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
隋唐是德州运河区域道教发展的较盛时期，其原因在于道教与皇权的结合，成为皇族的宗教。这从有关史料对德州万松观和高真观的记载就不难看出，特别是万松观，占地千余亩，是当时全国最有名的两大观（北京的薄易观和今赵虎镇的万松观）之一。
乐陵王母殿全景图
乐陵碧霞元君故居
宁津碧霞祠
至明，伴随着道教神仙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面世，道教的教理、教义及宗教伦理的道德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德州运河地区的民众，像关帝、八仙、文昌帝君、玄武、吕祖、妈祖、土地、城隍、财神、药王等道教诸神在德州运河地区民间广泛祀奉。
明代中期，随着道教的世俗民间化，诸如黄天教、八卦教、长生教等融合各种宗教色彩为特点的民间秘密宗教在德州运河区域颇为兴盛和活跃。
清初，封建统治者从笼络汉人的角度出发，对道教也基本上沿用明例加以保护。康熙朝，针对日益活跃的民间秘密结社，采取了抑制政策。进入乾隆时期，随着国力的强大，开始对道教加以贬抑，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视道教为汉人信奉之宗教。乾隆以后，道教的地位愈加下降。到道光元年（1821年），正一道首领与清廷的关系基本断绝，再无任何特权可言。德州运河区域的正一道与全国一样，总的来说，并未获清廷宠遇，没有政治地位可言，但在民间仍有一定影响。
在经过长期沉寂之后，全真道以龙门为主体，出现了一批高道。曾一度备受清廷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宠信。清代，在德州运河地区的全真道士中读书人出身者颇多，文化修养较高，著述甚丰。为此，民间出现了不少关于丹学的著述，如《道书十七种》《樵阳经》等。在宗教行持方面，全真道徒多兼行斋醮祈禳，以香火收入谋生为主要手段，与正一道徒没有多大区别，显示出两大道派之间不断融合的趋势。全真道一度复兴，以致在清末仍有相当势力。其宫、观、庵、院遍布德州运河区域，田产收入颇丰，仅万松观即拥有土地千余亩。尽管如此，其整个教团素质却日趋下降，道士中道行可称者日见其少。可见，在德州运河地区，无论是正一道，还是全真道，随着政治地位的日趋下降，整个道教随着封建社会进入衰微而日益衰落。
由于受“庙产兴学”和反对封建迷信政策的打击，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科学技术的传播，外来宗教的竞争，再加上自身的停滞不前，道教进一步陷入衰败境地。1917年，药王庙被大水冲毁；1928年，城隍庙被辟为中山市场；1946年，玉皇阁毁于战火，多处道观已荒废，大批道士改行、还俗。至此，道教在德州消亡。
佛教
汉代，源于古印度的佛教文化开始渐渐东来，使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从德州一中院内出土的明代碑文，“安德境内……自梁天监年间始有寺”的记载来看，南北朝时期，德州地区也领略到了这一来自异域的宗教之光。
隋唐时期是德州佛教的兴盛时期。从历史文献资料记载的情况看，当时德州运河区域有佛寺较多，且大都在运河沿岸，其中最著名的佛寺有永庆寺、慈氏寺、抬头寺、龙泉寺和兴龙寺等。永庆寺、慈氏寺为唐贞元年（785年）所建，寺在京杭大运河德州段运河西岸，周围数里，廊殿楼台。永庆寺金铺藻栋，琉璃洞彻，气象万千，“唐卧云山禅师之所创”（《德县志·文内编》），曾在这里钻研、传授佛经；慈氏寺“俗称银瓦寺，定陶家物，瓦色光白，故曰银瓦。信徒法侣，持花成薮，伽蓝之胜，最得称首”（《长河志籍考》）。可以说，二寺是当时德州区域佛教文化的中心。在唐统治者的推崇下，得到了巨大发展并盛极一时，使得佛教教义不断向更广阔、更纵深的领域积淀。佛教的许多义理与德州传统文化逐渐融合，并广泛渗入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识形态之中，形成了一种宗教信仰运动。
平原森罗殿遗址
