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希伯（Hans Shippe）（1897—1941），德国共产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积极宣传者。他为实地考察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曾先后两次来华，参加过北伐军，访问过延安，到过皖南、苏北、鲁南。
汉斯·希伯生于克拉科夫（原属奥匈帝国，今波兰），1918年去德国，并在那里读大学，在莱比锡和斯图加特参加工人运动，不久加入德国共产党。
一
汉斯·希伯很早就开始关心关注远东和中国问题。1926年，他来到上海，深入地调查过“五卅惨案”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后去广州参加了北伐军。自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他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总部政治部工作，与国际工人支援组织负责中国事务的代表弗里德里克·利亨哈德共同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希伯在《中国通讯》上所发表的文章内容主要是向国内、国外宣传国民革命军领导集团的主张，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希伯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以及国民政府各部门的主要代表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为了考察了解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他曾在研究了中国历史的基础上和中国同仁交流意见。同时，他还花费大量精力，着手汇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论述中国和远东问题的论述、论著，可惜这项工作因多种原因最终未能完成。后来，由于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孙中山关于国民革命的主张，《中国通讯》不能继续出版，希伯遂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正式声明，他已不能把国民党的观点和他自己的信念统一起来 。
1927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希伯回到欧洲，汇集了他在华撰写的文章和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用德文编成《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一书，以“亚细亚人”（Asimicus）的笔名，于1928年2月1日在柏林出版 。希伯在这本书中描述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发展过程和自己的看法。书中还附录了他描述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的几篇文章。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希伯曾召开过中国问题讨论会。他有声有色的演说，赢得了很多听众。
1931年4月，德国周刊《世界舞台》第17期上发表了希伯（署名亚细亚人）撰写的《中国之谜》。这篇文章指出：几百年前“中国之谜”让人用鸦片和军舰揭开了，致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角斗场，以致至今中国的革命因他们插手而以失败告终。“九一八事变”后，希伯为《世界舞台》撰文，揭露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发展过程，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1932年秋，希伯再次从德国来到中国，并在上海定居。同年12月撰写了《殖民地中国》一文，文中指出，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拼命地争夺势力范围，是要将中国肢解成几个殖民地”。1935年10月，希伯撰写了《瓜分中国财政的利刃》一文，把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和国民党政府出卖本国利益的情况公诸于世，以唤起各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1937年6月22日，在北平出版的《民主》半月刊第四期上，希伯发表了《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
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正在上海的希伯非常关心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刻关注着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最新动向。他看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战，心情无比激动，便不辞辛劳和危险，频繁奔波于前线和后方之间，猛烈抨击日军的侵华行为，并呼吁全世界人民都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了真实地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战，他决心到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
1938年春，经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安排，希伯来到武汉，随后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会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还赞扬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并谈到了希伯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的对《西行漫记》的评论文章。毛泽东说，斯诺已经真实地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英勇奋战的情况，并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不应该对他的作品求全责备。希伯感到毛泽东的谈话使他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对他的教育也十分深刻 。希伯在延安期间，还访问了许多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参加了一些集会和活动。他对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给予高度赞扬，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
1939年2、3月间，希伯与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记者杰克·贝尔敦等，由新四军卫生部负责人沈其震陪同，从上海到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等人。3月7日，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礼堂，向驻云岭的排以上干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希伯参加了这次集会，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并作了记录 。3月14日，新四军军部欢迎周恩来西上，希伯应邀参加了合影。此外，在新四军卫生部的房前，他曾与陈毅、粟裕、史沫特莱、贝尔敦合影留念。同年4月，希伯在《美亚评论》上发表了他在新四军军部撰写的《长江三角洲游击战》一文，文章肯定了新四军模范地执行纪律，作战无比英勇，不怕牺牲，并扎扎实实地为加强统一战线而工作。同年6月，希伯在《美亚评论》上又发表了《周恩来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报道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报告的要点。
