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1906—1941），原名刘起亚，又名刘苏华，笔名梦非、王夫、辛民、漆雕华等，广东兴宁人，抗战时期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纵队宣传部长，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
刘子超出生于农民家庭，9岁时在一家私塾念书，后升入兴宁县立中学初中一年级。北伐战争开始后，东征军到达兴宁、梅县一带。1926年，中共兴宁县小组成立，刘子超积极参加中共党组织推动成立的“读书会”活动。他先后阅读了《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谈》和《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兴宁县立中学有八九百名学生，刘子超是学生会的骨干之一，他经常在学生集会时作富有鼓动性的演讲。他的文笔流畅犀利，思想内容丰富，经常登榜悬墙。当时在该校任教的中共党员彭秋帆见刘子超革命意志坚定，便向党组织推荐。经过党组织考察，刘子超于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子超入党后，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把本校和附近兴民中学的青年进步分子吸收到共青团。寒暑假期间，他常带领同学到农村宣讲革命道理。他还在家乡主持成立了鲤湖乡农会，开展“耕者有其田”的革命活动。
1927年初，校方以“煽动学潮、破坏教学”的罪名，开除了刘子超的学籍。刘子超到兴民中学的“青年改造社”躲避一个多月，后到梅县东山中学继续念书。半年后，因有人告密被捕入狱。不久越狱成功的刘子超化装回到兴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10月，在中共兴宁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新圩区委党支部，刘子超任宣传委员。他与肖向荣、冯宪章、伍扬俊、彭清寰等人在新圩、水口一带，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打击当地反动势力，巩固发展中共党团组织。不久，中共兴宁县委驻水口、新圩机关遭到破坏，刘子超辗转到达上海。
刘子超到上海后改名刘苏华，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他除悉心钻研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外，还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同时与创造社的潘梓年、潘汉年、李初梨、王学文、冯乃超等往来密切，很快成为上海艺术大学的积极活动分子。在实际革命斗争的锻炼下，他逐步成为共产党的理论家和活动家。1929年春，刘子超到上海爱文义路的华南大学工作，后来担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秋后又调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期间，他经常以国际共运研究专家的身份，到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及一些中学、社会团体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外，他还创办了为中共党组织开展活动的阵地浦江中学。兴宁县中共党组织遭到连续破坏后，张中、陈孤凤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相继抵沪，他们在刘子超的帮助下纷纷恢复党团组织关系。
1932年，刘子超先后发表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的批判》《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两篇重要论文，对上海托派文人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的谬论，进行了有力批驳。
1933年，刘子超在上海第二次被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他巧妙地保护了自己，没有暴露政治身份。次年刑满出狱后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刘子超仍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以漆雕华为笔名在《读书生活》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1935年“华北事变”后，刘子超从官方了解到国民党内外政策的调整变化和国共谈判的信息。1936年，刘子超来到山西太原，为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讲授社会科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子超到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的政治处工作，适逢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以十八集团军代表的名义在程潜处任联络处主任。在朱瑞的帮助下，刘子超恢复了中共党组织关系。
1937年秋，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做准备，朱瑞、刘子超等人决定以豫北师管区张轸司令的名义开办“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训练所成立中共党组，朱瑞任书记，刘子超为党组成员兼训练所主任。因蒋介石派往张轸部任参谋长的詹某掣肘和破坏，训练所首批200名学员不得不提前毕业，分配工作。刘子超率领留下的四五十人作为骨干，于同年12月上旬迁往山西晋城，成立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刘子超任校长，王振华为副校长。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既是中共在晋冀鲁豫地区开办的第一所正式的干部学校，又是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该地区进行抗日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1938年4月，在豫北、太原、临汾相继沦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华北军政干校为基础，在山西陵川建立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刘子超任司令员，共计统辖三千余人的一、二、四、五支队，活动在豫北修武、武陟等地开展敌后游击战。1939年2月，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改编为八路军晋冀鲁豫第五军分区赵谭支队，刘子超任支队副司令员。
