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乐陵人，国民政府察哈尔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著名抗日爱国将领。
宋哲元出生于乐陵城西北赵洪都村，先世居住在河南商丘。父亲宋湘及，曾在山西富户家中教私塾，虽满腹经文，但不谙农事，加上赵洪都村连遭水灾，以致家境窘困。宋哲元3岁时，便随父母投后颜村外族沈家，7岁时父亲开始教他识字，读一些启蒙书，七八年时间内，他先后学习了四书五经、诗文词赋和名家语录，还广泛涉猎了帝王将相、民族英雄的史略传记等。
1906年春，宋哲元辍学入京参军。1912年，他进入北洋左路备补军随营学校，毕业后在冯玉祥部第一营任中营前哨哨长，后又升任十六混成旅营长、第十一师团长、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1924年10月，他任国民军第一军第十一师（后来改为第四师）师长，1925年改任热河都统。1926年，宋哲元随冯玉祥加入国民党，任第二集团军北路军总司令兼暂编第一师师长，1927年6月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28年改任暂编第九师（后改编为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1929年代理国民军总司令。1930年中原大战时，他任第二方面第四路总指挥，同年10月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并向关内步步紧逼。宋哲元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把抵御外侮视为自己的光荣职责，提出了“枪口不对内”“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爱国口号。他率领第二十九军官兵积极进行备战训练，准备随时奔赴战场，杀敌卫国。1932年9月，宋哲元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3年3月，任第三军团总指挥，率部参加长城抗战。
1933年元旦，日军开始攻击榆关，东北军守将何柱国败退。5日，山海关陷于敌手，而后日军向热河进攻。3月4日，日军侵占热河省会承德，随后便长驱直入，进入到长城沿线，3月上旬开始向长城各口进犯，企图一举进占华北。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奋起抵抗。二十九军奉命驻守冷口以西至马兰峪长达三百余里的长城各口，其中包括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诸要塞关隘。3月8日，二十九军奉命接管喜峰口的防务，宋哲元即令先头部队赵登禹以急行军向喜峰口挺进，并委任张自忠为前敌总指挥、冯治安为副总指挥，马上赶到前线指挥作战。9日，二十九军军部抵达遵化城，离喜峰口110里。当日，日军服部、铃木两个旅团联合先遣队开始了对喜峰口的进攻，并占领了口上高地。宋哲元命令冯治安师赵登禹部继续兼程急进，午后该部也抵达喜峰口，与敌发生了战斗。由于敌人炮火猛烈，我军无力夺回高地。宋考虑到拼杀下去，对我军甚为不利，决定采用夜战、近战。11日夜间，王治邦旅负责防守喜峰口正面之敌，赵登禹、佟泽光两旅则乘夜色分路迂回，包抄日军后方。当敌人正在酣睡之际，士兵掷出手榴弹，在敌人住处开花，随后挥舞大刀，东砍西杀。日军猝不及防，留下无数尸体后四散而逃，我军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13日，沉寂了一个上午的喜峰口，到下午时有十余架日机为掩护其步兵反攻而轮番轰炸我军阵地。宋军“官兵沉着应战，远则枪击，近则刀砍，敌终未得逞” 。敌人在遭受二十九军夜袭之后，已成惊弓之鸟，在反攻中又遭惨败。于是，攻击喜峰口正面之敌于14日上午悄悄自行撤退。黄昏，喜峰口正面高地为二十九军王治邦旅完全占领。
喜峰口战役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国，舆论称赞二十九军是“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能忘记的英雄”，各界慰问团体纷至沓来，宋哲元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抗日意志。
1935年6月初，日军制造了“张北事变”，并乘机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提出三项无理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指派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谈判，订立了《秦土协定》。6月19日，按照《秦土协定》，国民党政府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8月28日，国民党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市长，11月底又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主席。不久，日本煽动华北五省“自治”，华北危机日益加深，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委员会成立不久，日本又提出诸如修筑津石铁路、开辟航空路线、开发龙烟煤矿、修改海关税则、收购华北棉花等所谓“经济提携”问题，宋哲元对这些问题既不断然拒绝，又不表示同意，采取推诿拖延的办法进行应对；同时，对日本在平、津某些侵占主权活动，则采取强硬抵制措施。
1936年8月，宋哲元派联络员刘子青前往延安，向中共转达他的抗日意愿。毛泽东于8月14日接见了刘子青，并给宋哲元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宋哲元的抗日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对其抗日决心给予了热情地鼓励和支持。