1940年11月底，希伯在上海撰写了《法西斯轴心国同中国统一战线的较量》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希伯揭露了蒋介石政府阴谋为轴心国效劳，不遗余力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内战，为投降日军开辟道路的行径；颂扬了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同轴心国的罪恶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事迹，如实地反映了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1940年12月，希伯在《美亚评论》上发表了《美国会从慕尼黑事件接受教训吗》一文，抨击了英国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美国政府不干涉政策，呼吁英美苏中结成抗日联合阵线。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行径，希伯非常气愤。他在3月出版的《美亚评论》上发表了《叶挺将军传》，尖锐指出：“中央政府把叶挺将军称为‘叛逆’是一派胡言”。希伯呼吁：“立即释放叶挺，并停止对新四军与八路军的一切进攻，这是继续抗日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首要条件!”希伯在向世界人民揭露了蒋介石政府袭击新四军、与日伪搞合流的罪行之后，又写了《中国的内战摩擦有助于日本》一文，发表在1941年5月出版的《美亚评论》上。希伯在他的文章中向世界人民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穿了蒋介石集团在“皖南事变”后编造的种种谎言，痛斥了蒋介石政府不顾中华民族的危亡，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行径。这些文章对世界各国人民认清国民党政府妥协动摇，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救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1941年5月，希伯以记者的身份，和夫人秋迪一起，携带打字机，从上海乘船到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秋迪作为他的助手，同他一起到过盐城、阜宁，会见了新四军领导人。希伯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了苏北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
在苏北期间，希伯积极参加集会，热情洋溢地发表演说，不忘及时进行写作，工作繁忙充实。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他就依据所见所闻撰写出一部约80000字的《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时还撰写9月10日刊登在《美亚评论》上的《重访新四军占领区》《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两篇报道。
希伯在《重访新四军占领区》这篇报道中说：新四军是抵抗日本侵略、最得人心的中国军队。不论是这个地区日本交通线内的中国人民，还是交通线外和尚未沦陷地区的人民，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称赞这支军队，并把它作为中国打败日本侵略的英雄的象征，且引以自豪 。《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则着重介绍了新四军领导广大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人民参议会和减租减息的状况。
通过这次苏北访问，希伯对中国军民在敌后抗战的了解更加深刻。他决定继续北上，进一步深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采访。
1941年9月12日，越过古运河，跨过陇海路的希伯到达山东解放区滨海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受到师首长和师部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9月25日，以《德籍作家希伯到鲁南，各界筹备欢迎》为题在《大众日报》刊登消息称：“在抗战中，外国记者到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人。”希伯到达滨海区后，立即着手访问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省战工会、八路军山东纵队负责人黎玉等领导人，此外还访问了许多当地干部、士兵、工人、农民等普通群众。
10月4日傍晚，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为希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省文协凌青代表各界用英语致欢迎词，希伯在致答词中激动地回顾十余年同中国人民共同艰苦奋斗的经历，恳切请求大家给他提供各种研究材料，以便完成他采访“抗日的山东”这个重要任务。他把这次到苏北和山东敌后的访问，称为“生平最好的一次旅行”，并表示“一定要把亲自经历的一切事情，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的人们” 。
在滨海区实地采访的两个月内，希伯先后写出一篇通讯（《在日本占领区的旅行》）和两篇长篇报告（《八路军在山东》《为收复山东而斗争》）。同时，他还利用采访调查获得的新材料，补充修改并充实了《中国团结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书。在书中，他鲜明地表示：“如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他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充满乐观态度的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分裂、破坏抗战的行为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还通过私人关系致电驻重庆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陈述制止反共摩擦、推进民主团结的必要性。
1941年11月初，驻扎临沂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集结日伪军5万多人，对鲁中沂蒙山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八路军一一五师决定挺进沂蒙山区开展反“扫荡”斗争。当时，部队领导考虑到希伯的安全问题，曾打算把他转移到安全地带，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这正是需要我的时刻，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并把这一斗争的壮烈事迹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