1939年6月，刘子超随徐向前、朱瑞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宣传部长。10月，刘子超任由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机关合并而成的山东纵队宣传部长。刘子超极为重视新闻出版和报纸的发行工作。他在听取了山东《大众日报》社负责人刘导生和匡亚明的汇报后，说道：“我希望的《大众日报》，首先负担起引导抗日战争正义舆论的责任；其次，希望能够负担起教育大众的责任；再次，希望能够负担起反汉奸舆论和揭发日寇欺骗宣传的责任。” 此后，他还利用行军和战斗的间隙，在两年的时间里为报纸撰写社论、专论达16篇之多。
1940年前后，刘子超参加了山东宪政促进会的筹备工作。1940年2月22日，大会隆重举行，刘子超当选为省宪政促进会常务委员。
为了团结文化界人士，推动山东文化运动，刘子超于1940年4月3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展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一文，文章揭露了日本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和对中国同胞进行奴化教育的卑鄙险恶行径，阐明了开展战时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和方向。4日，他借鲁南民众总动委开会之机，召开了一次山东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座谈会，会上成立了山东文协筹备委员会。随后，他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山东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的社论。5月4日，为纪念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节日，他又撰写了两篇文章：《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和《青年与新文化运动》。文章深入浅出，阐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号召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着眼现实，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
刘子超还以笔作刀枪，对汉奸卖国贼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打击。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为揭露汪精卫的行径，使民众识破其真面目，刘子超5月10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汪逆兆铭卖国事敌的罪恶种种》一文，指出汪精卫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开始主张对日妥协，继而以大量事实，历数汪精卫十三条罪行。6月4日，刘子超以《驳斥汪逆的伪“三民主义”》为题，给《大众日报》写了专论，从理论上戳穿了汪精卫所标榜的“三民主义”投降实质，动员抗日军民坚决执行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使山东人民认清了汪精卫的汉奸真面目。
1940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提议：为统一指导山纵部队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创办山东纵队的“军报”，并定名为《前卫报》，由山纵宣传部长刘子超直接领导该项工作。刘子超接受这一任务后，立即着手筹备，及时提出调配人员、筹措经费和置办设备的方案。在战争环境下，他以顽强的战斗姿态，边行军打仗，边积极筹备，《前卫报》于当年的11月7日正式问世。这张报纸一问世，便受得山纵全军一致称赞，对加强部队思想教育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每期付梓前，刘子超都认真审阅，批改稿件。其中社论和一些重要文章，多由他亲自撰写。他要求文章要大众化、口语化，力求使工农兵看得懂听得懂。有些半文半白的稿件，他一定要改成白话文才采用。
刘子超还从部队里物色了几个有专长的干部，建立起土洋并举的小型“新闻电台”。每次行军驻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快速架起天线，收抄国民党和敌伪电台播出的消息，编成油印快讯，供首长和宣传部门内部参考。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收抄延安的广播。每当中共中央播发《解放日报》社论或重大新闻的时候，刘子超总是让电台一边接收一边送给他看。他看后，随即安排抄送传阅或送给《前卫报》登载。有时因有敌战情，报纸无法出版，他就以油印小快报来代替，使部队广大指战员能尽快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刘子超以《大众日报》和《前卫报》为阵地，从山东战场的实际出发，针对国际国内斗争形势，从国外到国内，从政治、文化到军事，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党报军报的优势，有计划、有步骤地撰写了诸如《敌国阿部内阁的坍台》《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动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解放》《怎样粉碎敌伪“强化治安运动”的阴谋》等数十篇政论文章。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在鲁中区的青驼寺（今属沂南县）举行山东省联合大会，成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最高政权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战工会的委员，分在教育组工作。此后，经过他们的努力，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活动非常活跃，人们一面打仗、生产，一面学习政治文化，到处书声琅琅，歌声嘹亮。