1937年3月，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邀请宋哲元赴宴，席间向他提出了“经济提携”的书面条款，迫使他在条款上签字。事后，宋哲元极力敷衍，托辞要由中央政府解决。日军一再催逼，宋哲元纠缠不过，便以回乡扫墓为由，于5月21日避往原籍山东乐陵，静观时局变化。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发生，坚守卢沟桥的二十九军冯治安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抵抗，给日军以英勇回击。事变发生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尚在乐陵。宋哲元初闻事变发生时，甚为愤慨，曾命令部队，要坚决消灭“当前之敌”。7月11日，宋哲元返回天津后态度有所转变，认为只要中国忍让，“卢案”就可和平解决，开始与日方谈判。7月20日，日军以重炮向长辛店、宛平县城进攻，造成中国军队的大量伤亡。此时，宋哲元的“和平”幻想破灭，认为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战斗。他一方面电呈南京最高当局，陈述华北严重局势；一方面召集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刘汝明等将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表示决心抗战。27日下午，宋哲元发表了《决尽力自卫守土通电》，表示在国家兴亡之际，要“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委冯治安为卫戍司令，张维藩为戒严司令，秦德纯为总参议，并配备了城防部队，另任佟麟阁为平南指挥官，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何基沣为平西指挥官，冀北保安队防守平北，准备固守北平。当晚，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等督师北上，协同作战。
7月28日黎明，日军出动了关东军增援部队之铃木混成旅团及酒井机械化旅团，分头向南苑、西苑、北苑之二十九军驻军猛烈袭击，其中对南苑的轰击尤其惨烈。尽管宋哲元决心坚守，但因二十九军仓促应战，日军出动机械化军团，并配以飞机向南苑、西苑的我军驻地猛烈进攻，战局对二十九军极为不利。28日下午，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召集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传来佟麟阁、赵登禹阵亡的噩耗，南苑失守。在这种形势下，宋哲元决定二十九军从北平撤退，委任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当晚，宋哲元、冯治安及二十九军撤往保定地区。30日北平、天津沦陷。
宋哲元撤到保定后，于8月3日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引咎自责，后又派秦德纯亲往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七七事变”经过和应变情况。蒋介石为达到先拉拢后打压的目的，对宋哲元并未加以责怪。8月6日，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为总司令，担任平汉铁路前线的作战任务。部队集中到津浦沿线，在河北大成、青县、河间以北驻防，总部移驻沧州。宋哲元除自责外，在各地发表了一些谈话和对亲属的勉励书，表示自己的抗战决心，并激励其部属认清职责，勇敢杀敌。9月初，日军向冀南发动进攻，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津浦作战。宋哲元是冯玉祥的部下，蒋介石深恐冯、宋结合，便派萧振瀛进行离间。于是，宋在冯玉祥到达前线就职时，请病假到山东泰山休养，回避了冯玉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交冯治安代理。10月，第六战区撤销，第一集团军改隶第一战区，为程潜指挥。11月下旬，宋哲元销假返回前线总部。这年冬，韩复榘、刘湘密谋倒蒋，韩复榘派人联合宋哲元，要宋部撤守潼关以西。蒋介石获悉，对宋哲元产生猜忌，遂缩小第一集团军建制，以削弱其力量，将宋哲元部所属六十八、五十九、六十九等3个军分别调往皖北、苏北、冀南，使第一集团军仅余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归宋哲元指挥，并让其开赴豫北。
1938年初，蒋介石调宋哲元担任有职无权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不久又将第一集团军撤销，命冯治安以十九军名义指挥七十七军和六十九军。此时，宋哲元的部队全部被调走，从而意识到蒋介石对他心存疑虑，终日忧郁不乐。不久，他以疲劳和肝病请假赴湖南衡山休养，后来又辗转赴广西阳朔、四川灌县、绵阳等地养病。在养病期间，宋哲元虽受疾病折磨，却壮志犹存，时刻期望重返前线，收拾山河。
1940年4月5日，抗日名将宋哲元在绵阳病逝。宋哲元病故后，国民政府下令褒扬，追赠一级陆军上将，遗体安葬于绵阳富乐山，并为其立了一座高大的“神道碑”。丁惟汾为之撰《追赠一级上将宋公明轩神道碑》，冯玉祥、沈尹默、于右任为墓碑题词。蒋介石先后挽以两联，一曰：“佛日方中，忽痛阴云遽护法；倭奴未灭，为怜民族失干城。”一曰：“砥柱峙中流，终使威棱慑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殄瘁恸元良。”周恩来所拟挽联写道：“失地未收回，虎威昭垂卢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朱德、彭德怀有联云：“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可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
（刘晓焕）