反“扫荡”战斗夜以继日地进行，部队机关不断转移。希伯从来不骑师首长给他配备的枣红马，而是用这匹马驮伤病员、行李、军械等。身穿八路军军装的希伯随着转战的队伍，不畏艰险，越过山岭，穿过村庄，人们都亲切地叫他“外国八路”。一路上，他不断地请翻译找人谈话，请参谋人员讲解军事知识，随时了解历次反“扫荡”的情况。此时，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日趋激烈。11月4日傍晚，日军在沂南留田一带以优势兵力包围了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机关和师特务营共三千余人，妄图一举灭掉八路军指挥机关。5日下午，希伯应邀参加了罗荣桓在牛家沟召开的研究突围问题的军事会议。罗荣桓提出向临沂方向突围，希伯和大家一样感到不理解，因为那里靠近日军的巢穴。罗荣桓解释说：东有日军重兵设伏，北有日、顽进逼，西有津浦铁路封锁线，唯有南面日军后方空虚，只有出其不意地插到临沂附近一带，主动引诱日军回师，然后牵着他们的鼻子转战，才能逐步粉碎其“合围”与“清剿”，夺取反“扫荡”的胜利。大家听了罗荣桓的讲话，看了地图上的突围路线，信心倍增。希伯在会上没有发言，但他始终用心听，用心想。散会时，他特别兴奋，因为一一五师首长们对他的信任和关怀使他感到自豪。
晚7点多钟，三千多人在东汶河沙滩上集合出发，部队顺利穿过日军第一道封锁线张庄后向西越过临蒙公路进入日军第三道封锁线。急于包围留田的日伪军将大部兵力都调走，因此这一带戒备松弛，八路军又顺利地越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突围部队于黎明前到达费县汪沟一带后，希伯立即以饱满的激情撰写了通讯《无声的战斗》，并很快刊登在《战士报》第一版上。看到这份报纸的人们，都为部队取得的胜利感到高兴，又由衷地敬佩这位同甘苦共患难的外国友人。
四
“扫荡”与反“扫荡”的战斗仍在继续。为了有力地对付日军，山东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警卫部队分成几个梯队分散活动，各自为战。希伯随着以省战工会为主的第二梯队一起战斗。11月30日，第二梯队在转向东蒙群山中海拔近七百米的大青山时与日军遭遇。日军一个混成旅团将第二梯队重重包围，猛烈的炮火向阵地倾泻而来。第二梯队仅有一个连的兵力，在力量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指战员们同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和机关工作人员也都投入了战斗。梯队领导决定分成三个分队向西南突围，并安排希伯随一分队先走，但他不肯。待一分队冲出日军包围后，梯队领导又动员希伯跟二分队突围，他仍然不肯，说：“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我决定战斗到底。” 说完，他提着手枪，加入最后突围的三分队。
在激烈的战斗中，希伯的翻译和警卫人员先后倒下了，许多战士负伤、牺牲。希伯从牺牲的战士身边捡起枪来，猛烈地向日军射击。这时，他臂部负了重伤，但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最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汉斯·希伯在大青山下五道罐沟的沟子山麓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突围战斗结束后，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当地群众，将希伯的遗体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
1942年，为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山东军民在赣榆县马鞍山上，为他建立了一座白色的圆锥形纪念碑，碑上镌刻着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肖华的题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1944年，希伯烈士的遗骨由大青山移葬于沂南县东梭庄革命烈士墓地。1963年10月9日，烈士遗骨又迁至临沂地区烈士陵园，在墓志铭上写有颂词：“希伯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和把中国正义斗争的消息传播给世界人民的献身精神，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希伯同志永垂不朽!”
（李丹）
汉斯·希伯
汉斯·希伯（Hans Shippe）（1897—1941），德国共产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积极宣传者。他为实地考察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曾先后两次来华，参加过北伐军，访问过延安，到过皖南、苏北、鲁南。
汉斯·希伯生于克拉科夫（原属奥匈帝国，今波兰），1918年去德国，并在那里读大学，在莱比锡和斯图加特参加工人运动，不久加入德国共产党。
一
汉斯·希伯很早就开始关心关注远东和中国问题。1926年，他来到上海，深入地调查过“五卅惨案”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后去广州参加了北伐军。自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他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总部政治部工作，与国际工人支援组织负责中国事务的代表弗里德里克·利亨哈德共同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希伯在《中国通讯》上所发表的文章内容主要是向国内、国外宣传国民革命军领导集团的主张，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希伯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以及国民政府各部门的主要代表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为了考察了解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他曾在研究了中国历史的基础上和中国同仁交流意见。同时，他还花费大量精力，着手汇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论述中国和远东问题的论述、论著，可惜这项工作因多种原因最终未能完成。后来，由于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孙中山关于国民革命的主张，《中国通讯》不能继续出版，希伯遂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正式声明，他已不能把国民党的观点和他自己的信念统一起来 。
1927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希伯回到欧洲，汇集了他在华撰写的文章和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用德文编成《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一书，以“亚细亚人”（Asimicus）的笔名，于1928年2月1日在柏林出版 。希伯在这本书中描述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发展过程和自己的看法。书中还附录了他描述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的几篇文章。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希伯曾召开过中国问题讨论会。他有声有色的演说，赢得了很多听众。
1931年4月，德国周刊《世界舞台》第17期上发表了希伯（署名亚细亚人）撰写的《中国之谜》。这篇文章指出：几百年前“中国之谜”让人用鸦片和军舰揭开了，致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角斗场，以致至今中国的革命因他们插手而以失败告终。“九一八事变”后，希伯为《世界舞台》撰文，揭露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发展过程，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1932年秋，希伯再次从德国来到中国，并在上海定居。同年12月撰写了《殖民地中国》一文，文中指出，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拼命地争夺势力范围，是要将中国肢解成几个殖民地”。1935年10月，希伯撰写了《瓜分中国财政的利刃》一文，把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和国民党政府出卖本国利益的情况公诸于世，以唤起各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1937年6月22日，在北平出版的《民主》半月刊第四期上，希伯发表了《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