1940年12月，为纪念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两周年，山纵政治部在刘子超的倡导下，谱写了《山东纵队进行曲》，以激励山纵全军指战员的斗志。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是由郭华谱曲、刘子超亲自作词。歌词的内容逼真、形象，有高度的概括性，受到了各界人士和根据地军民的一致好评。
1941年2月26日，沂蒙区参议会暨沂蒙专员公署成立。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在沂南县朱家里庄召开的沂蒙区抗日民众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沂蒙区的议政和行政机构，选举产生了参议会和专员公署，刘子超当选为参议员，并代表山东纵队在大会上讲了话。
1941年春，在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和刘子超的倡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利用清明节祭扫墓地的习俗，开展对历次战斗中殉难烈士的悼念活动。山东纵队政治部通令所属部队在各自的防地，建立烈士碑碣，将烈士的英名和主要事迹勒石纪念，以发扬光大烈士的伟大民族气节，教育砥砺后人。碑文在刘子超的主持下，由山纵政治部统一拟定。山东《大众日报》以《各地建立烈士碑，追随先烈血迹前进，万人景仰千古不朽》为题，全文发表了碑文。
1941年6月2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正式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刘子超代表八路军山东纵队致词。
1941年9月间，德籍作家、美国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在新四军护送下，冒着生命危险，从苏北来到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采访，刘子超和谷牧热情接待了他。10月4日（中秋节），在蛟龙湾村（今属临沭县）召开了有山东党政军民各界代表参加的盛大欢迎茶会。此后，刘子超多次向希伯介绍了山东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一一五师以及地方抗日武装的抗战事迹，希伯听到这些介绍后说：“很多外国人，甚至部分中国人，都还不知道在山东也有八路军的活动，最多也不过知道有游击队罢了。”
后来，希伯根据刘子超介绍的情况，加上他自己采访的材料，写下了许多关于山东战场生动真实的新闻报道，把山东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及时介绍给世界人民。
1941年11月，日军集中五万余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规模的“铁壁合围”扫荡。刘子超跟随部队转移作战过程中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在反“扫荡”中，山东纵队政治部在沂南县上高湖一带遭到日军合击。面对异常险恶的形势，刘子超镇静地埋藏好保密文件和笔记本后，在带领几十位战友分散突围时，不幸以身殉国，时年35岁。1954年，蒙阴县人民政府在修建孟良崮战役烈士陵园时，为刘子超修建了纪念碑。
（李丹）
刘子超
刘子超（1906—1941），原名刘起亚，又名刘苏华，笔名梦非、王夫、辛民、漆雕华等，广东兴宁人，抗战时期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纵队宣传部长，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
刘子超出生于农民家庭，9岁时在一家私塾念书，后升入兴宁县立中学初中一年级。北伐战争开始后，东征军到达兴宁、梅县一带。1926年，中共兴宁县小组成立，刘子超积极参加中共党组织推动成立的“读书会”活动。他先后阅读了《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谈》和《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兴宁县立中学有八九百名学生，刘子超是学生会的骨干之一，他经常在学生集会时作富有鼓动性的演讲。他的文笔流畅犀利，思想内容丰富，经常登榜悬墙。当时在该校任教的中共党员彭秋帆见刘子超革命意志坚定，便向党组织推荐。经过党组织考察，刘子超于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子超入党后，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把本校和附近兴民中学的青年进步分子吸收到共青团。寒暑假期间，他常带领同学到农村宣讲革命道理。他还在家乡主持成立了鲤湖乡农会，开展“耕者有其田”的革命活动。
1927年初，校方以“煽动学潮、破坏教学”的罪名，开除了刘子超的学籍。刘子超到兴民中学的“青年改造社”躲避一个多月，后到梅县东山中学继续念书。半年后，因有人告密被捕入狱。不久越狱成功的刘子超化装回到兴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10月，在中共兴宁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新圩区委党支部，刘子超任宣传委员。他与肖向荣、冯宪章、伍扬俊、彭清寰等人在新圩、水口一带，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打击当地反动势力，巩固发展中共党团组织。不久，中共兴宁县委驻水口、新圩机关遭到破坏，刘子超辗转到达上海。
刘子超到上海后改名刘苏华，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他除悉心钻研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外，还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同时与创造社的潘梓年、潘汉年、李初梨、王学文、冯乃超等往来密切，很快成为上海艺术大学的积极活动分子。在实际革命斗争的锻炼下，他逐步成为共产党的理论家和活动家。1929年春，刘子超到上海爱文义路的华南大学工作，后来担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秋后又调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期间，他经常以国际共运研究专家的身份，到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及一些中学、社会团体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外，他还创办了为中共党组织开展活动的阵地浦江中学。兴宁县中共党组织遭到连续破坏后，张中、陈孤凤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相继抵沪，他们在刘子超的帮助下纷纷恢复党团组织关系。