佛教自梁天监年间（502～519）传入德州后，中经隋唐鼎盛，至宋元时已趋衰微。入明以后，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对传统佛教各宗派采取控制与扶持并举的方针。为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继洪武元年（1368年），在南京天界寺设善世院官领佛教后，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式建立起僧官制度。廷内设僧录司、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各僧官衙门的职责是“专一简束僧道，务要恪守戒律，阐扬教法。如有违犯清规，不守戒律及自相争浊者，听从究治，有司不许干预”。洪武三十四年（1391年），又制定度蝶制度，对出家人作出严格限制。对于寺院的经济，明廷也给予优厚的待遇。洪武年间，对敕建的寺院，“钦赐田地，税粮全免”，即使是一般寺院，也“免杂派人差役”（以上所引用均为《释氏稽古略续集》卷2），并禁止寺田买卖。在明廷的扶持政策下，佛教又复兴起来，特别是地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德州运河区域，寺院林立，蝶僧大增，佛教更呈兴盛之象。据《德州志》载，成化以前的州城内外，官立寺院已多至10余所，以后续建不绝。
明代，德州运河区域盛行的佛教宗派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两派。禅宗以专修安静止息杂虑的禅定为主，故称禅宗。净土宗，也称莲宗，依据《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往生经》，专念“阿弥陀佛”，以期往生极乐世界“净土”而故名。在明代前期，活动在德州运河地区的著名禅僧主要有永庆寺的古峰、玉川、无极和抬头寺的仁义、明山等人。他们贯彻宋明以来，教、禅并重，三教合一的主张，而以净土为归趣。他们认为，“其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突出读经的重要性。关于三教关系，他们认为，佛教可阴助王化，儒教可显助佛法，两者可相资而用，“核实而论，则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不当相非当交相赞”“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对于净土实践，他们也非常重视，提倡戒杀放生，慈悲众生，以传统道德约束徒众。为使佛教法会在民间普及，还重新订了水陆仪执。僧古峰还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将元代遭兵燹毁于运河西岸、建于唐贞元年间的永庆寺移建于城内（今德州一中处）。
随着佛教在明代的复兴，在德州运河区域不少士大夫也喜谈佛经，特别是禅、净两宗，更在士大夫中间广为流传。在家居士研究佛教成为一种风气，一时德州的“缙绅趋之若鹜”，像张惠、王祖嫡、程绍、谢廷策、田实栗、吕恂、杨贾、王都等人都对佛学有相当理解，并著有许多有影响的研究佛学的著作。可以说，这些居士们的喜好也对明代佛教在德州运河地区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庆云海岛金山寺
清朝廷对佛教的政策，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政策。德州各寺庵的僧尼，均属于佛教禅宗的一个派系，即临济宗。因他（她）们都按临济宗辈的妙、性、海、觉、能、绪、本系取名。所以他（她）们彼此按辈系相称呼，毫不紊乱，但各寺庵的经济来源不同，每人的技艺（主要指做佛事）也不相等。从土地收入来看，各寺庵都有一部分土地，有的是官府赐予，有的是豪绅捐赠，称为“香火地”。如永庆寺有田370余亩，坐落在今黄河涯镇蔡庄村，由该村农民佃种，每年收割完毕，把应分的粮食和柴草送到寺里。寺是雇着工，养着牲畜，还有碾、磨等等，过着富裕的生活。抬头寺原有田百余亩，中经礼耀和尚吸食鸦片，挥霍浪费，只剩下20余亩。
德州出土的唐朝石佛像
唐朝石佛造像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的寺庙和僧尼逐渐减少，佛教进一步陷入衰落之中。德州的佛教在总体上也是如此。据《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载：“民国初年，德县全境共有佛寺160处”，至1946年解放时，仅有佛寺72处。但是，佛教活动仍较为兴盛，城内永庆寺和城外抬头寺、铁佛寺等名刹仍规模宏大，香火旺盛。此时，佛教的僧德虽众，但绝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下，许多人目不识丁，其进入佛门的目的，不在于济业修行，而在于避难糊口。他们多数不闻世事，不研佛旨，终日奔走于谋财盈利之中。佛教已日渐丧失了其原有的觉世济世作用。
