国王来朝，经过府工荣饭管待，回还亦如之。”
明成祖不仅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国宴，而且为他们举行了正式的册封仪式，“封巴都葛叭答剌为苏禄国东王；麻哈剌叭葛剌麻丁为苏禄国西王；妻叭都葛巴剌卜为苏禄国峒王”（《明太宗实录》），并赐诰命及袭衣、冠服、印玺、鞍马、仪仗，其他人员也各赐冠带、金织文绮、袭衣不等。这样，苏禄国作为独立国家就得到了明朝廷的正式承认。
八月二十七日，苏禄国一行在北京游览了各处名胜后，圆满完成了访问，启程回国。明成祖又给予厚赐，各赐三王“金相玉带一、黄金百两、白金两千两、罗锦文绮二百匹、绢三百匹、钞一万锭、钱三千贯，金锈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袭”（《永乐宝录》卷107），“赐其随从，头目文绮、彩绢、钱钞有差”（《明太宗实录》卷86）。苏禄王一行沿运河南下，由于水土不服，加上饮食起居也不规律，以及万里奔波，旅途劳累，苏禄王身染重病。九月十三日，当行至德州迤北的安陵时，在驿馆薨逝。
噩耗传到北京，明成祖朱棣闻讯悲痛万分，即遣礼部郎中陈士启带着自己为苏禄东王亲笔所写的悼文前往德州致祭并抚慰其家人，以王礼将苏禄东王安葬于德州，赐谥号“恭定”。
明朝按中国礼俗，成祖让东王的次子和三子及王妃、随从等十余人留在德州守墓3年后返回，让东王长子都马含继位苏禄王，赐敕曰：“尔父知尊中国，躬率家属陪臣，远涉海道，万里来朝。朕眷其诚悃，已锡王封，优加赐赍，遣官护归，舟次德州，遭疾殒殁。朕闻之，深为哀悼，已葬祭如礼。尔以嫡长，为国人所属，宜即继承，用绥藩服。今特封尔为苏禄国东王。尔尚益笃忠贞，敬承天道，以副眷怀，以继尔父之志。钦哉！”（《明史·苏禄传》）。这样，都马含遵照成祖旨意率众离开德州，继续沿运河南下，回国执政，他的父王却永远长眠于中华大地。
明廷按照诸侯王陵的规格，在德州城北为苏禄东王营建了高大宏伟的陵墓。据《温安家乘要录》记载，东王墓：“德州城北二里许，土垒十二所，周方数里，绵亘连峙，旧名十二连城……一城拱卫环绕，风水所聚，前庙后墓，魂魄相依。其后王妃、温、安二子俱附葬于其次，佳城郁葱……庙在王墓前，永乐十六年初建，正殿五楹，奉王国像，东西配殿各三楹；御制碑亭一座，仪门一间，大门一间，牌楼一座，翁仲、马、羊如其秩。”
明成祖还亲自为苏禄东王题写了墓碑碑文。
苏禄王墓（摄于20世纪70年代）
陵墓建成后，明廷对东王墓的祭祀、修整和留在德州守墓的东王后裔，都予以关怀和照顾。明成祖除了让德州官仓每人每月供给口粮一石，以及布匹、银钞外，为了更好地护墓，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恩赐十二连城之共祭田二顷三十八亩，永不起科”，还“拨历城、德州三姓回回供其役，准免杂差”。每当“春清明、秋中元，有司察例致祭，载在祀典。祭品、花红、席面及修理围墙，俱奉拨回民夏、马、陈三户承办，永远遵奉”。明宣德三年（1428年），明廷重申发给三户礼付，“着三户永远相兼看守王墓，供给王裔役使，耕种祭田，供王祀事，全户豁免杂泛差徭”（《温安家乘要录》）。同时，对留在德州守墓的王裔，“听其与回民婚嫁，子孙习于回俗”（《德州乡土志·人物》）。
留在德州的东王家人，由于受到明廷优厚的待遇，所以，三年守丧期满后，东王的两个儿子不愿再回苏禄国，而愿长久留在德州为父守墓。东王妃葛木宁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回国一次，明成祖厚赐送行，但第二年东王妃又返回德州，自此未再回苏禄，与二位王子长期留居德州，逝世后都附葬在东王墓侧的东南隅。
为了尊重和照顾东王后裔及附近回民的民俗习惯，明宣德以后，在东王墓的西南隅墓道西侧，又修建了一座清真寺。明崇祯元年（1623年）九月二十二日，札给东王后裔温守孝为清真寺主持，并给冠带，承袭宗派，管理回众，每逢回教大典，率温、安二姓诵经祭墓。
返回苏禄的都马含继承了父王的遗志，继续与明朝通好，不断遣使来明朝贡。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二十二年（1424年），苏禄国曾先后3次派使来贡，其中永乐十九年（1421年），这次是东王母亲所遣使节，贡献了一颗重7两多的特大珍珠，在朝野引起很大的轰动。
御制苏禄国王碑。碑文是明朝永乐皇帝亲自撰写的。（摄于20世纪70年代）
自从三王来朝之后，明朝同苏禄的经济往来加强，苏禄人从中获得了很大利益。他们除了派使节来进行朝贡贸易外，还千方百计吸引中国商船前去贸易，甚至用扣留人质的办法强邀中国人去贸易，两国贸易的开展促进了苏禄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清人张煜南在《海国公余杂著》中所言：“按其岛小而兵强，岛民五万人齐心一力，深固不摇，刻华人以军械易其燕窝，彼得利器。朝夕操演，武备因之益精，敌以炮来，我们炮往，往往击坏其船，卒不得志而去。但使南洋得数之苏禄，固守疆界，西人何能鸱张若是。”可见苏禄在与华贸易中得到了军械，在抗击外来侵略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禄王墓是迄今为止德州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温家族是有史记载的、传承至今的全国唯一一支古代海外君主留华后裔。苏禄国王墓与安、温家族不仅是明清德州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交通地位的反映，更是中菲友好关系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中日文化交流与德州
