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丕振（1885—1914），山东掖县（今莱州市）大珍珠村人，民国初年山东省议员，讨伐袁世凯北方革命军领袖之一。
邱丕振出身富裕之家。其父邱棋拥有良田三百多亩，经营的草织品外销国际市场，并获巴拿马赛会特奖，后来又在京、津、青、沪等地开设工厂、商店，富甲一方。邱棋育有十子，都受过良好教育，邱丕振行七。他自幼学习努力刻苦，成绩优良，少年时代的他就从父亲那里初步了解到欧美国家先进、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现实，决心立志拯救祖国。他崇拜投笔从戎的班超、精忠报国的岳飞、抵抗倭寇的戚继光和虎门抗英销烟的林则徐等爱国英雄。为实现自己振业兴邦的志向，他12岁时便使用“丕振”之名，立誓效仿这些仁人志士的爱国精神，洗雪国耻，振国兴邦。
邱丕振16岁考入济南武备学堂，学习刻苦勤奋，习文练武，关心政治，品学兼优。与同学相处，他总是主持正义，乐于助人，当同学经济拮据时他又总是慷慨解囊，因此深受同学喜爱和信赖。在武备学堂学习二年，正遇上山东当局首次派留学生赴日学习的机遇。于是，邱丕振以学习成绩优异当选。1903年，他18岁东去日本进入振武学堂学习军事。该校是中国人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他积极学习课业，课余即与几位山东籍同学共组“利群社”。他们以研讨学术为名，实则宣传推翻清朝统治的活动。该社总的主张是：清朝皇室腐败无能，杀戮百姓史无前例，所以不推翻它，振兴中华就无从谈起（孙娟《我的外公邱丕振》，《春秋》1997年第4期，第30页）。
邱丕振因日夜苦读，再加上“利群社”事务繁重，竟至积劳成疾，患上脑疾，因此进住东京“田端脑病院”疗养。适逢湖南革命党人宋教仁也在该院养病，二人很快结识并成为密友，整日促膝倾谈，这使丕振的思想受到了一定影响。丕振脑病久治不愈，难以实现其进日本陆军大学的宏愿，便于1908年归国返乡。不久，好友徐镜心来约，并谒见其父邱棋，讲明救国之理，并劝其资助革命。邱棋当即捐款两万元，曰：“吾有十子，二子务农，四子经商，其余四子交君提携。”徐是同盟会山东分会主盟，当即介绍邱丕振兄弟加入了同盟会，后人有誉称“邱氏四雄入盟”之说（孙娟《我的外公邱丕振》，《春秋》1997年第4期，第30页）。
邱丕振返回家乡后，在其精通医术的父亲邱棋的精心治疗下，不久便可以进行一些运动。丕振人在家养病，心却思谋着革命。他计划边治病，边创办实业为革命筹措资金。他从日本购进十多台织网器，与诸兄弟合办了“元和”机器织网厂，但获利不丰。于是，他又自创了一种捻线机，经过半年试验成功后，就在青岛购来机床，增加设备，计划自己制造这种机器，并自制织网机。正当他扩大规模准备大干时，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于是他果断决定西去济南，联络同学，响应南方义举（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徐镜心认为“先举胶东，实较西去更有把握，而有裨大局”。邱丕振认为此言有理，决定东行。邱丕振弟兄立说立行，共同发起组建“共和急进会”。他卖掉家产，为该会筹措资金达10万元，全力协助徐的工作。徐与邱丕振去了烟台，邱绍尹则去了青岛，筹措款项，联络军队，把自己在青岛的三处不动产全部售出，所得款项全部资助革命。接着，他们又派邱子厚与邱典五把家在上海的“公和通”与“天和顺”商号为抵押筹银20万两，并廉价出售了3顷田地，此二项款子，全由邱典五与邱子厚去日本购置枪械。邱丕振兄弟与同仁又筹款购买了一批弹药和七百余枝枪械，组建了革命军六七百人，先后夺取了登州、黄县等地。战斗中，邱丕振、邱典五等冲锋在前，身先士卒，深得官兵赞扬，于是推选邱丕振为鲁军北伐队司令，十弟邱绍尹为司令部参谋，八弟、九弟亦均为邱丕振得力助手。正当革命军乘胜前进之际，清帝退位，南北议和，邱丕振错误地认为国事已定，战争应当停止，于是毅然离开军队，致力发展经济，乃组创了五族大同会，邱丕振任副会长。1912年，邱丕振当选为山东省议员。1913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后，叛国迹象日渐暴露。邱丕振大悟，头脑猛醒，于是重新秘密组建“革新会”，联络进步军人，投入讨袁斗争。这时，孙中山电召邱丕振赴日面谈，于是他东去日本向孙先生陈述了“非由华北着手，革命不能彻底”等主张，得到了孙中山的赞许，并介绍他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委任他为北方革命军领袖，并嘱其回国后要做好工作及注意事宜（王志民《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262页）。