1932年，刘子超先后发表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的批判》《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两篇重要论文，对上海托派文人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的谬论，进行了有力批驳。
1933年，刘子超在上海第二次被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他巧妙地保护了自己，没有暴露政治身份。次年刑满出狱后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刘子超仍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以漆雕华为笔名在《读书生活》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1935年“华北事变”后，刘子超从官方了解到国民党内外政策的调整变化和国共谈判的信息。1936年，刘子超来到山西太原，为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讲授社会科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子超到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的政治处工作，适逢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以十八集团军代表的名义在程潜处任联络处主任。在朱瑞的帮助下，刘子超恢复了中共党组织关系。
1937年秋，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做准备，朱瑞、刘子超等人决定以豫北师管区张轸司令的名义开办“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训练所成立中共党组，朱瑞任书记，刘子超为党组成员兼训练所主任。因蒋介石派往张轸部任参谋长的詹某掣肘和破坏，训练所首批200名学员不得不提前毕业，分配工作。刘子超率领留下的四五十人作为骨干，于同年12月上旬迁往山西晋城，成立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刘子超任校长，王振华为副校长。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既是中共在晋冀鲁豫地区开办的第一所正式的干部学校，又是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该地区进行抗日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1938年4月，在豫北、太原、临汾相继沦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华北军政干校为基础，在山西陵川建立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刘子超任司令员，共计统辖三千余人的一、二、四、五支队，活动在豫北修武、武陟等地开展敌后游击战。1939年2月，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改编为八路军晋冀鲁豫第五军分区赵谭支队，刘子超任支队副司令员。
1939年6月，刘子超随徐向前、朱瑞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宣传部长。10月，刘子超任由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机关合并而成的山东纵队宣传部长。刘子超极为重视新闻出版和报纸的发行工作。他在听取了山东《大众日报》社负责人刘导生和匡亚明的汇报后，说道：“我希望的《大众日报》，首先负担起引导抗日战争正义舆论的责任；其次，希望能够负担起教育大众的责任；再次，希望能够负担起反汉奸舆论和揭发日寇欺骗宣传的责任。” 此后，他还利用行军和战斗的间隙，在两年的时间里为报纸撰写社论、专论达16篇之多。
1940年前后，刘子超参加了山东宪政促进会的筹备工作。1940年2月22日，大会隆重举行，刘子超当选为省宪政促进会常务委员。
为了团结文化界人士，推动山东文化运动，刘子超于1940年4月3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展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一文，文章揭露了日本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和对中国同胞进行奴化教育的卑鄙险恶行径，阐明了开展战时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和方向。4日，他借鲁南民众总动委开会之机，召开了一次山东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座谈会，会上成立了山东文协筹备委员会。随后，他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山东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的社论。5月4日，为纪念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节日，他又撰写了两篇文章：《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和《青年与新文化运动》。文章深入浅出，阐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号召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着眼现实，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
刘子超还以笔作刀枪，对汉奸卖国贼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打击。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为揭露汪精卫的行径，使民众识破其真面目，刘子超5月10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汪逆兆铭卖国事敌的罪恶种种》一文，指出汪精卫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开始主张对日妥协，继而以大量事实，历数汪精卫十三条罪行。6月4日，刘子超以《驳斥汪逆的伪“三民主义”》为题，给《大众日报》写了专论，从理论上戳穿了汪精卫所标榜的“三民主义”投降实质，动员抗日军民坚决执行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使山东人民认清了汪精卫的汉奸真面目。