明代运河在中日关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日本来华的贡使多在浙江登陆，经宁波市舶司检查无误后，通过浙东运河辗转抵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贡物都是经过大运河抵北京。
当时，明廷与日本进行的只是朝贡贸易，也叫勘合贸易。朝贡贸易是官方贸易，贡使必须持有国王的任命和给明朝皇帝的奉表，否则，被视为不合法而拒绝其入贡。明洪武年间，很多日本的大名（日本古时封建制度对领主的称呼）为了谋利，私下冒充贡使来华，多被拒绝。对那些具有合法手续的日本贡使，明廷则规定沿途官府要予以接待，“凡使臣进贡，沿途关支廪给口粮，回还亦如此……”。当时，德州等地支付日本使节、商人的口粮和银两是：官员廪给白米五升，十二色；口粮：白米一升半，八色。这里的“廪给”是指给团官员的，“口粮”是给一般商人的。除地方官府支付口粮外，其余柴、油、盐、茶、蔬等皆给银两支付，称“色”。
由于勘合贸易中，明朝廷的赐物价值远高于贡物价值，而且，在我国境内的费用又由官府负担，所以，日本商人都愿意以勘合贸易的形式来华做买卖，致使日本勘合贸易使团越来越庞大。他们动辄都超过二三百人，而且携带私物越来越多。到明宣德初，明廷不得不重申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明永乐初，限制在200人以内，船2艘）”。明景泰年间，日本贡使携带私货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些大量的私货多在进京途中的德州及运河各大商埠销售。弘治九年（1496年），由于东南沿海的倭寇日益猖獗，朝廷下令限制日本勘合使船进京人数为50人，其余人员不得沿运河北上贸易，朝贡贸易才日渐衰落。
在来华的日本朝贡贸易团中，除官方使节和商人以外，还有僧人和学者，他们来我国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和游览。这些僧人和学者前往北京的时候，概行水路，往复途中，随处滞留，游历附近的名刹胜境。当时，德州是运河岸边的商贸城市之一，有诸多的名胜古迹、名刹古寺，自然也是他们的光顾之处。
中朝友谊与德州
中朝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明代是继隋唐之后中朝交往的又一个高潮时期。
明初，朝鲜贡使多从江浙登陆，经由运河抵南京。从江浙登陆，由于航行时间长，风险大，于洪武六年（1373年）后，改从登州登陆，经运河分抵南京、北京。
万历二十年（1592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权臣丰臣秀吉率数十万大军入侵朝鲜。由于朝鲜承平日久，军备废弛，再加上国王李昖沉湎酒色，不问政事，所以，在日军的进攻下，朝鲜的王公大臣“望风溃败”，李昖放弃平壤，逃至鸭绿江边的义州，向明廷求救。
明廷得此消息后，认为“丰臣秀吉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遂即发援军入朝抗倭。同年12月，明朝兵部侍郎、经略宋应昌和东征提督李如松率数万明军进入朝鲜，首战攻克平壤，并一鼓作气，乘胜将日军逐出汉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随着战线的拉长，军需供应不足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明军原本想就地解决部分军粮，但由于日军的大肆破坏，已无粮可供明军。为了保证军需供应，明廷从内地筹集调拨大批军粮通过运河运往朝鲜，并暂存于天津、德州、临清等地的漕运官仓等待转运。当时，运河成为前线明军粮饷补给最重要的运输线。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四月，邢玠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全权指挥朝鲜战争，他及时向朝廷建议，将天津、登州、莱州、淮安等港口作为军粮和其他军需品的转运口岸，“海运官于天津、山东、淮安各处搜求官民渔、商船二三百只，总运一两次以救目前之急”（《明神宗实录》）。五月，户部又下文：“又借临（清）、德（州）二仓米各二万（石），运至登（州）、莱（州）转运。”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秋，明朝廷急令：“咨山东、保定各巡抚，悉照饷臣所议，将岁派粮饷，分投各海道转运，如山东登莱少，移就粮多之所，而济南兑运水次改赴利津。新改漕船即向利津领兑，该道运额取支应动预备仓粮与临、德二仓本色，尤为近便（《明神宗实录》）。”由于有运河仓储粮食保证，满足了朝鲜战场上的需要，最终取得了战争胜利，日军退出朝鲜。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更加深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