邱丕振回国后，在大连建立了“东北反袁斗争指挥部”，并立即部署相关的东北讨袁事宜。此时，与邱丕振共事的有孙中山先生派来的陈其美、戴季陶等人。在指挥部统一率领下，他们先后在长春、本溪、铁岭、通江口、昌图等地发动战役。为部署再战，邱丕振二次奉召去日本研究进一步讨袁对策。他决定出资10万元，黄克强另外独自出资10万元支援邱丕振再接再厉，组织发动反袁斗争。邱丕振对此次反袁斗争充满必胜信心，故二次回国，准备大干。他怀着满腔热情回到天津，计划把在青岛与济南联系的枪械运到天津，同时约定在军马场第四师的一位团长家密议。谁知，他的行踪为袁氏爪牙侦悉。一个夜晚，邱丕振出门行至租界，突出数人将其拖至中国地段后逮捕，接着密押济南，刑讯逼供。他认为，既已入狱，很难生还，于是抓紧有限的时间在狱中绘制了自己发明的“新式连发枪图纸”和“要塞炮台图”，写下了告“国人书”，最后写好了给两个弟弟的诀别书，嘱托其弟继续努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且要加强军备，防止日本入侵（孙娟《我的外公邱丕振》，《春秋》1997年第4期，第31页）。他将这些材料委托给同监狱即将释放的张肃九秘密带出，自己则做好了牺牲就义的准备。1914年10月26日，邱丕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济南西门外，时年29岁。
1916年袁世凯死后，山东省议会在济南召开大会悼念邱丕振等辛亥先烈。1961年，邱丕振被人民政府确认为辛亥革命烈士。
（刘晓焕）
邱丕振
邱丕振（1885—1914），山东掖县（今莱州市）大珍珠村人，民国初年山东省议员，讨伐袁世凯北方革命军领袖之一。
邱丕振出身富裕之家。其父邱棋拥有良田三百多亩，经营的草织品外销国际市场，并获巴拿马赛会特奖，后来又在京、津、青、沪等地开设工厂、商店，富甲一方。邱棋育有十子，都受过良好教育，邱丕振行七。他自幼学习努力刻苦，成绩优良，少年时代的他就从父亲那里初步了解到欧美国家先进、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现实，决心立志拯救祖国。他崇拜投笔从戎的班超、精忠报国的岳飞、抵抗倭寇的戚继光和虎门抗英销烟的林则徐等爱国英雄。为实现自己振业兴邦的志向，他12岁时便使用“丕振”之名，立誓效仿这些仁人志士的爱国精神，洗雪国耻，振国兴邦。
邱丕振16岁考入济南武备学堂，学习刻苦勤奋，习文练武，关心政治，品学兼优。与同学相处，他总是主持正义，乐于助人，当同学经济拮据时他又总是慷慨解囊，因此深受同学喜爱和信赖。在武备学堂学习二年，正遇上山东当局首次派留学生赴日学习的机遇。于是，邱丕振以学习成绩优异当选。1903年，他18岁东去日本进入振武学堂学习军事。该校是中国人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他积极学习课业，课余即与几位山东籍同学共组“利群社”。他们以研讨学术为名，实则宣传推翻清朝统治的活动。该社总的主张是：清朝皇室腐败无能，杀戮百姓史无前例，所以不推翻它，振兴中华就无从谈起（孙娟《我的外公邱丕振》，《春秋》1997年第4期，第30页）。
邱丕振因日夜苦读，再加上“利群社”事务繁重，竟至积劳成疾，患上脑疾，因此进住东京“田端脑病院”疗养。适逢湖南革命党人宋教仁也在该院养病，二人很快结识并成为密友，整日促膝倾谈，这使丕振的思想受到了一定影响。丕振脑病久治不愈，难以实现其进日本陆军大学的宏愿，便于1908年归国返乡。不久，好友徐镜心来约，并谒见其父邱棋，讲明救国之理，并劝其资助革命。邱棋当即捐款两万元，曰：“吾有十子，二子务农，四子经商，其余四子交君提携。”徐是同盟会山东分会主盟，当即介绍邱丕振兄弟加入了同盟会，后人有誉称“邱氏四雄入盟”之说（孙娟《我的外公邱丕振》，《春秋》1997年第4期，第30页）。