宋哲元
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乐陵人，国民政府察哈尔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著名抗日爱国将领。
宋哲元出生于乐陵城西北赵洪都村，先世居住在河南商丘。父亲宋湘及，曾在山西富户家中教私塾，虽满腹经文，但不谙农事，加上赵洪都村连遭水灾，以致家境窘困。宋哲元3岁时，便随父母投后颜村外族沈家，7岁时父亲开始教他识字，读一些启蒙书，七八年时间内，他先后学习了四书五经、诗文词赋和名家语录，还广泛涉猎了帝王将相、民族英雄的史略传记等。
1906年春，宋哲元辍学入京参军。1912年，他进入北洋左路备补军随营学校，毕业后在冯玉祥部第一营任中营前哨哨长，后又升任十六混成旅营长、第十一师团长、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1924年10月，他任国民军第一军第十一师（后来改为第四师）师长，1925年改任热河都统。1926年，宋哲元随冯玉祥加入国民党，任第二集团军北路军总司令兼暂编第一师师长，1927年6月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28年改任暂编第九师（后改编为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1929年代理国民军总司令。1930年中原大战时，他任第二方面第四路总指挥，同年10月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并向关内步步紧逼。宋哲元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把抵御外侮视为自己的光荣职责，提出了“枪口不对内”“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爱国口号。他率领第二十九军官兵积极进行备战训练，准备随时奔赴战场，杀敌卫国。1932年9月，宋哲元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3年3月，任第三军团总指挥，率部参加长城抗战。
1933年元旦，日军开始攻击榆关，东北军守将何柱国败退。5日，山海关陷于敌手，而后日军向热河进攻。3月4日，日军侵占热河省会承德，随后便长驱直入，进入到长城沿线，3月上旬开始向长城各口进犯，企图一举进占华北。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奋起抵抗。二十九军奉命驻守冷口以西至马兰峪长达三百余里的长城各口，其中包括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诸要塞关隘。3月8日，二十九军奉命接管喜峰口的防务，宋哲元即令先头部队赵登禹以急行军向喜峰口挺进，并委任张自忠为前敌总指挥、冯治安为副总指挥，马上赶到前线指挥作战。9日，二十九军军部抵达遵化城，离喜峰口110里。当日，日军服部、铃木两个旅团联合先遣队开始了对喜峰口的进攻，并占领了口上高地。宋哲元命令冯治安师赵登禹部继续兼程急进，午后该部也抵达喜峰口，与敌发生了战斗。由于敌人炮火猛烈，我军无力夺回高地。宋考虑到拼杀下去，对我军甚为不利，决定采用夜战、近战。11日夜间，王治邦旅负责防守喜峰口正面之敌，赵登禹、佟泽光两旅则乘夜色分路迂回，包抄日军后方。当敌人正在酣睡之际，士兵掷出手榴弹，在敌人住处开花，随后挥舞大刀，东砍西杀。日军猝不及防，留下无数尸体后四散而逃，我军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13日，沉寂了一个上午的喜峰口，到下午时有十余架日机为掩护其步兵反攻而轮番轰炸我军阵地。宋军“官兵沉着应战，远则枪击，近则刀砍，敌终未得逞” 。敌人在遭受二十九军夜袭之后，已成惊弓之鸟，在反攻中又遭惨败。于是，攻击喜峰口正面之敌于14日上午悄悄自行撤退。黄昏，喜峰口正面高地为二十九军王治邦旅完全占领。
喜峰口战役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国，舆论称赞二十九军是“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能忘记的英雄”，各界慰问团体纷至沓来，宋哲元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抗日意志。
1935年6月初，日军制造了“张北事变”，并乘机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提出三项无理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指派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谈判，订立了《秦土协定》。6月19日，按照《秦土协定》，国民党政府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8月28日，国民党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市长，11月底又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主席。不久，日本煽动华北五省“自治”，华北危机日益加深，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委员会成立不久，日本又提出诸如修筑津石铁路、开辟航空路线、开发龙烟煤矿、修改海关税则、收购华北棉花等所谓“经济提携”问题，宋哲元对这些问题既不断然拒绝，又不表示同意，采取推诿拖延的办法进行应对；同时，对日本在平、津某些侵占主权活动，则采取强硬抵制措施。
1936年8月，宋哲元派联络员刘子青前往延安，向中共转达他的抗日意愿。毛泽东于8月14日接见了刘子青，并给宋哲元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宋哲元的抗日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对其抗日决心给予了热情地鼓励和支持。