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正在上海的希伯非常关心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刻关注着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最新动向。他看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战，心情无比激动，便不辞辛劳和危险，频繁奔波于前线和后方之间，猛烈抨击日军的侵华行为，并呼吁全世界人民都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了真实地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战，他决心到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
1938年春，经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安排，希伯来到武汉，随后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会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还赞扬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并谈到了希伯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的对《西行漫记》的评论文章。毛泽东说，斯诺已经真实地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英勇奋战的情况，并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不应该对他的作品求全责备。希伯感到毛泽东的谈话使他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对他的教育也十分深刻 。希伯在延安期间，还访问了许多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参加了一些集会和活动。他对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给予高度赞扬，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
1939年2、3月间，希伯与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记者杰克·贝尔敦等，由新四军卫生部负责人沈其震陪同，从上海到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等人。3月7日，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礼堂，向驻云岭的排以上干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希伯参加了这次集会，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并作了记录 。3月14日，新四军军部欢迎周恩来西上，希伯应邀参加了合影。此外，在新四军卫生部的房前，他曾与陈毅、粟裕、史沫特莱、贝尔敦合影留念。同年4月，希伯在《美亚评论》上发表了他在新四军军部撰写的《长江三角洲游击战》一文，文章肯定了新四军模范地执行纪律，作战无比英勇，不怕牺牲，并扎扎实实地为加强统一战线而工作。同年6月，希伯在《美亚评论》上又发表了《周恩来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报道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报告的要点。
1940年11月底，希伯在上海撰写了《法西斯轴心国同中国统一战线的较量》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希伯揭露了蒋介石政府阴谋为轴心国效劳，不遗余力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内战，为投降日军开辟道路的行径；颂扬了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同轴心国的罪恶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事迹，如实地反映了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1940年12月，希伯在《美亚评论》上发表了《美国会从慕尼黑事件接受教训吗》一文，抨击了英国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美国政府不干涉政策，呼吁英美苏中结成抗日联合阵线。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行径，希伯非常气愤。他在3月出版的《美亚评论》上发表了《叶挺将军传》，尖锐指出：“中央政府把叶挺将军称为‘叛逆’是一派胡言”。希伯呼吁：“立即释放叶挺，并停止对新四军与八路军的一切进攻，这是继续抗日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首要条件!”希伯在向世界人民揭露了蒋介石政府袭击新四军、与日伪搞合流的罪行之后，又写了《中国的内战摩擦有助于日本》一文，发表在1941年5月出版的《美亚评论》上。希伯在他的文章中向世界人民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穿了蒋介石集团在“皖南事变”后编造的种种谎言，痛斥了蒋介石政府不顾中华民族的危亡，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行径。这些文章对世界各国人民认清国民党政府妥协动摇，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救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1941年5月，希伯以记者的身份，和夫人秋迪一起，携带打字机，从上海乘船到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秋迪作为他的助手，同他一起到过盐城、阜宁，会见了新四军领导人。希伯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了苏北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
在苏北期间，希伯积极参加集会，热情洋溢地发表演说，不忘及时进行写作，工作繁忙充实。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他就依据所见所闻撰写出一部约80000字的《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时还撰写9月10日刊登在《美亚评论》上的《重访新四军占领区》《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两篇报道。
希伯在《重访新四军占领区》这篇报道中说：新四军是抵抗日本侵略、最得人心的中国军队。不论是这个地区日本交通线内的中国人民，还是交通线外和尚未沦陷地区的人民，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称赞这支军队，并把它作为中国打败日本侵略的英雄的象征，且引以自豪 。《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则着重介绍了新四军领导广大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人民参议会和减租减息的状况。