邱丕振返回家乡后，在其精通医术的父亲邱棋的精心治疗下，不久便可以进行一些运动。丕振人在家养病，心却思谋着革命。他计划边治病，边创办实业为革命筹措资金。他从日本购进十多台织网器，与诸兄弟合办了“元和”机器织网厂，但获利不丰。于是，他又自创了一种捻线机，经过半年试验成功后，就在青岛购来机床，增加设备，计划自己制造这种机器，并自制织网机。正当他扩大规模准备大干时，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于是他果断决定西去济南，联络同学，响应南方义举（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徐镜心认为“先举胶东，实较西去更有把握，而有裨大局”。邱丕振认为此言有理，决定东行。邱丕振弟兄立说立行，共同发起组建“共和急进会”。他卖掉家产，为该会筹措资金达10万元，全力协助徐的工作。徐与邱丕振去了烟台，邱绍尹则去了青岛，筹措款项，联络军队，把自己在青岛的三处不动产全部售出，所得款项全部资助革命。接着，他们又派邱子厚与邱典五把家在上海的“公和通”与“天和顺”商号为抵押筹银20万两，并廉价出售了3顷田地，此二项款子，全由邱典五与邱子厚去日本购置枪械。邱丕振兄弟与同仁又筹款购买了一批弹药和七百余枝枪械，组建了革命军六七百人，先后夺取了登州、黄县等地。战斗中，邱丕振、邱典五等冲锋在前，身先士卒，深得官兵赞扬，于是推选邱丕振为鲁军北伐队司令，十弟邱绍尹为司令部参谋，八弟、九弟亦均为邱丕振得力助手。正当革命军乘胜前进之际，清帝退位，南北议和，邱丕振错误地认为国事已定，战争应当停止，于是毅然离开军队，致力发展经济，乃组创了五族大同会，邱丕振任副会长。1912年，邱丕振当选为山东省议员。1913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后，叛国迹象日渐暴露。邱丕振大悟，头脑猛醒，于是重新秘密组建“革新会”，联络进步军人，投入讨袁斗争。这时，孙中山电召邱丕振赴日面谈，于是他东去日本向孙先生陈述了“非由华北着手，革命不能彻底”等主张，得到了孙中山的赞许，并介绍他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委任他为北方革命军领袖，并嘱其回国后要做好工作及注意事宜（王志民《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262页）。
邱丕振回国后，在大连建立了“东北反袁斗争指挥部”，并立即部署相关的东北讨袁事宜。此时，与邱丕振共事的有孙中山先生派来的陈其美、戴季陶等人。在指挥部统一率领下，他们先后在长春、本溪、铁岭、通江口、昌图等地发动战役。为部署再战，邱丕振二次奉召去日本研究进一步讨袁对策。他决定出资10万元，黄克强另外独自出资10万元支援邱丕振再接再厉，组织发动反袁斗争。邱丕振对此次反袁斗争充满必胜信心，故二次回国，准备大干。他怀着满腔热情回到天津，计划把在青岛与济南联系的枪械运到天津，同时约定在军马场第四师的一位团长家密议。谁知，他的行踪为袁氏爪牙侦悉。一个夜晚，邱丕振出门行至租界，突出数人将其拖至中国地段后逮捕，接着密押济南，刑讯逼供。他认为，既已入狱，很难生还，于是抓紧有限的时间在狱中绘制了自己发明的“新式连发枪图纸”和“要塞炮台图”，写下了告“国人书”，最后写好了给两个弟弟的诀别书，嘱托其弟继续努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且要加强军备，防止日本入侵（孙娟《我的外公邱丕振》，《春秋》1997年第4期，第31页）。他将这些材料委托给同监狱即将释放的张肃九秘密带出，自己则做好了牺牲就义的准备。1914年10月26日，邱丕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济南西门外，时年29岁。
1916年袁世凯死后，山东省议会在济南召开大会悼念邱丕振等辛亥先烈。1961年，邱丕振被人民政府确认为辛亥革命烈士。
（刘晓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