天主教
天主教，又称“罗马公教”，属基督教派，信奉天主，以罗马教皇为教宗。天主教主教称“神甫”，教徒逢礼拜便到教堂诵经祷告。较早来山东及河北地区传教的是耶稣会，明末以来，即在有关城镇建立起许多基督教会。稍晚于耶稣会来山东、河北运河地区传教的是方济各会。清顺治年间，该会神甫栗安当由福建北上，至山东地方传教。继在济南建立教堂后，又分派教士至济宁、临清、禹城等地，建立了教会。顺治皇帝死后，教士的活动多方受到限制和禁止。康熙皇帝亲政后，减少了对教会活动的限制，传教活动开始恢复，至康熙去世，教会已遍布山东各地。这一时期，活动在山东运河地区的主要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康熙后期，罗马教皇派往北京的主教康和之，大部分时间在山东传教，他在临清建起了教堂，并以临清为中心，向东昌、堂邑、茌平、恩县、德州等地发展方济会的势力。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法国人以主教身份来德州传教，在大西门内（今新湖街道办事处址）建起教堂房舍87间和两所学校，置有土地和牲口，还雇有伙计，有教徒1825人。义和团运动时期，天主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20世纪初期，教会活动主要围绕着恢复、发展教会组织来进行。至辛亥革命前夕，天主教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禹城御桥韩天主教堂
在举办慈善、救济和教育方面，从1918年开始，德州的天主教修会设立了育婴堂，收养遗弃婴幼儿和盲聋哑儿童达百余名，并给以一定教育，让其从事一定劳动。德州天主教修会继1922年大规模募捐活动后，于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时，在教堂内部大院里创建了“山东德县天主教会私立崇德学校”，分初级班和高级班，设男部、女部，男女每班学生30～40名不等。
基督教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基督教（新教，即耶稣教）势力争先恐后拥入我国的内地和边疆。德州运河地区更成为该教势力扩张的重点地区。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组织的特点是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其传教方法与天主教的大量吸收教民发展教会势力的做法有所不同。耶稣教会比较重视利用医院、学校及办慈善事业来扩大影响。
早在清同治六年（1867年），公理会就与德州一带的民间秘密结社有了联系，从此，每年都从天津派教士到此传教。光绪六年（1880年），公理会在德州运河沿岸的恩县庞庄正式开设教会。光绪十二年（1886年），便在临清建立起第二个教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教会受到沉重打击。光绪三十年（1904年），教会又在德州城南买房10余间，开始在德州进行传教活动，后设立堂会一处。宣统二年（1910年），美国公理会在德州南关街路东，建起规模庞大，占地约0.3公顷的德州南关基督教堂，建有20米高水泥砖木结构钟楼一座，可容纳800人的礼堂一个，还建有崇真小学和培真女校及一批附属建筑物。同年，又在城东购买土地20公顷，建起了博文中学、卫氏女子小学和博济医院，成为公理会的传教中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德州基督教的广大爱国信徒纷纷支持抗日，而美国传教士却阻挠广大信徒抗日，纵容日军侵华。同年秋，日军占领了德州全部布道建筑，教堂、学校全部被日军关闭，美国传教士回国，学校停办。1946年德州解放，美国传教士全部撤离德州，结束了在德州传教的历史。