通过这次苏北访问，希伯对中国军民在敌后抗战的了解更加深刻。他决定继续北上，进一步深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采访。
1941年9月12日，越过古运河，跨过陇海路的希伯到达山东解放区滨海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受到师首长和师部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9月25日，以《德籍作家希伯到鲁南，各界筹备欢迎》为题在《大众日报》刊登消息称：“在抗战中，外国记者到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人。”希伯到达滨海区后，立即着手访问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省战工会、八路军山东纵队负责人黎玉等领导人，此外还访问了许多当地干部、士兵、工人、农民等普通群众。
10月4日傍晚，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为希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省文协凌青代表各界用英语致欢迎词，希伯在致答词中激动地回顾十余年同中国人民共同艰苦奋斗的经历，恳切请求大家给他提供各种研究材料，以便完成他采访“抗日的山东”这个重要任务。他把这次到苏北和山东敌后的访问，称为“生平最好的一次旅行”，并表示“一定要把亲自经历的一切事情，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的人们” 。
在滨海区实地采访的两个月内，希伯先后写出一篇通讯（《在日本占领区的旅行》）和两篇长篇报告（《八路军在山东》《为收复山东而斗争》）。同时，他还利用采访调查获得的新材料，补充修改并充实了《中国团结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书。在书中，他鲜明地表示：“如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他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充满乐观态度的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分裂、破坏抗战的行为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还通过私人关系致电驻重庆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陈述制止反共摩擦、推进民主团结的必要性。
1941年11月初，驻扎临沂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集结日伪军5万多人，对鲁中沂蒙山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八路军一一五师决定挺进沂蒙山区开展反“扫荡”斗争。当时，部队领导考虑到希伯的安全问题，曾打算把他转移到安全地带，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这正是需要我的时刻，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并把这一斗争的壮烈事迹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
反“扫荡”战斗夜以继日地进行，部队机关不断转移。希伯从来不骑师首长给他配备的枣红马，而是用这匹马驮伤病员、行李、军械等。身穿八路军军装的希伯随着转战的队伍，不畏艰险，越过山岭，穿过村庄，人们都亲切地叫他“外国八路”。一路上，他不断地请翻译找人谈话，请参谋人员讲解军事知识，随时了解历次反“扫荡”的情况。此时，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日趋激烈。11月4日傍晚，日军在沂南留田一带以优势兵力包围了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机关和师特务营共三千余人，妄图一举灭掉八路军指挥机关。5日下午，希伯应邀参加了罗荣桓在牛家沟召开的研究突围问题的军事会议。罗荣桓提出向临沂方向突围，希伯和大家一样感到不理解，因为那里靠近日军的巢穴。罗荣桓解释说：东有日军重兵设伏，北有日、顽进逼，西有津浦铁路封锁线，唯有南面日军后方空虚，只有出其不意地插到临沂附近一带，主动引诱日军回师，然后牵着他们的鼻子转战，才能逐步粉碎其“合围”与“清剿”，夺取反“扫荡”的胜利。大家听了罗荣桓的讲话，看了地图上的突围路线，信心倍增。希伯在会上没有发言，但他始终用心听，用心想。散会时，他特别兴奋，因为一一五师首长们对他的信任和关怀使他感到自豪。
晚7点多钟，三千多人在东汶河沙滩上集合出发，部队顺利穿过日军第一道封锁线张庄后向西越过临蒙公路进入日军第三道封锁线。急于包围留田的日伪军将大部兵力都调走，因此这一带戒备松弛，八路军又顺利地越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突围部队于黎明前到达费县汪沟一带后，希伯立即以饱满的激情撰写了通讯《无声的战斗》，并很快刊登在《战士报》第一版上。看到这份报纸的人们，都为部队取得的胜利感到高兴，又由衷地敬佩这位同甘苦共患难的外国友人。
四
“扫荡”与反“扫荡”的战斗仍在继续。为了有力地对付日军，山东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警卫部队分成几个梯队分散活动，各自为战。希伯随着以省战工会为主的第二梯队一起战斗。11月30日，第二梯队在转向东蒙群山中海拔近七百米的大青山时与日军遭遇。日军一个混成旅团将第二梯队重重包围，猛烈的炮火向阵地倾泻而来。第二梯队仅有一个连的兵力，在力量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指战员们同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和机关工作人员也都投入了战斗。梯队领导决定分成三个分队向西南突围，并安排希伯随一分队先走，但他不肯。待一分队冲出日军包围后，梯队领导又动员希伯跟二分队突围，他仍然不肯，说：“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我决定战斗到底。” 说完，他提着手枪，加入最后突围的三分队。
在激烈的战斗中，希伯的翻译和警卫人员先后倒下了，许多战士负伤、牺牲。希伯从牺牲的战士身边捡起枪来，猛烈地向日军射击。这时，他臂部负了重伤，但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最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汉斯·希伯在大青山下五道罐沟的沟子山麓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突围战斗结束后，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当地群众，将希伯的遗体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
1942年，为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山东军民在赣榆县马鞍山上，为他建立了一座白色的圆锥形纪念碑，碑上镌刻着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肖华的题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1944年，希伯烈士的遗骨由大青山移葬于沂南县东梭庄革命烈士墓地。1963年10月9日，烈士遗骨又迁至临沂地区烈士陵园，在墓志铭上写有颂词：“希伯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和把中国正义斗争的消息传播给世界人民的献身精神，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希伯同志永垂不朽!”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