1940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提议：为统一指导山纵部队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创办山东纵队的“军报”，并定名为《前卫报》，由山纵宣传部长刘子超直接领导该项工作。刘子超接受这一任务后，立即着手筹备，及时提出调配人员、筹措经费和置办设备的方案。在战争环境下，他以顽强的战斗姿态，边行军打仗，边积极筹备，《前卫报》于当年的11月7日正式问世。这张报纸一问世，便受得山纵全军一致称赞，对加强部队思想教育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每期付梓前，刘子超都认真审阅，批改稿件。其中社论和一些重要文章，多由他亲自撰写。他要求文章要大众化、口语化，力求使工农兵看得懂听得懂。有些半文半白的稿件，他一定要改成白话文才采用。
刘子超还从部队里物色了几个有专长的干部，建立起土洋并举的小型“新闻电台”。每次行军驻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快速架起天线，收抄国民党和敌伪电台播出的消息，编成油印快讯，供首长和宣传部门内部参考。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收抄延安的广播。每当中共中央播发《解放日报》社论或重大新闻的时候，刘子超总是让电台一边接收一边送给他看。他看后，随即安排抄送传阅或送给《前卫报》登载。有时因有敌战情，报纸无法出版，他就以油印小快报来代替，使部队广大指战员能尽快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刘子超以《大众日报》和《前卫报》为阵地，从山东战场的实际出发，针对国际国内斗争形势，从国外到国内，从政治、文化到军事，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党报军报的优势，有计划、有步骤地撰写了诸如《敌国阿部内阁的坍台》《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动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解放》《怎样粉碎敌伪“强化治安运动”的阴谋》等数十篇政论文章。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在鲁中区的青驼寺（今属沂南县）举行山东省联合大会，成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最高政权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战工会的委员，分在教育组工作。此后，经过他们的努力，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活动非常活跃，人们一面打仗、生产，一面学习政治文化，到处书声琅琅，歌声嘹亮。
1940年12月，为纪念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两周年，山纵政治部在刘子超的倡导下，谱写了《山东纵队进行曲》，以激励山纵全军指战员的斗志。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是由郭华谱曲、刘子超亲自作词。歌词的内容逼真、形象，有高度的概括性，受到了各界人士和根据地军民的一致好评。
1941年2月26日，沂蒙区参议会暨沂蒙专员公署成立。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在沂南县朱家里庄召开的沂蒙区抗日民众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沂蒙区的议政和行政机构，选举产生了参议会和专员公署，刘子超当选为参议员，并代表山东纵队在大会上讲了话。
1941年春，在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和刘子超的倡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利用清明节祭扫墓地的习俗，开展对历次战斗中殉难烈士的悼念活动。山东纵队政治部通令所属部队在各自的防地，建立烈士碑碣，将烈士的英名和主要事迹勒石纪念，以发扬光大烈士的伟大民族气节，教育砥砺后人。碑文在刘子超的主持下，由山纵政治部统一拟定。山东《大众日报》以《各地建立烈士碑，追随先烈血迹前进，万人景仰千古不朽》为题，全文发表了碑文。
1941年6月2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正式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刘子超代表八路军山东纵队致词。
1941年9月间，德籍作家、美国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在新四军护送下，冒着生命危险，从苏北来到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采访，刘子超和谷牧热情接待了他。10月4日（中秋节），在蛟龙湾村（今属临沭县）召开了有山东党政军民各界代表参加的盛大欢迎茶会。此后，刘子超多次向希伯介绍了山东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一一五师以及地方抗日武装的抗战事迹，希伯听到这些介绍后说：“很多外国人，甚至部分中国人，都还不知道在山东也有八路军的活动，最多也不过知道有游击队罢了。”
后来，希伯根据刘子超介绍的情况，加上他自己采访的材料，写下了许多关于山东战场生动真实的新闻报道，把山东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及时介绍给世界人民。
1941年11月，日军集中五万余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规模的“铁壁合围”扫荡。刘子超跟随部队转移作战过程中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在反“扫荡”中，山东纵队政治部在沂南县上高湖一带遭到日军合击。面对异常险恶的形势，刘子超镇静地埋藏好保密文件和笔记本后，在带领几十位战友分散突围时，不幸以身殉国，时年35岁。1954年，蒙阴县人民政府在修建孟良崮战役烈士陵园时，为刘子超修建了纪念碑。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