德州基督教堂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自宋元时期传入德州后，就获得了较广泛的传播发展。到明代，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及其举行礼拜仪式的宗教场所清真寺已比比皆是。不过与其他外来宗教（佛教、基督教等）不同的是，伊斯兰教在德州城区的传播不是通过对教义的宣讲与经典的流布，而主要是依靠信奉伊斯兰穆斯林的落籍并形成一定居住地域的不断扩大而实现的。因此，穆斯林及其宗教场所的分布，便成为考察伊斯兰教传播状况的主要途径。
明代，伊斯兰教在德州运河区域的传播与运河作为南北主要经商之路有着直接的关系。德州地处运河东岸，紧靠京杭大运河，吸引大批有经商传统的穆斯林在此经商落户，自然伊斯兰教也就随之成为当地的宗教之一。德州运河地区的穆斯林情况较为复杂，主要分四种情况：一、随着元朝的建元徙居东区的穆斯林，早在元朝入主中原时，曾带有一部分阿拉伯穆斯林兵，驻扎德州及临近各县。二、随着元朝的建立徙居本区的穆斯林。三、明代徙居本区的穆斯林较多，并多由南京迁居。四、外籍加入中国籍定居本区的穆斯林，如德州北营村温、安二姓，原系菲律宾人。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率领使节团到北京访问，回国途中病逝于德州附近，留下了王妃和次子、三子守墓，因之定居下来，清雍正九年（1731年）加入中国籍，后信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另外，从河北沧州，山东青州、惠民、聊城等地移至本区居住的穆斯林也不少。伊斯兰教在德州城镇的传播呈扩大之势，其宗教活动场所遍及大小城镇。据调查，始建于明初德州运河区域的清真寺有德州的北营清真寺、临邑的石家清真寺、宁津的长官清真寺等。如果说明代伊斯兰教在州城的传播发展多是来此从事商贸活动的穆斯林定居的结果，那么，伊斯兰在农村地带的传播则多是大批穆斯林移民所致。这些穆斯林移民既有自发向德州迁移的，也有官府组织迁徙的。特别是随着明朝廷与吐鲁番关系恶化后，从正统元年（1436年）起，明廷相继数次从甘州、肃州及凉州等地，迁徙穆斯林安插在德州及运河区域的农村地带进行屯耕。大量穆斯林移民迁移落户，自然而然地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德州农村地区的传播。
宁津长官清真寺
陵县冯老庄清真寺
德州北营清真寺（崔忠伟 摄影）
明末以前，德州伊斯兰教义思想尚处于萌芽状态，只是在某些教职人员中世代相承，既不对外宣传，又不刊行书籍。明末清初，局面大变，一些“儒”“伊”皆通的教内学者，开始以中国传统思想阐发伊斯兰教经典，以汉文著书立说。此前的经堂教育是只有（也只允许）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读本的，而且这种读本也都是阿拉伯人著作的翻刻。“儒”“伊”皆通的教内学者的作为不啻发动了一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革命。从此以后，伊斯兰教义思想冲出了清真寺的大门，真正成为一种有社会性的学说，经过许多教内学者辛苦耕耘，终于使之具备了理论面貌。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伊斯兰教义学思想，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概念、范畴就是由“儒”“伊”皆通的教内学者王岱舆、刘智、马注等人在其著作中提出并构建的。
由于元、明、清三代大批穆斯林（回民）迁居德州，伊斯兰教在该地区广泛传播。到民国时期，随着这些回民的繁衍生息，伊斯兰教在德州更趋活跃。
首先，是统一的伊斯兰教组织的建立。1917年设立“中国回教俱进会德县支部”，1929年设立了“中国回教公会德县分会”；其次，是伊斯兰学校教育的发展。伊斯兰的传教和教职人员的培养，长期采取在清真寺里举办私塾式的教育方式。清末开始有回民学堂的设立。到民国时期，设立新式回民学校成风。在德州的许多回民聚集乡村，经堂教育仍被作为培养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主要方式。解放前的德州地区乡村，几乎每个清真寺都招收海里凡（学员），由著名阿訇施教，少则不足10人，多则达到30余名，结业后充当本地伊斯兰教高职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