1937年3月，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邀请宋哲元赴宴，席间向他提出了“经济提携”的书面条款，迫使他在条款上签字。事后，宋哲元极力敷衍，托辞要由中央政府解决。日军一再催逼，宋哲元纠缠不过，便以回乡扫墓为由，于5月21日避往原籍山东乐陵，静观时局变化。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发生，坚守卢沟桥的二十九军冯治安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抵抗，给日军以英勇回击。事变发生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尚在乐陵。宋哲元初闻事变发生时，甚为愤慨，曾命令部队，要坚决消灭“当前之敌”。7月11日，宋哲元返回天津后态度有所转变，认为只要中国忍让，“卢案”就可和平解决，开始与日方谈判。7月20日，日军以重炮向长辛店、宛平县城进攻，造成中国军队的大量伤亡。此时，宋哲元的“和平”幻想破灭，认为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战斗。他一方面电呈南京最高当局，陈述华北严重局势；一方面召集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刘汝明等将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表示决心抗战。27日下午，宋哲元发表了《决尽力自卫守土通电》，表示在国家兴亡之际，要“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委冯治安为卫戍司令，张维藩为戒严司令，秦德纯为总参议，并配备了城防部队，另任佟麟阁为平南指挥官，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何基沣为平西指挥官，冀北保安队防守平北，准备固守北平。当晚，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等督师北上，协同作战。
7月28日黎明，日军出动了关东军增援部队之铃木混成旅团及酒井机械化旅团，分头向南苑、西苑、北苑之二十九军驻军猛烈袭击，其中对南苑的轰击尤其惨烈。尽管宋哲元决心坚守，但因二十九军仓促应战，日军出动机械化军团，并配以飞机向南苑、西苑的我军驻地猛烈进攻，战局对二十九军极为不利。28日下午，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召集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传来佟麟阁、赵登禹阵亡的噩耗，南苑失守。在这种形势下，宋哲元决定二十九军从北平撤退，委任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当晚，宋哲元、冯治安及二十九军撤往保定地区。30日北平、天津沦陷。
宋哲元撤到保定后，于8月3日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引咎自责，后又派秦德纯亲往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七七事变”经过和应变情况。蒋介石为达到先拉拢后打压的目的，对宋哲元并未加以责怪。8月6日，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为总司令，担任平汉铁路前线的作战任务。部队集中到津浦沿线，在河北大成、青县、河间以北驻防，总部移驻沧州。宋哲元除自责外，在各地发表了一些谈话和对亲属的勉励书，表示自己的抗战决心，并激励其部属认清职责，勇敢杀敌。9月初，日军向冀南发动进攻，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津浦作战。宋哲元是冯玉祥的部下，蒋介石深恐冯、宋结合，便派萧振瀛进行离间。于是，宋在冯玉祥到达前线就职时，请病假到山东泰山休养，回避了冯玉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交冯治安代理。10月，第六战区撤销，第一集团军改隶第一战区，为程潜指挥。11月下旬，宋哲元销假返回前线总部。这年冬，韩复榘、刘湘密谋倒蒋，韩复榘派人联合宋哲元，要宋部撤守潼关以西。蒋介石获悉，对宋哲元产生猜忌，遂缩小第一集团军建制，以削弱其力量，将宋哲元部所属六十八、五十九、六十九等3个军分别调往皖北、苏北、冀南，使第一集团军仅余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归宋哲元指挥，并让其开赴豫北。
1938年初，蒋介石调宋哲元担任有职无权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不久又将第一集团军撤销，命冯治安以十九军名义指挥七十七军和六十九军。此时，宋哲元的部队全部被调走，从而意识到蒋介石对他心存疑虑，终日忧郁不乐。不久，他以疲劳和肝病请假赴湖南衡山休养，后来又辗转赴广西阳朔、四川灌县、绵阳等地养病。在养病期间，宋哲元虽受疾病折磨，却壮志犹存，时刻期望重返前线，收拾山河。
1940年4月5日，抗日名将宋哲元在绵阳病逝。宋哲元病故后，国民政府下令褒扬，追赠一级陆军上将，遗体安葬于绵阳富乐山，并为其立了一座高大的“神道碑”。丁惟汾为之撰《追赠一级上将宋公明轩神道碑》，冯玉祥、沈尹默、于右任为墓碑题词。蒋介石先后挽以两联，一曰：“佛日方中，忽痛阴云遽护法；倭奴未灭，为怜民族失干城。”一曰：“砥柱峙中流，终使威棱慑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殄瘁恸元良。”周恩来所拟挽联写道：“失地未收回，虎威昭垂卢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朱德、彭德怀有联云：“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可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
（刘晓焕）